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6日

俄勒岡，波特蘭

「我是離家出走的。」我告訴自己身旁坐著的那個年輕女子。她留著一頭棉花糖顏色的頭髮，身上的文身比飛車黨成員的還多，可她卻和我一樣孤零零地坐在擠滿了大忙人的機場裡。我聽說她的名字叫作菲利希亞，在過去的兩個小時裡——鑑於我們的航班被宣佈延遲了——我們已經成為旅伴。我們的相遇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她看著我毫無興趣地吃著美國人喜歡的難吃薯條，而我也發現了她注視的目光。顯而易見，她的肚子餓了。我自然地呼喚她坐到我的身邊，提出請她吃上一頓飯。人一旦做了母親，就永遠會是一位母親。

「離開家這麼多年，或許我終於可以回去了。有時候人們很難知道真相。」

「我也是跑出來的。」她邊說邊嘬著我給她買的那罐鞋盒大小的軟飲，「如果巴黎還不夠遠的話，我的下一站是南極洲。」

我審視著她臉上的那些金屬飾品和文身裡的反抗意味，感覺自己似乎與她產生了某種奇怪的聯絡，一種同胞般的情誼。我們是兩個逃亡者。「我病了。」話剛一齣口，我就為自己的坦白感到有些驚訝。

「病了，類似帶狀皰疹之類的嗎？我姨媽就得了那種病，好惡心。」

「不是的，是類似癌症的那種病。」

「哦。那你為什麼要去巴黎？你難道不需要化療之類的嗎？」

我張開嘴準備回答她（不，我不需要哪種治療，我已經受夠了），然而她的問題卻引起了我的思考。那你為什麼要去巴黎？我陷入了沉默。

「我明白了。你快要死了。」她晃了晃手中的大號杯子，好讓裡面的冰碴搖動起來，「你不想再嘗試了，失去希望了，諸如此類。」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聽到她這番出乎意料、樸實無華的話（你快要死了），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花了好一陣才意識到剛才說話的人是於連。我抬起頭來看著我的兒子，他正穿著我今年聖誕節時送給他的那件海軍藍色的運動外套和時髦的深色水洗牛仔褲。他的頭髮亂糟糟的，一邊肩膀上還揹著一個外出度週末時需要用的黑色皮包，臉上的表情看上去不是很開心。

「巴黎，媽媽？」

「法航605航班五分鐘後開始登機。」

「我們的飛機來了。」菲利希亞說。

我知道我的兒子在想些什麼。小時候，他曾經懇求過我帶他到巴黎去。他想要看看我在睡前故事中提到過的那些地方——他想要知道在夜色中漫步在塞納河畔、在孚日廣場上採購藝術品或是坐在杜樂麗花園裡吃著拉迪雷甜品店裡買來的蝴蝶馬卡龍是種什麼感覺。面對這樣的請求，我每一次都會說不，然後簡單地回覆他一句：我現在是個美國人了，我的家在這裡。

「我們希望攜帶兩歲以下小孩的乘客、所有需要額外花些時間才能登機的乘客以及頭等艙的乘客先行開始登機……」

我站起身來，拉起了帶輪行李箱的伸縮拉桿，「輪到我了。」

於連挺直了身子站在我的面前，彷彿是要阻攔我靠近登機門，「你突然要去巴黎，而且還是一個人？」

「這是我臨時做出的決定，見鬼去吧。」我朝他露出了自己在這種環境下所能擺出的最燦爛的微笑。我傷害了他的感情，而這絕不是我的目的。

「是那封邀請函。」他說道，「還有你從未告訴過我的真相。」

我為什麼要在電話裡提起那件事情呢？「你把事情說得太戲劇化了。」我邊說邊揮了揮自己粗糙的手，「不是這樣的。好了，我必須要登機了。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不必了。我要跟你一起去。」

我突然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個外科醫生，一個曾經注視著鮮血和骨骼，就為了尋找傷口的男人。

菲利希亞把自己的迷彩背包舉了起來，背在肩膀上，然後把手中的空杯丟進了垃圾桶裡。空杯撞開了垃圾桶的入口，撲通一聲掉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