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
盜機與哲學
其次，老子主張「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這兩句話，可說「文從字順」，讀來很容易瞭解。但說對於稀奇難得的財物，不要去珍重、寶貴它，便可使大家不會生起盜心，這就頗有問題。「盜」字有搶劫的強盜、偷竊的小盜等區別。要詳細解釋「盜」字，也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以純粹哲學的觀念作解釋，什麼是盜賊行為的內涵？我們可以引用佛家的一個名詞，凡是「不與取」的便是盜。廣泛地說，「不與取」就是盜的行為，這種定義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法律更為嚴密。所謂「與取」，是指必須得到對方的同意給予。「不與取」，就是沒有經過對方的同意，就取為己有的意思。那麼，我們就是在地下撿一塊泥土回來，沒有土地所有者在場，也已經屬於「不與取」的行為，也犯了盜戒。所以，人要不犯盜戒，只有餐風飲露，享受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才算是清白。
在道家的學術思想裡，對於這一點，和佛學有同樣意義，道家講「道」便是「盜機」。《陰符經》說：「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修道者也就是利用盜機。我們人活著是天地之盜，都是偷了天地自然的東西，偷太陽的光，偷土壤的功能，侵害萬物的生命給自己當飯吃，把動物的肉和青菜蘿蔔吞到胃腸裡去，自己還認為理所當然，這都是佔了天地萬物的便宜，便是盜機。所以說修道的人，也是偷盜天地的精華到我的身上來。好比用一個聚光的凸透鏡，放在太陽光下，把陽光聚在一起，成一焦點，擺一根草在焦點上，到了某個程度，就燒起來，然後引火做熟食，這也是偷盜了太陽的熱能來自利。修道人偷盜天地精華之機，也是如此，所以說「人，萬物之盜」。但「天地，萬物之盜」，人固然是偷取天地精華，天地也是偷了萬物和我們的生命，才顯現出天地存在的威德功能。
這樣一來，照道家的看法，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互相偷盜的世界，彼此相偷，互相混水摸魚。然後又說自己很仁慈，這真是滑稽之至。比如，我們人叫人類，依上古傳統文化中道家的看法，叫我們人是「倮蟲」，老虎是「大蟲」，蛇是「長蟲」，小的爬行生物是「毛毛蟲」。所謂「保蟲」的人們，也只是天地間一個生物而已。但又大言不慚地拿其他生物來披毛遮羞，然後誇耀自己為萬物之靈，有的是衣冠禮儀，豈非是大盜的行為。
但在老子以及莊子等道家人物的思想中，已經從上古傳統廣義的盜機理論，縮小範圍，歸到人文世界的範疇，只講人類社會的盜機了。最明顯地，無過於莊子《膚篋篇》中的危言聳聽。同時也指出最稀有最難得之貨是什麼東西。他說：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
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
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同樣地，生在多災多難亂世中的釋迦牟尼，在他所說的經典中，有的地方，也是「王賊」並稱，揭穿人類貪嗔不已的變態心理。
因為《(月去)篋篇》對人類歷史的誅心之論太透徹了，比之孔子的著《春秋》而責備賢者，使亂臣賊子懼，還要來得乾脆明白，所以使幹古以下的帝王位，不敢面對，不能卒讀，也不可以讓別人去讀，只能自己偷著來讀。用為謀生。用之成功的如曹操，便是「(月去)篋」系的畢業生；用之失敗的如桓溫，便是「(月去)篋」系考試不及格，沒有畢業的學生。
在歷史的經驗上，從唐末天下大亂，形成五代的紛爭局面，便有道家哲學思想詩的小品出現，如說：「中原莫造生強盜，強盜生時不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多是盜根株。」這首是唐末的白話詩，雖然說得很明白，到底缺乏詩人的「溫柔敦厚」風格，因此我再三提到，非常欣賞近代詩人易實甫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的含容渾厚。
歷史上嚴禁工業科技發展的死結
有關大盜竊國、小盜竊貨等的哲學觀念，大概已如上述，暫時不必再加討論，到此打住。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三千年來的歷史經驗，素來朝儒道並不分家的傳統思想方向施政，固守以農立國，兼及畜牧漁獵鹽鐵等天然資源的利用以外，一向都用重農輕商的政策，既不重視工業，當然蔑視科技的發展。甚至還嚴加禁止，對於科技的發明，認為是「奇技淫巧」，列為禁令。因此，近代和現代的知識分子，接觸西方文化的科學、哲學等學識之外，眼見外國人富國強兵的成效，反觀自己國家民族的積弱落後，便痛心疾首地抨擊傳統文化的一無是處。如代表儒家的孔孟倫理學說，與代表道家的老莊自然思想，尤其被認為是罪魁禍首，不值一顧。
從表面看來，這種思想的反動，並非完全不對。例如老子的「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等等告誡，便是鐵證如山，不可否認。而且由秦漢以後，歷代的帝王政權，幾乎都奉為圭桌，一直信守不渝。其實，大家都忘記了，如老子的這些說法，都是當時臨病對症的藥方，等於某一時期流行了哪種病症，時醫就對症處方，構成病案。不幸後世的醫生，不再研究醫理病理，不問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藥，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運。因此，便變成「單方氣死名醫」的因醫致病了！
我們至少必須要了解自春秋、戰國以來的歷史社會，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權，已經由於時代的迭更，人口的增加，公室社會的畸形膨脹，早已鞭長莫及，虛有其表了。這個時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說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一般強權勝於公理的諸侯，個個想要稱王稱帝，達到獨霸天下的目的，只顧政治權力上的鬥爭，財貨取予的自恣。誰又管得了什麼經綸天下，長治久安的真正策略。因此，如老子他們，針對這種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態、社會病態，便說出「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的近似諷刺的名言。後來雖然變成猶如醫藥上的單方，但運用方伎的恰當與否，須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學家的臨機應變，對症抓藥。至於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吃錯了藥，醫錯了病的責任，完全與藥方藥物無關。
例如我們過去歷史上所謳歌頌揚的漢代文景之治，大家都知道，是熟讀《老子》的漢文帝母子，信守道家的黃老之道的時代。老子傳了三件法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漢文帝自始至終，都—一做到了。漢文帝的儉約是出了名的，「不貴難得之貨」，也是有事實證明的。他自己穿了二十年的袍子，捨不得丟掉，還要補起來穿。從個人的行為道德來說，一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能夠如此儉約，當然是難得可貴。又有人獻上一匹千里馬給皇帝，他便下了一道詔書，命令四方，再也不要來獻難得的貨物。這是他繼承帝位的第二年，有獻千里馬者的歷史名詔。他說：「鸞旗在前，鳳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在我們的歷史與輯著史書者的觀念裡，鄭重記載其事的本意，就是極力宣揚漢文帝的個人行為道德，如此高尚而節儉，希望後世的帝王者效法。如用現代語體來表達這段史實，是說漢文帝知道了有人來獻千里馬，便說：此風不可長，此例不可開。我已經當了皇帝，要出去有所行動的時候，前面有擎著刺繡飛駕的旗隊，正步開道。後面又跟著侍候的宮人們，坐著刻畫祥鳳的車隊，帶著御廚房，平平穩穩，浩浩蕩蕩地向前推進，大約每天只走五十華里就要休息了。如果帶著警衛的部隊，加上軍事裝置等後勤輜重車隊，大約每天只走三十華里便要休息了。那麼，我當皇帝的，單獨一個人騎上千裡馬要到哪裡去呢？
無論是達官顯要，乃至貴為帝王，沒有周圍的排場，沒有軍警保護的威風，也只是一個普通的人而已，並無其他的奇特之處。甚至遇到危難，還很可能正如民間俗話所說「鳳凰失勢不如雞」呢！因此，他退還了這匹奉獻上來的千里馬，並且交代下去，還要算還送馬來的來回路費和開支。同時又下了一道命令（當時把皇帝的命令叫「詔書」）宣佈說：「朕」（過去歷史上皇帝們的自稱）不接受任何名貴稀奇的奉獻，要地方官們通知四方，以後不要打主意奉獻什麼東西上來。
這在漢文帝當時的政策作為，的確是很賢明的作風，不只是因為他的個性好尚節儉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從戰國以來到秦漢紛爭的局面，長達兩百餘年，可以說中國的人民，長期生活在戰爭的苦難中。縮短來說，由秦始皇到楚漢分爭以後，直到漢文帝的時代，也有五六十年的離亂歲月。這個時候的社會人民，極其需要的便是「休養生息」，其餘都是不急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