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嫉妒亨利的。」我說。

「不，不會的，這很荒唐。」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脅的話……」

「永遠不會。」她令人討厭地說道。我把她的話看作是一種侮辱，所以便頭也不回地走出屋子，下樓來到街上。我心下尋思：我是在自己演戲給自己看——這是不是說明我們的關係已經到頭了？沒有任何必要回去。如果我把她從我的心裡趕出去後，難道就不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平靜和好的婚姻，並一直持續下去嗎？那時也許我就不會感到嫉妒了，因為我的愛不會夠分量的：那樣我就會有安全感了。我就像沒人看管的白痴一樣，一邊自哀自憐、一邊怒氣沖天地走過暮色正在降臨的公共草坪。

在本書的開頭，我說過這是一個關於恨的故事，但是現在我卻不相信這一點。或許我的恨同我的愛一樣分量不夠。此刻，我停住筆，抬起頭，在寫字檯近旁的一面鏡子裡看到了自己。我自忖道，難道恨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嗎？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我想起了孩提時代我們大家在商店櫥窗的反照中看到的那張面孔，當我們眼巴巴地望著櫥窗裡那些五彩繽紛卻無法得到的東西時，櫥窗映照出的那張面孔上的五官正隨著我們的呼吸變得模糊起來。

這場爭吵爆發的時間一定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裡的某一天。戰爭從許多方面幫助了我們，正因為如此，我差不多要把它看作是自己這段風流韻事中一個不太光彩卻非常可靠的同謀了（我會故意把「風流韻事」這個暗示著開端與結束的灼人字眼掛在嘴邊）。我想當時德國已經佔領了低地國家——春天像屍體一般散發著死亡那甜得發膩的氣味，但是除了兩件實際的事情以外，並沒有什麼東西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這兩件事情，一件是亨利調到了家庭安全保障部，下班很晚；另一件是因為害怕空襲，我的女房東搬進了地下室，而不再老躲在樓上，隔著樓梯扶手監視不受歡迎的客人了。我個人的生活則因為腿瘸（我的一條腿比另外一條腿短，那是兒時的一場事故造成的）的緣故而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只是在空襲開始以後，我才覺得有必要去當一下空襲警報員。事情暫時像是我簽字畫押，選擇了置身戰事以外一樣。

那天晚上走到皮卡迪利廣場時，我心裡仍然充滿了憤恨和不信任。我最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傷害薩拉。我想帶個女人回家，同她一塊兒躺在我同薩拉做愛的那張床上——事情似乎是這樣：我知道要想傷害她，唯一的方式就是傷害我自己。這個時間裡，街道上黑暗而寧靜，沒有月亮的夜空中，一道道探照燈的光柱正在掃來掃去。在有女人站著的門道口以及沒有使用過的防空洞入口處，你看不清那些女人的面孔。她們得用手電筒發訊號，就像螢火蟲似的。薩克維爾街上，從這頭到那頭，都是些明明滅滅的小小燈光。我發覺自己在想：薩拉這會兒正在做什麼？她是已經回家了呢，還是依舊在等著，以防我萬一會回去？

一個女人打亮了手電筒問道：「想和我一塊兒回家嗎，親愛的？」我搖搖頭，繼續往前走。街前面有個姑娘正和一個男人說話：她打亮手電筒照著自己的臉蛋讓他看時，我瞥見了一張年輕、黝黑、快樂，還沒有被糟蹋掉的面孔，一頭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關進樊籠的野獸。我從他們身邊走過去，然後又折回來走向他們。待我走近時，那個男人離開了她。「想喝點什麼嗎？」我說。

「過後同我回家嗎？」

「是的。」

「我會樂意快快地喝上一杯。」

我們走進這條街盡頭的那家酒館。我要了兩杯威士忌。可是她喝酒時，我能看到的卻是薩拉的臉龐，而不是她的臉龐。她比薩拉年輕，不可能超過十九歲，長得比薩拉美，甚至可以說，也不像薩拉被糟蹋得那麼厲害，不過這只是因為她身上能糟蹋的東西比薩拉要少得多的緣故。我發現自己想要她的慾望並不比想要一隻狗或貓作伴的慾望更強烈。她在對我說：她在這條街上有一套頂樓的房間，與這兒只隔幾座房子。她告訴我她每月得付多少房租，她有多大歲數了，她出生在什麼地方，她如何在一家咖啡館裡打過一年工。她告訴我說：不是誰同她搭訕，她都帶他們回家的，不過她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位紳士。她說她有一隻金絲雀，是一位名叫瓊斯的紳士送的，因此她給那隻鳥起名叫「瓊斯」。她開始說到在倫敦很難買到千里光。我思忖：薩拉要是還在屋裡的話，我可以給她打個電話。我聽到那位姑娘在問我，如果我有花園的話，能不能有時候想到一下她的金絲雀。她說：「我這麼問你，你不介意吧？」

我一邊呷著威士忌一邊看著她，心想真是奇怪：我對她一點也感覺不到慾望。在過了亂愛亂交的這麼多年後，我似乎一下子長大了。我對於薩拉的熱戀已經永遠抹去了我單純的肉慾。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可能在沒有愛情的情況下同一個女人做愛了。

然而，把我帶到這家酒館裡來的東西肯定不是愛情。在從公共草坪走到這裡的一路上，我都在對自己說：把我帶到這裡來的是嫉恨，正如眼下我依舊對自己說的那樣，我用筆敘述這個故事，以便把她永遠從自己心裡驅逐出去，因為我一直在對自己說：她要是死了，我就可以忘掉她了。

作為對那位姑娘自尊心的安慰，我給了她一張一英鎊的紙幣。我留下她繼續喝威士忌，自己邁出酒館，沿著新伯林頓街往前走，一直走到一座公共電話亭邊。我沒有手電筒，不得不擦了一根又一根火柴，才撥完了自己家的電話號碼，這之後便聽到了電話鈴響的聲音。我想象得到我寫字檯上放電話機的位置，我確切地知道薩拉如果正坐在椅子裡或者躺在床上的話，走到電話機前需要幾步，然而我還是讓電話鈴在那空蕩蕩的屋子裡響了半分鐘。隨後我又往她家裡打電話，保姆告訴我說她還沒回來。我想象著她正頂著燈火管制下的黑暗在公共草坪上徘徊的情景——而在那些日子裡，公共草坪並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看了看錶，心想：如果剛才自己沒犯傻的話，我們應該還可以在一起待上三小時呢。我獨自一人回到家裡，試圖讀一本書，耳朵卻一直在聽候著電話鈴聲，但電話鈴一次也沒響過。自尊心阻止我再打電話給她。最後我上床去睡覺，睡前服了雙倍量的安眠藥。早上一覺醒來，首先聽到的便是薩拉在電話裡的聲音。她對我說話的口氣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美滿的安寧又回來了。但是待我一放下聽筒，我腦袋裡的魔鬼馬上就慫恿我想到：浪費掉的那三個小時她一點也無所謂。

我始終不明白：那些能相信人格化的神這種非常不可能的東西的人卻對人格化的鬼大驚小怪。我太熟悉魔鬼會怎樣影響著我自己的思維。不管莎拉曾說過什麼，都無法反駁魔鬼那詭詐的猜疑，不過通常都是等到薩拉走後他才展現自己的猜疑。他會在我們發生爭吵很久以前就慫恿我們進行這種爭吵：與其說他是薩拉的敵人，還不如說他是愛情的敵人。其實在人們的概念中，魔鬼不就是這樣的嗎？我能想象到：如果存在著一個主愛的神的話，魔鬼就會被逼得只好去破壞這種愛的哪怕是最蹩腳、最不堪一擊的仿冒品了。所以說，他怎麼會不害怕愛的習慣成長起來呢？他怎麼會不竭力讓我們大家都落入他的圈套，成為愛的背叛者，幫助他消滅愛呢？如果有某個神會利用我們，用像我們人這樣的材料來製造他的聖人的話，那麼魔鬼也會有他的野心的——他會夢寐以求地要把哪怕是像我這樣的人，哪怕是可憐的帕基斯都訓練成他的聖人，讓我們用借來的狂熱去摧毀我們在任何地方發現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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