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8年初去了海南，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很少寫作，但有關經歷對後來的寫作可能不無影響。
當時交通十分緊張。我選擇大年初一動身，是火車上乘客最少的日子。全家三口帶上了行李和來自海南的商調函。原單位曾挽留我，一位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後來專程追過海峽。我讓他看我家的行李，說我家房子轉讓了，傢俱也賣了，還回得去嗎？他看到這種情況，只好嘆了口氣，放我一馬。
海南當時處於建省前夕，即將成為中國最大的市場經濟先行區。這讓我們這些滿腦子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人興奮不已。當時的擬任省長還公開宣佈，將全面放開民營出版，給人更多的想象—我幾乎就是衝著這種想象去的。
不過，市場經濟這東西有牙齒，六親不認，專治不服，遠不是那些知識沙龍里的高談闊論，不是我們這種小文青的「詩和遠方」。一到海南，我就發現那裡的「單位」已變味，與內地很不一樣，既不管住房，也不發煤氣罐，讓你辦刊物什麼的，就給一個光溜溜的執照，一分錢的皇糧也沒有，連工資都得靠你們去「自我滾動」。幾乎不到一個月，我就發現自家的全部積蓄，五千元存款，嘩啦啦消失一大半，眼看就要見底。用自家的積蓄給自己發工資，摸摸腦袋，定了個每月兩百，感覺也怪怪的。
起步時，我們只能給發行商打工。根據談下來的合同，我們每編一期雜誌，只得到兩萬元，開支稿費、工資、房租後就所剩無幾。因為人家有資本，有市場經驗和營銷網路，我們就只能接受這種傍大款的身份。到後來，大款也傍不成了，因為人家要干預編輯，就像後來某些投資商干預拍電影一樣，直接要你下哪個角色，上哪個角色，連張藝謀這種大導演也頂不住。我們當然不幹，但談來談去，總是談不攏，我和同事只好收拾滿桌的稿件，塞進挎包，揚長而去。那一天我們攜帶一包稿件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吃幾碗湯麵充飢，還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如何活。
是否得灰溜溜地滾回去，乞求舊體制的收留？
這大概算是全國最早的一批「文化產業」試水。我們既不能走「拳頭加枕頭」的低俗路線，又要破除舊式的「大鍋飯」和「鐵飯碗」，一開始就腹背受敵，兩面應戰—沒有一個甜餅和鮮花的市場在等你。市場差不多隻是有待拼爭、格殺、創造的一種未知。為了活下去，我們這些書生只能放下架子，向商人學習，向工人、農民、官員等一切行動者學習。我們派人去書商那裡跟班瞟學，甚至到火車站貨場，找到那些待運的書刊貨包，一五一十抄錄人家的收貨地址，好建立自己的客戶關係。編輯們還曾被派到街上，一人守一個書攤，掐著手錶計數，看哪些書刊賣得快，看顧客的目光停留在什麼地方最多，看一本雜誌在眾多書刊密集排列時「能見區塊」在哪裡……這些細節都透出了市場的心跳和呼吸。
正是通過這種學習，通過各種鼻青臉腫的摸爬滾打，我們後來才逐步脫困，一本嚴肅的綜合類文化雜誌，終於扛住了低俗潮流，最好時居然能發行120萬冊（這個數字說給外國同行聽，總要驚得他們兩眼圓瞪）。受制於當時落後的印刷技術，我們每期雜誌甚至要找三個印刷廠同時開印，才能滿足市場需要。那時鈔票最大面額是十元，當有些客戶用蛇皮袋提著現鈔來訂貨，雜誌社所有人都得停下手頭工作，一起來數鈔票。更有趣的是，一位出納員去海口市某稅務分局交稅，回頭高興地給我打電話，說稅務局說從未聽過這種稅，賬上沒這個科目，要她把錢拿回來。我在電話裡一時同她說不清，沒工夫掰扯偷稅就會有內傷、隱患、定時炸彈一類大道理，只是說：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哭著喊著也要把稅交進去再說—那一次我們強行繳稅二十多萬。
稅務部門中當然也有亂來的。有一次，在另一地，某官員要求我們交稅七八萬，把我們的財務人員也唬住了。我幾乎一夜未眠，一條條仔細研究稅法，最後據理力爭，硬是把重複的交稅給摳了回來。
靠這種死摳，我們把一本雜誌、一張週報、一個函授學院，統統辦成了贏利大戶，又活生生進一步辦成了公益事業。雜誌社曾給海口市福利院等機構大筆捐款。函授學院也按30%的大比例獎勵優秀學員，幾乎是只要認真做了作業的，就能獲得獎學金三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並登上《中國青年報》的表彰公告—而他們交的全部學費只有每人兩百。
其實，窮日子不好過，後來的富日子更不好過。一個成功團隊總是免不了外部壓力劇增，須應對剽竊、舉報、揩油、敲詐、圈套、稽查、恐嚇信等十面埋伏，而且幾乎必然滋生渙散和腐敗的衝動。按經濟特區當時的體制和風氣，我們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從無任何國家投入，因此收益就給人某種模糊的想象空間。有一天，頭頭們在一個大學的操場開會至深夜兩點。無非是有人提出「改制」，其實就是後來經濟學家們說的mbo，即管理層收購，實現私有化的一條便道—只是當時還沒有這些詞。我大體聽明白了以後，明確表示反對，理由是：其一，這違反了我們最初制定的全員「公約」，突然在內部分出三六九等，很像領導下手摘桃子。其二，這扭曲了利潤產生的實際情況，因為我們並非資本密集型企業，現在也根本不缺錢，由管理層「出資」，實屬多此一舉，不過是掩蓋靠智慧和勞動產生效益的過程真相。如果連「出資」這種合法化的假動作也沒有，那就更不像話。
爭到最後，雙方有點僵，直到對方不願看到我辭職退出，才算了。某些當事人的心結當然並未完全解開。在海南以及全國當時那種「轉型」熱潮中，他們肯定覺得自己更代表市場和資本的邏輯，更代表所謂改革的方向。自那以後，團隊內部的消極、懈怠、團團夥夥、過分享樂等現象日增，根子就在這裡。
難道我錯了嗎？為此我查過資料，發現瑞典式的「社會主義」收入高低差距大約是7∶1，而我們的差距接近3∶1，包括住房、醫療、保險、住宅電話等福利，都是按需分配結合按勞分配來處理。這在早期的市場化潮流中確實顯得另類，似乎不合時宜。但由我設計的一種員工持股的「勞動股份制」，有點像我當知青時在鄉下見過的工分制，還有歷史上晉商在「銀股」制之外的「身股」制，既講股權這種資本主義的元素，也講勞動這種社會主義的元素，確有點不倫不類，卻也大體管用。比如凡是同我們接觸過的人，那些做印刷、運輸、批發零售什麼的，都曾以為我們這一群人是個體戶，說沒見過哪個公家單位的人會這樣賣命幹。既如此，有什麼不好呢？
讓人不易明白的是，難道把團隊財富都變成了領導的私產和私股，員工們就會幹得更加心花怒放和熱火朝天？
多年後我在美國見到一位經濟學家，他倒是對我們當年的制度設計特別感興趣，對這個區別於資本股份制的「勞動股份制」特別有想法，一再要求我把相關資料影印給他，好像要做什麼研究。
我很抱歉，這個不倫不類的新制度傷了某些人的心。根據內部公約，作為一把手，我在每個議題上頂多只有兩次否決權，並不可隨心所欲。但就靠這一條，也靠一些同道者支援，我多少阻止了一些短視的民主，比如有人主張的mbo，比如更多人不時嚷嚷的吃光分光—那意味著放眼於長遠的裝置投資根本不能搞，社會公益事業更不能做，國家稅收能偷就偷，如此等等。我這樣說，並不妨礙我肯定民主的各種正面功能，比如遏制腐敗、集思廣益、大家參與感強等。在這一方面，民主其實是越多越好。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海南的法規空間逐漸收緊和明晰，我參與省作協、省文聯的管理，與此前的企業化管理相比，單位的性質已變化，「勞動股份制」是用不上了，但定期民主測評一類老辦法還可延續，且效果不錯。包括我自己，因有一段時間寫作，好像是寫《馬橋詞典》那陣，去單位上班少些，出「勤」得分就唰唰地往下掉—群眾的眼光好尖啊，下手夠狠，一心要修理我，根本不管我委不委屈。
這些故事大多沒有進入過我的寫作，但我日後在一篇文章裡，寫到「真理一分鐘不與利益結合，民眾就可能一鬨而散」。這句話後面是有故事的。我在《革命後記》中寫到「烏托邦的有效期」，寫到純粹靠情懷支撐的群體運動，包括巴黎公社那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理想化模式，其有效期大概只有「半年左右」。這句話後面也是有故事的。90年代晚期，我參與《天涯》雜誌的編輯，收到溫鐵軍先生一篇長稿，標題大約是《現代化札記》。同作者溝通以後，我建議改題為《中國的和人民的現代化》。之所以突出和強調「人民的」，這後面同樣是有故事的，有無限感慨的。
往事風吹雲散，會不會進入我以後的寫作，我不知道。其實，它們是否早已潛入筆下的字裡行間，自己也不大清楚。
2018年9月
*最初發表於2018年《三聯生活週刊》雜誌，為「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紀念特刊約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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