1945年5月8日
晚上步行去聖詹姆斯公園,看他們慶祝歐戰勝利日。王室騎兵衛隊和王宮之間的水面被泛光燈照亮,水邊很安靜。沒有人叫喊或者歌唱,也沒有人喝醉酒。人們手拉手,一對對地坐在草坪上。我想他們很快樂,因為和平來了,再也不會有炸彈了。我對亨利說:「我不喜歡和平。」
「我在想:不知上面會把我從家庭安全保障部調到什麼地方去呢。」
「情報部?」我竭力表現出很感興趣的樣子。
「不,不,我不會接受,那裡盡是些臨時當差的公務員。你覺得內政部怎麼樣?」
「哪兒都行,亨利,只要你滿意。」我說。隨後國王一家出來站到了陽臺上,群眾十分得體地唱起歌來。國王一家並非是希特勒、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那樣的領袖人物:他們只是一個沒有傷害過任何人的家庭。我希望有莫里斯在自己身邊。我想重新開始。我也想成為一個家庭的成員。
「很感人,是吧,」亨利說,「唔,現在我們大家夜裡都能安安靜靜地睡覺了。」聽他的口氣,就好像我們夜裡除了安安靜靜睡覺以外還做過別的什麼事兒似的。
1945年9月10日
我得有點理智。兩天前,我清理舊皮包裡的東西(因為亨利突然送了只新皮包給我,當作「和平的禮物」)時,發現了一張名片,上面印著:「理查德·斯邁思,雪松路16號,每日下午四時到六時進行私人諮詢。歡迎任何人前來。」我想:自己已經被折騰得夠久了,現在得去吃點別的藥了。如果他能夠說服我相信:什麼事也沒發生,我的誓言不算數,我就寫信給莫里斯,問他想不想再繼續下去。或許我甚至會離開亨利。我不知道。但是首先我得有點理智才是。我再也不能歇斯底里了。我要通情達理。於是我去按了雪松路上的門鈴。
此刻我正盡力回憶當時的情景。斯邁思小姐沏了茶。喝完茶後她便離開了,留下我同她哥哥單獨待在一起。他問我我的問題是什麼。我坐在一張印花布面沙發上,他則坐在一把硬邦邦的椅子上,腿上抱著一隻貓。他撫摸著貓。他的手很漂亮,但我不喜歡它們。我對他臉上的黑斑差不多還更喜歡些,但是他設法調整自己坐的角度,讓我只能看到他完好的那側臉頰。
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為什麼這麼肯定沒有天主?」
他看著自己那雙正在撫摸著貓的手。我替他遺憾,因為他能引以為豪的只有自己的雙手。要是他的臉上沒黑斑的話,或許他就根本不會有這份自豪了。
「你聽過我在公共草坪上發表的演講吧?」
「聽過。」我說。
「在那兒我只能用非常簡單的方式來討論問題,以便激勵人們自己開動腦筋去思考。你自己開始思考了嗎?」
「我想是這樣。」
「你信什麼教長大的?」
「什麼教也沒信。」
「這麼說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許受過洗禮——這只是風俗習慣,不是嗎?」
「如果你並無什麼信仰的話,那為何還要我的幫助呢?」
到底為什麼呢?我不能告訴他莫里斯被壓在門下的事情,還有我發過的誓言,現在還不能。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自出生到現在,我發過多少誓言,又違背過多少誓言,怎見得這個誓言就能堅守不變?這情形有點像是你的朋友送你一隻難看的花瓶,你等著保姆哪天不小心把它砸了。時間過了一年又一年,保姆把你寶貝的東西砸了一件又一件,可那隻難看的花瓶卻依舊安然無恙地立在那裡。我到這會兒還沒認真面對他的問題,所以他不得不又重新問了一遍。
我說:「我不能肯定自己不信神,不過我並不想信。」
「說給我聽聽。」他說。因為急於要給別人幫助,他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自己那雙漂亮的手,並且把他難看的那半邊臉轉向了我。正因為這樣,我發現自己開始說話了——說到了那天晚上,那顆落下的炸彈,還有我那愚蠢的誓言。
「你真的相信,」他說,「或許就是……」
「是這樣。」
「想一想全世界成千上萬此刻正在禱告的人吧,他們的禱告都沒有得到回應。」
「巴勒斯坦有成千上萬的人奄奄一息,當時拉撒路……」
「我們——我是說你和我——並不相信這個故事,對吧?」他用一種同我串通一氣似的口吻說道。
「當然不相信,不過有成千上萬的人是信的。他們一定認為這樣做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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