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貝婁

「大眾人」（massman）是什麼，在安東尼·克里根對《大眾的反叛》（larebelióndelasmasas）的出色翻譯中，奧爾特加為我們做了充分且明確的界定，但就這本書的論證做一個簡述對讀者來說可能依然是有用的。

奧爾特加在談到「大眾人」時，並非指無產階級，他並不打算讓我們去思考任何社會階級。對他而言，「大眾人」是一種全新的人類型別。法庭上的律師、法官席上的法官、俯身麻醉病人的外科醫生、國際銀行家、科學界人士、私人飛機上的百萬富翁，儘管他們受過教育，擁有財富或權力，但他們幾乎都是大眾人，與電視維修工、陸海軍商店的職員、市政消防檢查員或者酒吧招待沒有重要的區別。奧爾特加認為，在西方，我們生活在一種平庸者的獨裁統治（adictatorshipofthecommonplace）之下。科學技術的重大成就使人口的大幅增長成為可能，並且隨著新的人群的出現，文明社會的性質已經發生革命性變化，因為在奧爾特加看來，革命不僅僅是對現存制度的反叛，而且還要建立一個與傳統秩序截然對立的新秩序。現代革命為普通人（theaverageman）、為其當今所屬的巨大社會集團創造了一種與舊時截然相反的心理狀態。公共生活已被徹底顛覆。不受任何資格限制的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屬於擁有最高主權的大眾。在考察這一擁有最高主權之大眾的集體假設的基礎上，奧爾特加得出結論：儘管世界在某些方面仍然是文明的，但它的居民卻是野蠻人。奧爾特加認為野蠻是由規範的缺乏來界定的，「如果沒有可以訴諸的法律原則，就無所謂文化」。在大眾社會里，哲學和藝術有著與法律傳統相同的命運。

奧爾特加的「大眾人」具有怎樣的特徵呢？他無法在自然的與人為的之間做出區分。廉價且豐富的商品和服務，包裝好的麵包、地鐵和藍色牛仔褲，自來水和一觸即亮的電子裝置，這些科技包圍著他，就像自然世界的延伸一樣，已經深入到他的腦海當中。他認為這裡有空氣可以呼吸，有陽光能夠照射。他也預期電梯會上升、公交車會把他帶到目的地。他分辨人造物與有機體的能力漸漸消失。他對神奇的大自然與技術天才視而不見，認為二者都是理所應當的。因此在奧爾特加的大眾社會里，底層民眾已經勝利了，並且在嚴格意義上講他們並不關心文明，而只關心機械化所帶來的財富和便利。大眾社會的精神要求它無拘無束且唯我獨尊；事實上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沒有什麼是危險的，並且在原則上沒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更優越——奧爾特加認為，這就是「大眾人」的信條。相比之下，「精英」（selectman）只要服務於一個超驗的目的，就會明白他必須接受一種奴役。「隨心所欲」，歌德說，「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貴的人追求秩序與法律」。由此可知，大眾人缺乏嚴肅性。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是真實的，全部都是可替換的。一切事物之於他都是暫時的。他可能偶爾在悲劇中扮演角色，但普遍的情緒卻僅僅是一場鬧劇，大眾人喜歡笑話。他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要求娛樂並且喜歡耍性子，缺乏形式以及只有緊要之事才能引發的不可或缺的緊張。他的唯一誡命是「你應該期待便利」（thoushaltexpectconvenience），「人們所做的唯一努力就是逃避自己真實的命運」。

並且，在奧爾特加看來，什麼才是野蠻人的命運？對平庸之人來說，開放的生活世界使得他封閉了他的心靈。大眾的反叛建立在普通民眾心靈閉鎖的基礎之上，這反過來又「構成了今天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危機」。靈魂對此如何做出反應，或者它是否會做出反應，奧爾特加在本書中並沒有告訴我們。他在其他地方回答了這個問題。在《人與民族》（manandpeople）一書中，他論述了個體本身的心靈鬥爭以及作為形成真實觀念前提之一的「內在自我」（beinginsideoneself）的必要性，因為沒有那些原始的、創造性行動的孕育，社會就會消亡。

「人們的生活水平在我們這個時代經歷了奇蹟般的增長，而大眾的反叛與這種增長就是一回事。但是，同一個現象的另一面卻是可怕的，它不是別的，而是人類道德的徹底淪喪。」這是奧爾特加最悲觀的看法。誠然，他說，就普通人而言，西方所達到的生活水平比過去任何一個國家都要高，但如果我們展望未來，我們就會有理由擔心它既不能保持這一水平，也不能達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極有可能倒退，跌落至更低的水平線」。在政治領域，他似乎想當然地認為，大眾是通過國家來行動的，並且在大眾統治之下，國家將不可避免地粉碎個體的獨立性。

我認為，指出西方當前的情境與這本書首次出版時的情境之間的差異是恰當的。奧爾特加寫作時，西方正處於與科技的蜜月期，十年前這種蜜月期結束了。懷疑和恐懼明顯地瀰漫於大眾社會。儘管生活水平不斷提升，但由於日益嚴重的文明危機、戰爭和更新換代的速度，以及大眾人逐漸意識到世界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現代人的信心被極大地動搖。此外，大眾終究無法控制國家。不能說高水平的警察國家表達了他們大眾的意志，也不能說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領導了被寵壞的孩子的國家。大眾傳媒並沒有反映大眾的支配，相反，它們展示了那些形成公共輿論和公眾品味之魔術師們的技巧。普通人不可能想到他能理解或控制正在發生的事情。他無法堅定地相信他所看到的畫面。20世紀80年代的平庸並不像五十年前那樣自信，種種危機使其大為收斂。如果說人類在今天意志消沉，那麼，其原因或許並不在於大眾的反叛，而在於大眾社會遭受的挫折，在於其太過現實主義之恐懼的越來越濃厚的陰影，尤其在於被困擾、被損害——如果說還沒有完全被毀滅——之靈魂所感受到的痛苦。

可以肯定的是，奧爾特加有他的前輩。包括尼采在內的早期作家，曾經強烈地譴責了一種新的人類型別的出現（《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將其稱為「最後的人」），但奧爾特加絕非一個缺乏獨創性的思想家。奧爾特加的「大眾人」是19世紀藝術家所見到的中產階級的後代——司湯達的小商人和外省政治人物、福樓拜的郝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巴力崇拜者。這些作家都是奧爾特加的前輩，並且某種程度上，他藉助他們的視角來看待20世紀：一種被貶損的、面目全非的人類型別，一種世界上擁有數億人的新生力量，正在支配著現代文明。

任何人只需讀上一頁奧爾特加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他完全屬於他自己。他博覽群書，卻不模仿任何人。法國作家馬塔（davidmata）最近在《邂逅》（encounter）中提到，奧爾特加是「一個源頭，一個源泉。他是如此無學究氣，如此樸實無華，以至於他根本不是一個傳統的哲學家：他似乎如此透明，以至於他沒有什麼，只有光亮。對於他所思考的任何主題……他都散發出正午的光輝，偏見、部族偶像、各種實體形式在這裡統統消失殆盡」。儘管他是一個文明的歐洲人，一個偉大的歐洲人（ungrandeuropéen），但他的光輝卻是獨一無二的西班牙風格。

1985年

（陳麗譯，劉訓練校）

註釋

這一序言是根據1985年美國印第安納州聖母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以下簡稱80年代英譯本）譯出的。索爾·貝婁（saulbellow，1915—2005），美國猶太裔作家，被稱為美國當代文學的發言人，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品有《奧吉·馬奇歷險記》《洪堡的禮物》《赫索格》《更多的人死於心碎》等。——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