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末的一個美麗的日子裡，伊莎貝爾伸展著手腳躺在家對面的田野裡，身下鋪著一張羊毛毯，成熟的乾草香甜的氣息充斥著她的鼻孔。閉上眼睛，她幾乎忘卻了遠處的發動機聲響是德國人的貨車正載著士兵以及法國的農副產品前往圖爾市的火車站。那個災難性的冬天過去之後，她十分享受陽光籠罩在自己的臉上、誘使她進入催眠狀態的那種感覺。

「原來你在這兒。」

伊莎貝爾嘆了一口氣，坐起身來。

薇安妮穿著一條褪色的條紋棉布連衣裙，布料的顏色已經被粗糙的自制肥皂洗成了灰色。一個冬天的飢餓餓壞了她的身體，削尖了她的顴骨，加深了她喉嚨底部的凹洞。她的頭上纏著一條破舊的絲巾，擋住了那一頭已經失去光澤和卷度的頭髮。

「這是給你的。」薇安妮拿出一張紙，「是一個男人送過來給你的。」她說道，彷彿這是什麼值得重複的話似的。

伊莎貝爾笨拙地爬起來，從薇安妮的手中一把抓過那張紙。只見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道：窗簾開啟了。她把手伸到了毯子底下，動手把它摺疊起來。這是什麼意思？他們以前從沒有召喚過她。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情。

「伊莎貝爾？你難道就不想解釋一下嗎？」

「不想。」

「送信的人是亨利·納瓦拉，旅館老闆的兒子。我不知道你還認識他。」

伊莎貝爾把字條撕成了碎片，隨手扔在地上。

「他是個共產黨員，你是知道的。」薇安妮低聲耳語道。

「我得去一趟。」

薇安妮抓住她的手腕，「你不會一整個冬天都在和一個共產黨員私會吧？你知道納粹們是怎麼看待他們的。即使是被人看到你們兩個在一起，都是十分危險的。」

「你覺得我會在乎納粹怎麼想嗎？」伊莎貝爾邊說邊掙脫了姐姐的手，光著腳穿過了田野。回到家，她抓上一雙鞋，爬上了自己的腳踏車，衝著目瞪口呆的薇安妮喊了一句「再見！」之後，她蹬上車子朝著土路出發了。

進了鎮子，她靠著慣性滑過了廢棄的帽子店——窗簾果真是拉開的——轉入鵝卵石小巷，停了下來。

她把腳踏車靠在身旁粗糙的石灰岩牆壁上，輕輕釦了四下門。直到敲響最後一下時，她才意識到這有可能是個陷阱。想到這裡，她猛地吸了一口氣，左右顧盼了一番，但此刻一切都為時已晚。

亨利開啟了門。

伊莎貝爾急忙俯下身子鑽了進去。屋子裡瀰漫著香菸的煙霧，還散發著燒焦的菊苣咖啡味道。到處都飄蕩著殘留的血腥氣息——那是做香腸時留下來的味道。當初把她抓到這裡來的那個結實的男人——迪迪埃——正坐在一張破舊的山核桃木靠背椅上。他誇張地向後仰著，後背輕擦著身後的牆壁，以至於椅子的前兩條腿都離開了地板。

「你不該把通知送到我的家裡去，我的姐姐已經開始向我提問了。」

「事關重大，我們必須立即找你談話。」

伊莎貝爾感到心中湧起了一股興奮之情，難道他們終於想要讓她做些比把傳單塞到信箱裡更重要的事情了嗎？「我來了。」她說。

亨利點了一根香菸。她能夠感覺他在吐著灰煙、放下火柴的同時正緊盯著自己。

「你有沒有聽說沙特爾一位縣長因為身為共產黨員而被逮捕和折磨的事情？」

伊莎貝爾皺起了眉頭，「沒有。」

「為了既不把任何人的名字說出來也不招供，他用一片玻璃割開了自己的喉嚨。」亨利在鞋底上掐滅了手中的香菸，把餘下的部分留下來，塞進自己的外衣口袋裡，「他正在召集一夥人，一夥和我們一樣想要響應戴高樂號召的人。他——那個割開了自己喉嚨的男人——正試圖趕往倫敦，親自和戴高樂見面，還力圖組織一次自由法國運動。」

「他沒有死嗎？」伊莎貝爾問道，「或是割斷自己的聲帶？」

「沒有。他們都說這是一個奇蹟。」迪迪埃回答。

亨利審視著伊莎貝爾，「我有一封信——非常重要——需要遞給我們在巴黎的聯絡人。不幸的是，我最近被人盯得很緊，迪迪埃也一樣。」

「哦。」伊莎貝爾應道。

「我想到了你。」迪迪埃說。

「我？」

亨利把手伸進口袋裡，掏出一個皺皺巴巴的信封，「你能不能把這個送到我們巴黎的夥伴那裡去？從今天開始，他會等待一個星期的時間。」

「可……我沒有通行證啊。」

「是的。」亨利小聲說道，「如果你被抓到……」他讓這句恐嚇的話懸在半空中，「當然了，如果你拒絕的話，沒有人會認為你很糟糕。這的確是件危險的差事。」

用危險來形容這件事情實在是太保守了。卡利沃到處都張貼著標語，提醒人們佔領區全境實施死刑。納粹會為了最微不足道的抵抗行為處死法國公民，為自由法國運動提供幫助至少會讓她鋃鐺入獄。儘管如此，她對自由法國的信仰和她姐姐堅信上帝的心情是一樣的。「所以你想讓我弄一張通行證，趕去巴黎送信，然後再回來。」如此說來，這似乎算不上是什麼危險的事情。

「不。」亨利說，「我們需要你待在巴黎，做我們的……可以說是，信箱。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還有好多封類似的書信需要傳遞。你爸爸在那裡有一間公寓，對嗎？」

巴黎。

自從被爸爸流放的那一刻起，她就發自內心地渴望留在那裡。離開卡利沃，回到巴黎，加入抵抗戰爭的組織，成為其中的一員。「我爸爸是不會給我提供住所的。」她說。

「那就從其他方面說服他。」迪迪埃心平氣和地回答，一邊還不忘凝視著她，評判著她。

「他可不是一個容易被說服的人。」她說。

「所以說你做不來這件事，那就是了，我們有答案了。」

「等等。」伊莎貝爾說。

亨利朝她靠了過來。她看到了他眼中的不情願，知道他希望自己能夠拒絕這份任務。他無疑是在為她擔憂。她抬起下巴，望向他的雙眼，「我願意做。」

「你不得不向你愛的所有人撒謊，還得時刻擔驚受怕。你可以那樣生活嗎？你去哪裡都不會感到安全的。」

伊莎貝爾冷冷地笑了。難道這和她從小到大的生活有什麼巨大的差別嗎？「你願意照顧我的姐姐嗎？」她問亨利，「確保她的安全？」

「我們的工作都是有代價的。」亨利回答。他給了她一個悲哀的眼神，其中蘊含著他們全都心知肚明的真相——沒有誰會是安全的，我希望你能夠明白。

伊莎貝爾只知道自己有機會做些重要的事情，「我什麼時候走？」

「儘快。在你拿到通行證之後——這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

看在上帝的分上，這個姑娘到底想怎麼樣啊？

真的嗎？一個男人送來的校園風格的紙條？一個共產黨員？

薇安妮開啟這周配給的多筋羊肉的包裝，把它放在廚房的檯面上。

說真的，伊莎貝爾總是那麼衝動，身上充滿了渾然天成的力量，是個喜歡打破常規的女孩。無數個修女和老師都已經明白，她既不受控制，也無法被約束。

可這件事情——這可不是在舞池裡親吻一個男孩、偷跑出去看馬戲或拒絕穿上束腰和長襪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在戰爭之中被人佔領的國度。伊莎貝爾怎麼會以為自己的選擇不會帶來任何的後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