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禮運篇》也講得差不多，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態度差別之處，但是道理是相互貫通的。

孔子在《禮運篇》上說：「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詐，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間。因此孔子強調「用人之智去其詐」。而大勇的人，往往氣魄大，脾氣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稱之為「嗔」。假使一個大英雄、大丈夫，沒有暴烈的壞脾氣，那就很可貴了。「用人之仁去其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過了，變得婆婆媽媽，待人接物軟塌塌的，心理上難免有一種不自覺的貪戀、執著。因此，能夠保持一片仁慈博愛之心，而無這層貪著之念，那便不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了。從這裡，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其意和孔子所講的道理，並無矛盾衝突之處，只是文學的手法不一樣而已。

孔子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歡男女間的關係，這是人生根本的慾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至於死亡和貧窮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討厭碰上。所以，「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一個人愛好追求飲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與貧窮的來臨，這是心理現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的思想、念頭，從外表是很難看出來，也很難測驗得知的。一個人動什麼腦筋，打什麼主意，心地善與不善，只要不表現於行為，有誰會知道？「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一切的好壞，全憑他心念的變化，根本沒有顏色、聲音可資辨別。所有的動機想法都深藏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那麼，「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要把這些人心的根本問題加以整理、統一，使之去蕪存菁，轉劣從良，惡行成善舉，除了「禮」——文化教育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春秋兩大名醫--老子與孔子

整個比較起來，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與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貫的。現在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我們中國講「仁義」思想，春秋以前也有這種觀念，但很少刻意提倡。為什麼？那時社會上背情絕義的病態較少。我常說，中國文化裡頭，經常提到「孝道」，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較，孝道是中國特有的優點，其高明可貴之處，無可置疑。但這同時也說明了，這幾千年來，我們不孝之舉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樣地，社會上不仁不義的故事層出不窮，所以聖賢們才用心良苦，提供這服「仁義」的藥方，希望社會有所改善。孔子是個文化醫生，他把當時文化中的疑難雜症診斷出來，投以對症的藥石，嘗試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老子也是個醫生，但他是研究醫理的醫生，也就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儒生們開的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吃多了，難免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光講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義、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照樣害人。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病態最為嚴重，強調仁義，便最積極。老子身處其境，討厭這種風氣，所以從反面來對症下藥。

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與奸詐，乃一體兩面，一線之隔。聰明與狡猾、老實與笨蛋，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孿生兄弟。誠實的智慧合於「道」，用之於世，為人類社會謀福造利，那就對了，名之為「德」。道是體，德是用。然而，誠實雖是好事，若是用不得當，那也會適得其反，壞了事情。

老子這段話，幹萬不要隨隨便便看過。近幾十年來，我發現有人研究老子，讀了此章之後，不作深入一層的體會，便驟下錯誤的評語說，老子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作忠臣，反對作孝子。這不曲解得太嚴重了嗎！其實老子並不反對這些，他只是要我們預防其中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兩面，我們同時必須考慮到。或者時間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樣；或者某一個觀念流行多年，時遷境移，已不合宜，並且流弊叢生，失其原意，這就要懂得《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時必須知道變通。所以，老子的思想與《易經》的思想是一樣的，都在一個「變」字。

《易經》有五種學問——「理、象、數、通、變」。「理」是哲學的，《易經》每一個卦，背後皆有其哲學道理。「象」，一件事物，一個東西，都有它本身的現象。比如虛空，也有它的現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有其形成的哲學道理。而這「理」和「象」二者，也可以借數字元號來表達、整理。那便是「數」了。「理」、「象」、「數」是《易經》三個根本所在，必得將之透徹研究後，才知道「通」，只知「理」，不通「象」、「數」；只知「象」、「數」，不通「理」，都不行。要樣樣深入，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的將變時先變。等到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才變，那也恰恰只合於變通而已。老子對仁義、智慧所提的這番道理，也屬於變通的一種。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王」「賊」並列的爛帳

由這一章的反證，更可以看出老子的精神，不是如後代所說的反對仁義、反對孝慈。他只是提出當時社會不對勁的地方，希望當時的人慎重處理，將之歸導於正途。而千古以來，註解老子的學者專家，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困於老子的語言文字，沒有聽出弦外之音，把老子誤解得太厲害、太離譜了。實際上老子、孔子都是同一精神，表達方式不同而已。

老子對春秋時代社會的批評，是要「絕聖棄智」。我們研究春秋、戰國的歷史，那真是越讀越使人感到高明。孔子作《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書籍。有人說《春秋》不能讀，讀了會使人奸詐狡猾。孔子自己也說過：「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歷史讀多了，好的榜樣沒學成，壞的手段全學上了。例如，一般人讀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諸葛亮難效，曹操易仿。看小說都想當書中的主角，讀《三國演義》，想當劉備者不少，想當趙子龍、關公者更多。很多人將自己的慾望，投射到書中有大能力、大聰明的角色情境中，結果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何其可悲！

其實，在《春秋》一書裡，好的道理處處可尋，壞的現象也連篇累牘。那個時候，對聖人的標榜特別的多，幾乎每一個會講會說的都是聖人，聰明才智之士，比比皆是。從春秋到戰國這一階段，在我們整個歷史中，真是人才輩出的時期。我們讀春秋、戰國時的著作，有時看到某人講的話，非常有理，但是再從反面想想，又覺不對，應是反面正確才是，然後再轉到另一個層面來看，則前述二者不無可疑。每個人的意見都很高明，也都有值得商榷之處。當時真是一個文化變亂、社會變亂的時代。西方人有一個歷史觀點：社會歷史到了末期，在變亂不安時，才產生哲學家、思想家。然而，依我們的歷史哲學看來，與其如此，不如不要這些哲學家來得好。高度的哲學智慧，是從痛苦變亂中的刺激鍛鍊而成，代價未免太高。

所以，老子反對標榜聖人，反對賣弄世智辨聰。春秋、戰國之間，善於奇謀異術的高人，一個比一個高明。例如范蠡，他幫助越王勾踐復國，實行他老師計然子所教的六法，不過用了其中的三四項策略，便穩定了國際情勢，而越國也復興了。最後名與利、功勳等等，一樣也不要，自己一走了之，到別的地方做生意去了。至於做生意的方法，也是他老師計然子教的。像春秋、戰國這一類的智慧之學，簡直看不完，太熱鬧了。

然而，那個時代的世局也就特別地動盪不安。假使我們身歷其境，蒙受其害，便曉得那種痛苦，不堪消受。古人有句話「寧作太平犬，莫作亂世人」。那亂世的人命，的確不如太平盛世的雞犬，人命危如壘卵，隨時都有被毀滅的可能。老子對那個時代，深深感到痛苦和不滿，因此便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們如果不賣弄聰明才智，本來還會有和平安靜的生活，卻被一些標榜聖人、標榜智慧的才智之士攪亂了。

戰國時期，真正能擺佈那個時代二三十年之久的，只有蘇秦、張儀兩人，不管他們擺佈得對或不對。所以後來司馬遷、劉向等人，都非常佩服蘇秦，這麼一個書生，年紀輕輕出來，竟使國際間二十幾年不發生戰爭。我們現在聽來，二十幾年的和平，好像算不了什麼，但是春秋戰國的時候，幾十個國家隨時隨地都在作戰。每一次戰爭都要死亡一大批的人。老太太、老太爺們，辛辛苦苦將自己心愛的兒孫慢慢養大，然後一上戰場，幾分種的時間便結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