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巴家的歷史，又往前推進了三年半。克萊躺在床上，毫無睡意。他已經十三歲了。他有一頭深色的頭髮，還保留著男孩子的稚氣，瘦得皮包骨頭，在一片寂靜中，他有力的心跳令人感到刺痛。他的雙眼彷彿都冒出火星。

下一秒他就溜下床，穿好了衣服。

他穿著短褲和t恤衫，光著腳。

他溜了出去，一直跑到了賽馬場，他在街上奔跑，放聲尖叫。他什麼都沒說，就這麼做了：

爸爸！爸爸！你在哪裡，爸爸？！

那時才是初春，即將破曉，他圍著樓群一圈圈地奔跑著。謠傳這一帶要建起來很多房子。汽車的車燈掃向他，像幽靈的雙眸，掃過來掃過去，然後開走了。

爸爸，他在心裡大喊著。

爸爸。

他的腳步漸漸放緩，最終停了下來。

你在哪裡，邁克爾·鄧巴？

那一年年初的時候，這件事還是發生了：

珀涅羅珀死了。

她是三月去世的。

走向死亡的過程耗費了三年，原本醫生說只有六個月。她就像是《吉米·哈特內爾》系列的終結者——為了幹掉她他想盡了一切辦法，但是珀涅羅珀就是不會被消滅。而當她最終屈從於這股力量時，暴政很快就開始了。

在我們的父親那裡，我們希望獲得希望，至少我是這樣想的——我們想要從他那裡得到勇氣，以及類似的行為——比如挨個兒擁抱我們，或者是帶著我們走出情緒的最低谷。

但是並沒有發生這種事：

警察開著警車離開了我們。

急救車緩緩駛離街道。

邁克爾·鄧巴走向我們幾個，他朝著我們走來，但又走了出去，最後離開了這裡。他走過草坪，繼續向外走去。

我們五個人就這樣被拋棄在了門廊上。

葬禮成了為數不多的發生在陽光底下的事情之一。

陽光普照的山頂公墓。

我們的父親從《伊利亞特》裡選出了一段來讀，他念道：

他們把船拖到了友好的海域中。

他穿著婚禮那天穿過的西裝，多年以後，也是穿著這同一套西裝，他再度歸來，首先看到了阿喀琉斯。他淺綠色的雙眸黯淡無光。

亨利做了演講。

他模仿她平時在廚房裡講話時做作的口音，人們都笑了，但他卻雙眼含淚。現場來了兩百多個孩子，都是海普諾高中的學生，都穿著整齊的校服：厚重、整潔、深綠色的校服。男孩和女孩都一樣。他們講了節拍器的故事。有不少學生是她教會閱讀的。我覺得最調皮的孩子反而是最難接受她的離開的。「再見了，老師，再見老師，再見老師。」他們在陽光下一個個走到棺木旁，伸手撫摸棺蓋，又一個個離開。

葬禮是在戶外舉行的。

他們會再把她抬回來，送去火化。

棺蓋落入火中。

這樣看棺材，其實真的有點像一架鋼琴，像是鋼琴相貌平平的遠親。你可以按自己所想的來裝扮它，但再怎麼佈置，這也只是一塊硬木板而已，不過就是棺蓋上拋撒了幾朵雛菊。她肯定不想讓自己的骨灰四處散落，也不想讓它們像堆沙子一樣被供在骨灰甕裡。但我們還是花錢買了一塊小小的紀念碑——有這樣一塊石頭立著，我們可以時常來這裡緬懷她，來城市高處看看她。

儀式結束之後，我們抬著她離開。

一邊是亨利、克萊和我，另一邊是邁克爾、湯米和羅裡——就像我們在阿爾切街踢足球時分成的兩支隊伍一樣，棺木裡的女人明明輕得好像完全沒有重量，可棺材卻像是有一噸那麼重。

她就好像夾在砧板裡的一根羽毛。

守靈夜即將結束，開始分發茶水、咖啡和糕點。我們站到了外面。

我們所有人都穿著黑褲子。

我們所有人都穿著白襯衫。

我們看起來就好像一群摩門教徒，但是卻沒有他們那種慷慨濟世的思想：

羅裡很生氣又很沉默。

我，就好像一塊墓碑一樣沉寂，但我的眼裡有火光在閃爍。

亨利只是看著遠方。

湯米臉上還有大片淚痕。

當然了，還有克萊，他先是站著，然後放任自己蹲了下來。在她去世的這一天，他手裡一直拿著一個晾衣夾，現在他緊緊地握著拳，直到手心感到刺痛，然後很快把它塞回到口袋裡。我們沒一個人看到這一切。那個晾衣夾又新又亮——是黃色的——他像是有強迫症一樣來回擺弄著。像我們所有人一樣，他也在等待著我們的父親，但我們的父親已經消失了。我們的心臟彷彿落到了地上，被隨意擺弄著，就像一團血淋淋的肉塊，十分柔軟。然而，整座城市都在我們腳下閃閃發光。

「該死的，他去哪兒了？」

足足等了兩個小時之後，我終於忍不住開口發問。

後來，他終於來了，但他無法直視我們，我們也無法直面他。

他佝僂著腰，整個人支離破碎。

他像是套進西裝裡的一具空殼。

葬禮結束的這段時間很有意思。

我們家裡到處都是躺著的軀體，到處都是傷員。

我們的起居室更像是醫院裡的病房，但是是你在電影裡才能看到的那種。男孩子們彷彿都被烤焦了，橫七豎八地躺著。我們躺在哪裡，彷彿就會在那裡待到發黴。

這麼大的太陽並不正常，但是它依舊每天都散發著灼人的熱氣。

至於邁克爾·鄧巴，儘管早已考慮到他的狀態會很糟，但他崩潰的速度還是令人吃驚。

我們的父親只是半個活人。

另一半隨著彭妮一起死掉了。

葬禮之後過了幾天，有天晚上，他又一次離開，我們五個人出去找他。我們先去了墓地，然後又去了裸臂酒吧（我們還是有邏輯分析能力的）。

我們終於在車庫找到了他，但開啟車庫大門時大吃一驚。他癱在一堆油漬旁。自從警察帶走她的車，那片地上就只留下了一團油漬。唯一缺少的就是擺滿一整個走廊的彭妮·鄧巴畫像。但話又說回來，他從來就沒有畫過她，不是嗎？

有那麼一陣子，他還是照常去上班。

其他人回到學校上學。

那個時候我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了，是在一家地板和地毯製造廠打工。我甚至從我一個工友那裡買了一輛二手旅行車。

我們的父親剛被喊到學校時，他看起來簡直就像完美的二戰倖存者：穿著講究，鬍子剃得乾乾淨淨，克己自控。我們正在努力應對，他這樣說。校長們點點頭，老師們也信以為真，他們從來就不可能留意到他已經身陷深淵。一切亂象都被隱藏在這副軀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