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獨子，出生於一九二七年。父母都是英國人，中產階級。他們生活在醜矮個維多利亞女王長長的怪影之中，終身不能完全擺脫，因為他們不能超越歷史。我上過公學，服兵役浪費了兩年時間，然後進牛津大學，在那裡我開始發現自己不具備實現自身理想的條件。

我早已意識到，我沒有自己所需要的那種父母和祖先。我父親當上准將，只是因為生逢其時，而不是他有什麼了不起的職業天才。我母親堪稱這位未來少將的模範妻子，從不敢與他頂嘴，即使他在千里之外，她也是規規矩矩，就像他在隔壁房間聆聽她的動靜一樣。戰爭期間我難得見父親一面。他長期不在家的時候，我對他的看法多少還算是聖潔的，但他總是在回家休假的頭四十八小時內把我的看法打個粉碎。

他和一切不稱職的人一樣，很講究儀表，對日常瑣事十分認真。他沒有什麼聰明才智，卻積累了一大堆嚇唬人的大話，諸如紀律、傳統、責任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膽敢——這很罕見——與他爭辯，他就會從這些圖騰般的詞彙中拿出一個來對付我，這無疑很像在部隊裡出現類似情況時他壓制部下一樣。如果你還不認輸的話，他就衝你發火。他的脾氣像一隻紅毛狗，時刻都被帶在身邊。

我們家是在南特赦令撤銷之後從法國移民到英國來的——高貴的胡格諾派教徒，與十七世紀暢銷書《阿斯特雷》的作者於爾菲多少有點瓜葛——這是我們這一廂情願地認定的傳說。如果你把另一個同樣未經證實的與托馬斯·德菲的關係排除在外的話——他是查理二世敷衍應付的朋友——我的先祖中就再沒有什麼人有一丁點兒藝術細胞了，一代又一代，盡是些船長、牧師、海員、小鄉紳，沒有一個出人頭地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好賭，而且每賭必輸。我的祖父有四個兒子，兩個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個為賴賭債，逃往美國，其行可憎，父親從不提及他還活著的事，據說這位小弟弟也具備了兄長們的一切惡劣品質。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甚至也不知道在大西洋彼岸有沒有我不認識的堂兄弟姐妹。

在我求學的最後幾年，我終於認識到，我父母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們對我向往的那種生活不分青紅皂白地持蔑視態度。我的英文「不錯」，曾用筆名在學校雜誌上發表過詩歌。在我心目中，勞倫斯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我的父母肯定從未讀過勞倫斯的作品，除了知道他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有關之外，可能對這位作家的情況一無所知。父母身上有些東西，本來我是可以擁有得更多一些的，如母親情感上的溫柔，父親有時歡欣愉悅，可是我所喜歡的這些優點，恰恰是他們不希望被別人喜歡的東西。我十八歲時，希特勒死了。其時，父母和我之間已成了純粹的供養關係，對他們我必須表現出象徵性的感激，其他的情感就很難談得上了。

我過著兩種生活。在學校裡，我小有名氣，人稱戰時唯美主義者，喜歡冷嘲熱諷。可是我必須參軍——為傳統和犧牲精神所迫。我堅持當完兵後要上大學，幸運的是，我的這一要求得到中學校長的支援。在軍隊裡，我繼續過著雙重生活。在公開場合，我極不自在地扮演著「烈火將軍」准將於爾菲的兒子的角色。私下裡，我提心吊膽地偷看企鵝新書系列和詩歌小冊子。後來我想辦法儘快地退了伍。

一九四八年，我上了牛津大學。在馬格達倫學院第二年的漫長假期裡，我幾乎沒怎麼見著我的父母。假期過後不久，父親必須飛到印度去。他把我母親也帶了去。他們乘坐的飛機在卡拉奇以東大約四十英里處遇上雷暴雨失事，飛機在優質汽油的燃燒中化為灰燼。一陣震驚之後，我幾乎立即產生一種如釋重負之感，我自由了。我的近親只剩下母親的弟弟一人，他遠在羅得西亞務農，因此，凡我視為真正自我的東西，現在再也沒有家庭的束縛了。在恪盡孝道方面，我可能顯得不足，但是追求時髦我可是行家裡手。

起碼，在馬格達倫學院同一群性格古怪的夥伴在一起的時候，我有這種感覺。我們組織了一個名叫「叛逆男子漢」的小小俱樂部，喝乾雪利酒，開會時穿深灰色服裝，系黑領帶，以示對四十年代後期那些穿寒酸的連帽粗呢大衣者的抗議。在俱樂部裡，我們對存在與虛無進行辯論，把一種微不足道的行為叫作「存在主義」。稍不開竅的人可能斥之為反覆無常，或者乾脆說自私。可是我們無法理解，我們讀過的法國存在主義小說中的英雄或反英雄，為什麼不能看成是現實主義的。我們試圖模仿他們，誤把複雜感情狀態的比喻描寫當成明確的行為規範。我們當然體會到了箇中痛苦。我們大多忠於牛津大學永恆的一流意識，一心想標新立異。在我們的俱樂部裡，我們做到了。

我養成了奢侈的習慣，作風華而不實。我得的是三等學位，卻有一流的幻想：我是詩人。但是最沒有詩意的是，我看透了一切，對生活，尤其是謀生，感到厭倦。我還太幼稚，不知道一切憤世嫉俗行為都是缺乏處世能力的表現，簡而言之，是一種無能；也不懂得藐視一切努力其實就是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的確吸收了一點永遠有用的東西：蘇格拉底式的誠實。這是牛津大學獻給文明生活的最好禮物。它反覆提醒我，反叛自己的過去是不夠的。有一天，我在一些朋友中肆無忌憚地傾訴當兵服役之苦，後來在自己的房間裡，我突然想到，正因為我講了那些雖不會受懲罰，但足以把父親氣中風的話，便足以說明我仍然不折不扣地生活在他的影響之下。其實我並非生來就憤世嫉俗，只是因為反叛使然。我已經擺脫了我之所恨，但還沒有找到我之所愛，因此我就裝出無處可愛。

對失敗作了充分心理準備之後，我踏上了社會。在我父親的常用詞中，沒有精打細算這類字眼。他在萊德布羅克銀行立了一個賬戶，來往賬目大得可笑，他的賬單混亂不堪，數字總是大得驚人，因為他愛討人喜歡，為了換取迷人的風采，只好廣為佈施，請人喝酒。付過律師費交完稅之後，他剩下的錢幾乎不夠維持我的生活。但是我留意過的每一種工作——駐外機關事務局、內政部、殖民部、銀行、商行、廣告業——都是一眼就能看透的。我參加過幾次求職面試，沒有一次成功，原因是我們的世界要求年輕的管理人員表現出一種急切的熱情，而我卻覺得沒有必要。

最後，我和先前無數牛津人一樣，回應了《泰晤士報教育副刊》的一則廣告。我到了那個地方，是東英格蘭一所較小的公學。他們草草問了我一番，就給了我職位。後來我才知道，除我之外只有兩個申請人，都是紅磚大學學生。新學期將於三星期內開始。

我教的是大量生產出來的中產階級孩子，他們壞透了。幽閉恐怖的小鎮像一個噩夢，但真正叫人無法容忍的是師生公共休息室，到教室去上課反倒覺得輕鬆。學校生活一成不變，年復一年，令人麻木，單調乏味得像一朵陰雲，籠罩在全體教師頭上。那可是貨真價實的單調乏味，絕不是我窮極無聊。學校充滿了言不由衷、虛偽和無能為力的無名火。老人發火，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失敗了；年輕人也發火，因為他們擔心自己也將一事無成。資深教師就像絞刑架下的佈道，跟他們在一起，你會感到一種迷惘，看到的是人生虛無縹緲的無底深淵……這就是我在第二學期開始產生的感受。

我不能把自己的一生耗費在穿越這樣一座撒哈拉沙漠上。我越是這樣想就越感到，這所貌似體面但卻毫無活力的學校，實際上是整個國家的縮影，離開這所學校而不離開這個國家是可笑之舉。同時那裡還有一個姑娘使我感到厭煩。

校方無可奈何地接受了我的辭呈。我將教滿一學年再走。我向校長隱約提及自己感到焦躁不安，他很快猜到我想到美國或英聯邦自治領去。

「我還沒有拿定主意，校長。」

「我們本來可以讓你成為一個好教師的，於爾菲。你也可以讓我們成為重要人物。可是現在為時太晚了。」

「恐怕真是這樣。」

「我不知道自己贊不贊成你這樣到國外漫遊。我勸你不要走。然而……你是自願的，喬治·丹東，你是自願的。」

這是一個典型的引證錯誤。

我離開那一天，下著傾盆大雨。但是我充滿了激動，有一種起飛時興高采烈的奇異感覺。我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但是我知道自己需要什麼。我需要一個新的國度、一個新的種族、一種新的語言。雖然當時我還不能用語言把它表達出來。我需要一種新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