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徵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

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

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

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

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於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

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鑑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后，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盡。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鑑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譁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覆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