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納斯慢慢地站起來跟索默爾握手。接著索默爾又斯帕克跟握了手，然後把目光轉向了我。

複雜的情感在胸中捲起旋渦，嗓子幹得說不出話。我想起了幫他逃跑時的場景，他救我一命時的場景，最開始相處不融洽對他冷冰冰的場景，以及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勸我對他友好一點的場景。

然而，看了一眼我就明白了，這個老人並非我所認識的菲利普·鄧希爾。活在我記憶中的鄧希爾並不是這個人。四十四年的時間太長了……想開之後我繃緊的心絃鬆弛了下來，胸中一片海闊天空。

「還記得他嗎，他是科爾。」

我感到莫名的輕鬆，站起來跟他握了手。索默爾稍顯羞澀地微笑著點點頭，坐到了斯帕克給他拉出的椅子上。

「麥當勞啊，聽倒是聽過，來還是第一次。」

曾經一口流暢的英語如今夾雜著濃厚的德語口音，索默爾低沉的聲音聽起來非常嘶啞，時而像是聲音卡在喉嚨上，時而像是摩擦著空氣。

「是的啊，東邊不允許開店那就沒轍。」斯帕克把煙遞給索默爾，索默爾抽出一根放到鼻子跟前，閉上眼深吸了一口氣。

「真好聞，美國香菸就是好。」

我們為了與克勞斯·索默爾見面，請了假坐了好久的飛機才來到西柏林。大約十年前，以紀實小說家的身份馳名天下的溫伯格，經過與東德當局的長期交涉，最後才得到了採訪的許可，與索默爾見了面。溫伯格滯留東德期間，遭到了竊聽、郵寄物品的檢查、斯塔西的監視、出境時的身體檢查等他稱之為「屈辱大套餐」的待遇。但以此為代價，溫伯格確認了索默爾一家人還活著，也知道了他們的住處。之所以溫伯格沒有來到這兒也不是因為工作繁忙，而是為了小心行事，不讓東德對他進行警戒。

上個月柏林牆被推倒，東西往來不再需要進行檢查。溫伯格向事先已調查好的我們的地址寄了信，之後萊納斯再進行了具體安排。多虧了這些，我們原本快要放棄的重聚計劃才得以實現。而我什麼都沒做，就只是在美國等到了好訊息。

索默爾變得比年輕時更加沉默不語了。他平靜地對聊天內容做出反應，傾聽著關於曾經戰友的話題。我們也簡要地說明了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知道即將回歸正常生活的時候，我就向曾經的女子飛行部隊的副機師泰蕾絲·傑克遜提出了交往的請求，儘管我明白自己配不上她。兩年後，我們結了婚。直到現在泰蕾絲還是那麼美，她還時常借用以前戰友的私人飛機去駕駛飛行。我們沒有自己的親生孩子，結婚之後不久就收養了在荷蘭遇到的兩個孤兒，羅蒂和西奧。沒錯，我們成了一家人。

聊天暫告一段落，索默爾緩緩抬起頭問道：

「迭戈怎麼樣了？」

我和斯帕克、萊納斯互相使眼色，無聲地催促著對方先開口。最後選擇開口的是斯帕克。因為他是與迭戈接觸最多的人——或許是因為他作為醫護兵關心戰友健康的習慣直到戰後也改不了吧。而我只去看望過迭戈一次而已。

迭戈並未記恨於我。這是因為他對戰時的大部分記憶選擇了遺忘，即便見到我也只是呆呆地側著頭。看到朋友這樣的狀態，我感到十分痛苦，無地自容，失去了再次看望他的勇氣。

斯帕克從煙盒裡抽出一根菸，平靜地敘述起來。

「戰爭結束後，他看起來在逐漸康復。出院之後他回到老家，很快就開始自己租房子住。那個房子位置偏僻，又窄又髒。至於工作嘛……他那個症狀幾乎拿不到什麼撫卹金，所以只有找工作才能活下去。但是他做什麼都做不長久，建築工、演奏樂器的工作、洗碗工，他換了好多種工作。」

一聽便知連平時急性子的斯帕克也在注意用詞。我很早之前就聽他說過迭戈的情況，即便如此，現在聽到還是讓人想捂住耳朵。

「他換工作又換住處，沒有辦法定居在一個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他再相見時，發現他比以前更瘦了，臉色也變得很糟糕。大家都很擔心他，於是讓他也來參加一次退役軍人的聚會，但那個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垮了，小便裡有血，後來才知道是晚期腎癌。六四年他就去世了。」說完之後，我們安靜了。周圍那些剛才還毫無存在感的喧譁聲，便像調大的電視音量般凸顯出來。我偷偷觀察坐在斜對面的索默爾，只見他閉上眼，在胸前畫了一個小小的十字。

當索默爾再睜開眼時，便開始娓娓道來他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在我們的幫助下，他逃出了收容所。之後他穿越了廣闊的被戰火燒過的原野，直奔家的方向而去。好不容易到了家鄉，發現街上飄著細煙，他看到了紅軍的身影。他本以為家裡應該已經被燒了個精光，但開啟通往地下的暗門才發現妻子女兒在裡面。雖然已經三天沒有進食了，但她們還活著。

「從那時起我就決定過上只為家人著想的生活，絕不再做鋌而走險的事。」

德國一分為二，索默爾被迫留在東德政府所統治的地區。他沒有抵抗，順從地生活了過來。穿著分配的衣服，吃著分配的食物。分配的新家只要自己用心佈置住起來也不會不舒服。

「我的處境有些見不得光，他們不允許我進入斯塔西，也不準加入國家人民軍。不過好歹還有份工作。雖然是在一個小工廠幹苦力，但通過努力我當上了廠長。女兒也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索默爾的臉頰與下巴完全沒有懶散的痕跡，鬍子颳得很乾淨，臉看起來很光滑。他的背挺得很直，是圍坐在一起的幾個人當中心態最為平靜的一個。我這才恍然大悟。

數十年來，我曾對毫無聯絡的索默爾感到有點憤怒，不明白為何他這麼久都沒有嘗試過逃出來。然而這樣的情緒如今正慢慢褪去。

「那你今後怎麼辦。不再回來了嗎？」

我隱約猜出了他的答案，但我還殘留著最後一絲希望，刨根問底。

索默爾緩緩地搖了搖頭。

「我打算留在家鄉。估計不久之後體制還會發生變化，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我這條被你們救回來的命能在現在這樣的生活中結束。」

最後一線希望從我手中溜走，隨風遠去。

重聚那一天，索默爾給了我一個小紙袋，說要把我放在他那兒的東西還給我。紙袋裡面裝著一副眼鏡，雖然老舊但保養得很好，鏡架與銀質鏡框都沒有鏽跡。然而裂掉的鏡片並沒有修整過，裂紋與血跡都還和原來一樣。

「我念念不忘，心想一定要還給你。」

分別的時候，索默爾和我輕輕相擁。我們心知肚明，餘生再不會相見了。這樣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印證。來年春天的時候，索默爾遭遇了交通事故，就這樣離開了人世。四十多年來長存我心中的芥蒂，僅僅因為一輛轎車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如今只要看到電視播放的動亂與紛爭，或者互相推卸罪責以及針鋒相對的議論等畫面，我就會不由得去想，將來即便再過去幾十年，人類也不會發生改變。

總有一天還會發生大戰。然後在生靈塗炭之後，人們又會開始自問我們到底為了什麼而戰。

我倚坐在臥室的桌前眺望窗外。雨滴拍打著玻璃窗，發出輕輕的聲響。

「爸，浴室可以用了。」

房門開啟，羅蒂探了個頭進來。留著一頭金髮的她雖然已經人到中年，但還是那麼伶俐要強。羅蒂的丈夫與西奧代替我掌廚，現在應該正在廚房裡收拾。西奧沒有結婚，享受著單身生活。他時常會露出天真爛漫的笑容，讓我想起他兒時的模樣。

如果某一天見到了楊森夫婦倆，我是否能挺起胸膛對他們說，我像他們所期望地那樣拯救了這兩個孩子呢？

「好的，馬上去。」

「嗯，先晚安了。洗乾淨再睡哦。」

「知道了。」

等房門關上後，我輕輕地拿起愛德的眼鏡。

桌子的抽屜裡放著曾經的戰友們留下的遺物，還有愛德單獨留給我的遺書。歷久褪色的信紙上無情地寫著這樣一句話。

——就算你不把我的眼鏡留著，也能活得好好的。

因為每次見到戰友犧牲，我都會留一件遺物，想必他是猜到了如果自己死了我會把他的眼鏡留在身邊吧。

「……那麼，我又是不是活得好好的呢。」

我對那個青年又知道多少呢。在巴斯通冰冷的戰壕裡第一次聽到他的切身經歷時，我才感到自己對摯友其實一無所知。直到現在我還能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心情。

時間無法倒退。做過的事就成為永遠的印記，再不會消失。就像小時候我曾經用塗鴉嘲諷黑人一樣，我傷害了迭戈，最後也沒有得到原諒，並且還得眼看著他離去。我還殺害了大量敵軍——甚至還曾射殺了已經投降的敵軍。

奪過的生命，救過的生命，貶低過的生命，數都數不清，但心中的痛卻不會因此而麻痺。

——如果你為我擔心，那麼就在外面的世界好好努力。不要讓這樣的戰爭再次發生，不要讓世界變成只能用戰爭去解決問題的地方。

不怕殺人、也不怕被殺的愛德這樣寫道。然而我的力量太過渺小，絲毫不足以抵抗大潮。

人類是健忘的生物，終有一天會將明顯的過錯正當化。有人勝利就有人失敗，為自由而戰的人被為了別的自由而戰的人打敗，如此一來，仇恨便開始了無限迴圈。

世界是灰色的，它既不黑也不白。就像陰天，美麗又蔭翳的灰色反覆無常地變化著，帶著鄉愁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頭。

不過即便如此，我也止不住祈禱。

我深深地嘆了口氣，將眼鏡鎖進了抽屜。

那天夜裡，我做了個夢。醒來後我雖然已經完全忘記了夢的內容，但胸中卻有著一種甜到令人麻醉的愉悅，其中還隱約夾雜著苦澀的情緒，就像雨停後留下的水窪一樣無法消去。我摸了摸臉頰，發現早已被淚水打溼。

第二天清晨，我開啟抽屜一看，本來放在裡面的眼鏡卻不見了蹤影。我問遍家人，把家裡找了個底朝天，也沒有再找到那副壞掉的眼鏡。

譯者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african-americancivilrightsmovement），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爭取政治經濟和社會平等權利的大規模鬥爭運動。

譯者注：東德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fürstaatssicherheit），全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成立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總部設在東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