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去過希臘以後，相形之下生活粗俗的羅馬令人感到抑鬱的話，那麼單調死板的倫敦還要糟上五十倍。在經歷了愛琴海岸的空曠之後，我已忘記了倫敦的醜陋：那令人數不清的街巷，以及白蟻般的擁擠。兩種經歷相比就如同見過了鑽石以後見泥巴，或者見到陽光照耀下的大理石後又墜入陰溼的灌木叢。航空公司的汽車爬過諾霍特和肯辛頓之間那無邊的郊區，我坐在車上心裡直納悶：有誰居然應該，或者會憑自由意志選擇回到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個社會，這樣一種氣候？空浮的白雲無精打采地在灰藍色的天空中泛遊，我聽得見人們在說「可愛的天氣，不是嗎？」但那疲憊的綠色、灰色、棕色……它們似乎把我們見過的倫敦人的行動壓縮成一個無所不在的單一體。而對於希臘人，有一個特點我已經熟悉到不復注意的程度：每張臉都是獨特的，帶著明晰的背景。沒有一個希臘人與另一個希臘人相像，而那天每張英國人的臉都與其他英國人的臉相同。

四點鐘左右我到達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試著決定幹些什麼。十分鐘後我拿起電話撥了安·泰勒的號碼。沒有人接。半小時以後又試了一次，還是沒有人接。我強迫自己拿起一本雜誌來讀了一小時，然後打第三次電話，依舊沒有人接。我叫了輛計程車到羅素廣場。我非常衝動。艾莉森會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話，也會有些跡象。將會發生點什麼。不知為什麼，我進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鐘。

最後我已經朝著那所房子走去了。臨街的門同以往一樣閂著，三樓的門鈴旁沒有貼著姓名卡。我上了樓梯，站在門外等了一下，聽了聽，沒有動靜，這才敲門。沒人應。我又敲，隨後又敲。音樂聲從上邊飄來。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門上最後敲了一次，而後便走上了樓梯。記得那天晚上我帶艾莉森去洗澡時，是和她一起爬這些樓梯的。從那時到現在多少個世界已經幻滅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兒，捱得那麼近。我決意相信她離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裡。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情緒爆發時作出的決定。

我閉上眼睛，數到十，然後敲門。

腳步聲。

一個十九歲左右的女孩子來開了門。她戴著眼鏡，挺胖，塗了太厚的唇膏。我的視線越過另一扇門看到她身後的客廳。那兒有一個小夥子和另一個女孩，動作僵在展示某種舞蹈的過程中。爵士樂聲，屋裡充滿了傍晚的陽光，三個被突然停止動作的形象，停滯了一瞬，這情形活像一幅當代弗美爾的畫作。我無法掩飾自己的失望。開門的女孩給了個鼓勵的微笑。

我後退了。

「對不起，找錯房了。」我開始往樓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後喊著問我找誰，我只說，「沒關係，二樓。」在她反應過來之前我已走得不見人影了，連同我被太陽曬成棕色的膚色，我的退卻，還有從雅典來的特殊電話。

我走回酒吧。那天晚上晚些時候我去了一家我們曾喜歡過——艾莉森曾喜歡過的義大利餐館。還是老樣子，在布盧姆茨伯裡一帶較窮的學究和藝術家們中間很有市場：研究生、失業的演員和出版商手下的工作人員，大多數很年輕，和我是一類。主顧沒有改變，可我變了。我聽著周圍的嘈雜，這裡的與世隔絕性和突然顯露出來的無知先是讓我倒了胃口，繼而又讓我覺得被疏遠了。我環顧四周，試圖尋找一個我在假設中想更多地去認識並與之友好的人，但一個也沒有。不必證實，我已失去了我的英國味。這時我想到我的感覺一定同艾莉森常有的感覺一樣：在英國人面前如同一個混合體，夾雜著惱怒與迷惘，我和他們擁有相同的語言，相同的過去，這麼多相同的東西，然而卻再也不屬於他們了。比無根還糟……無種。

我又到羅素廣場的那套公寓去看了看，但三樓沒有燈光。我便回到旅館，沮喪極了，有如一個很老、很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經管這所房子的房地產代理商。他們在南安普敦街一家店鋪的樓上佔據了一排破敗的綠色屋子。我認出接待我的職員就是我前一年與之打過交道的那位。他記得我，而我也迅速從他那兒獲得了他能提供的一點資訊。公寓是在七月初租讓給艾莉森的——大約是從帕納薩斯山回來之後十天半個月。他完全不知道艾莉森是否住在那兒。他看了一下新的租契，受讓人的地址和轉讓人的地址一樣。

「準是合住的吧，」職員說道。

原來事情是這樣。

那我還管什麼呢？為什麼要繼續找她？

但從房地產代理商那兒回來以後，我一整個晚上都在旅館裡等著，希望得到另外的資訊。第二天我搬到羅素旅館，這樣我只要走出大門，就看得見廣場對面的房子，等著黑暗的三樓的窗戶亮起來。四天過去了，沒有燈光，沒有信件，沒有電話，什麼資訊都沒有。

我陷入一種行動上無能為力的狀態，並因此變得不耐煩和沮喪。我想也許他們找不到我了，不知道我在哪裡。這麼想令我擔心，而我又因為自己擔心而憤怒。

見到艾莉森的需要淹沒了其他一切。就要見見她。把她心裡的秘密勾出來，還有其他我叫不上名的事情也要弄清楚。一個星期過去了，時間都消磨在電影院和戲院裡，浪費在旅館房間的床上望著天花板發呆，等著身邊那無情地保持靜默的電話響起來。我差點給布拉尼打電報告訴他我的地址，但驕傲阻止了我這麼做。

最後我屈服了。我再也受不了那家旅館和羅素廣場，還有那永遠空著的公寓。我在一家煙店的佈告牌上看到一處地方出租。在夏洛特街北端，托特納姆考特路另一邊，兩層製衣房上面一個邋遢的閣樓「公寓」。房租挺貴的，但房裡有電話。房東太太雖然住在地下室，卻顯然是三十年代夏洛特街上波希米亞中的一員，她邋遢、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菸。見面頭五分鐘她就告訴我狄蘭·托馬斯曾是這所房子的親密房客。「天哪，有時我得打發他睡覺，可憐的傢伙。」我不相信她的話。說狄蘭過去常在夏洛特街睡覺就如同吹噓說伊麗莎白女王過去常在英國鄉間旅館怎麼樣怎麼樣。但我喜歡她。「我的名字叫瓊，人人都叫我肯普。」她的智力就像她房裡的陶器和圖畫一樣一塌糊塗，但她的心地是好的。

在我同意租屋後，她站在門口說：「好吧，只要我拿得到你的房錢就行。隨時可以帶你要的人來。在你之前的房客是個皮條客，絕對是個可人的小夥子。上星期血腥的法西斯主義者們把他逮走了。」

「天哪。」

她點點頭。「瞧他們。」我環視一週，看到街角里站的兩個年輕的警察。

我還買了一輛舊名爵賽車。車身壞了，車頂漏水，但發動機似乎還能維持一兩年。作為一個盛大的首行式，我載著肯普到一家叫作傑克斯特勞城堡的酒店。她狂飲無度，信口開河，但在其他方面她都是我所要且需要的人：熱心腸，近乎強迫症的自述狂，毫不懷疑地接受我對於自己沒有工作的解釋，以她苦澀而溫情的方式使我漸漸認命於住在倫敦，做英國人。還有，至少開始時是這樣，每當我的壞情緒襲來時，她都能使我不至於感到太孤獨和遭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