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傳聞說曾經留下三名倖存者，我認為應該是一人，不是說有一個人敲了附近三家民宅的門嗎？」
有關倖存者的這個傳聞從總務口中說出的瞬間，大家都為之沉默。
據說當時天空沒有一絲雲彩，半月升起，是個明亮的夜晚。穿著血跡斑斑衣服的青年乞求給他一套衣服換穿，絕對不會跟任何人說是從哪一家拿到衣服的事情。當時由於處於擔心後患無窮的年代，所以前兩家拒絕了，而另一家卻給了他衣服。那個青年一拿到就馬上在院子裡換上，快速地飛奔而去。
那個人說聽到這個事情讓他很揪心，為了不漏掉任何一句話，豎起耳朵仔細聆聽。後來打起精神往旁邊一看，媽媽正縮著身體嘔吐著，一直到吐出胃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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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青年是舅舅的可能性並非完全沒有。」
仁善低聲說道。
「就像現在坑道里三千具遺骸中的任何東西都有可能是舅舅的一樣。」
她點了點頭，似乎在尋求同意。
當然可以推測，如果那個人是舅舅的話，無論如何，以後都會回到島上……但是能確信嗎？在那樣的地獄裡生存下來後，還能期待他成為像我們想象的能夠做出選擇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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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從那時起，媽媽的內部就開始出現分裂。
從那天晚上哥哥同時以那兩個狀態存在時開始。
坑道里堆積的數千具遺骸之一。
在開燈的房子前敲門的青年。承諾不會告訴任何人在這裡拿到衣服的人。趕快把這衣服燒掉吧。將滿是鮮血的囚衣留在院子裡，消失在黑暗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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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被說服。
我只是好奇他是如何活下來的。
是在槍決前昏迷，掉進坑道躲過子彈？是軍人離開後，在屍體中睜開了眼睛，還是朝著透出月光的第一水平坑道入口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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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仁善他是怎麼回來的，因為從坑道爬出來的那人眼睛和仁善的眼睛為之重疊。仁善睜著那雙長得像擁有白瓷一樣臉蛋兒的男人的眼睛，那雙像是飽含水汽一樣發出光彩的眼睛反問我：
「你是說誰？」
「……你爸爸。」
她沒有受傷。
比我想象中還要堅強。
毫不猶豫，不再壓低聲音地回答道：
「就是因為這個，所以媽媽才去找爸爸的，為了問他是怎麼活著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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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夏天。
媽媽一年前就聽說過被關押在大邱刑務所的人服完十五年刑期之後被釋放的訊息。雖然遠遠看到寄居在下村親戚家中的父親，但她說下定決心去找他還需要時間。
爸爸在安靜的排斥中堅持著。
即便因拷問留下了手顫症，但還沒到無法幫助寄居家裡種植橘子的程度。在監獄裡度過的最後幾年，他學會了貼瓷磚技術，不收報酬地幫著做村裡的活兒，慢慢地獲得了認可。但在軍事政權下，沒有人願意與警察一個月來做兩次動態調查的前科犯人維持密切關係。
那個夏日傍晚，在路口等候著的媽媽叫他的時候，父親之所以回頭看，是因為覺得不會有人那麼輕柔地叫自己。媽媽說直到聽到舅舅的名字，爸爸的眼睛才有所晃動。他認出了媽媽是經常來外婆家的韓地內兄妹當中的一人。
但是爸爸不想和媽媽說話。深秋時媽媽再去找他的時候，他也鄭重地拒絕。一直到隔年的早春，媽媽再去找他的時候，他才開口：「我害怕別人的眼光，在市內見面吧。」
那個星期天下午在煙霧瀰漫的茶館面對面坐著的時候，媽媽三十歲，爸爸三十六歲。
那天媽媽最先知道的是父親在一九五〇年春天被移監到釜山。大邱高等法院不僅負責慶尚道，還負責全羅道和濟州島的上訴審理，因此收到上訴判決後，被關押在大邱刑務所的人大量累積，空間變得不足。父親說，那年春天以長期服刑者為主進行大規模移監，純粹是出於實務上的原因。在濟州人當中，他不幸屬於刑量較高的一群，這反而讓自己活了下來。
但是父親說釜山也不安全。釜山保導聯盟的加入者從七月份開始蜂擁而至，在刑務所內院建設臨時建築物時，動員了被羈押的囚犯。每到休息的時間，父親曾經從院子裡的帳篷前走過，看到餓得極其瘦削、只穿著褲子的孩子，扎辮子或綰髮髻的女人，大熱天也不脫帽的老人們擠在一起擦汗。
據說從九月份開始，他們被卡車載走，刑務所裡流傳著令人心驚的傳聞，說是從羈押犯人中挑選出政治犯處死。
父親說，正如傳聞的內容，濟州二百五十人中，有九十多人被叫出去，剩下的濟州人焦急地等待下一個順序的時候突然停止。後來才知道聯軍從仁川登陸之後，戰局發生了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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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雙不知是否會把杯子打翻的手是不是藏在口袋裡？我想著，不，是不是沒有藏起來，而是安靜地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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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告訴媽媽她真正想知道的事情是在下一次見面的時候。
從舅舅被關在大邱刑務所的夏天到父親被移監到釜山的春天，在約八個月的服刑期間，兩人是否曾在那裡見過面？如果是的話，父親還記得什麼？
父親說那個夏天新進來了三百名濟州島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因為最重要的是有機會聽到家人的訊息。當時父親知道了被抓到p邑國民學校的細川人在沙灘上被槍殺的事實，那個傳來訊息的人說了舅舅的事。說他和外婆家在細川裡的青年一起坐船過來，被安排在旁邊的刑務所。爸爸說只聽到名字就知道是誰了，雖然沒有一起上過學，但記得小時候他和妹妹們一起跨過小溪來玩耍過。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兩家的女兒很多，覺得彼此的個性很吻合。爸爸說他們用石頭將院子裡的鳳仙花碾碎，敷在妹妹們的指甲上，自己的指甲也被染上顏色。
但那就是全部了。
爸爸對坐在他面前的人再也沒有可說的話了。
我曾問過媽媽幾次，父親住進這座房子是在他們第一次見面的五年之後，那期間兩人是怎麼過的呢？多久見一次面？什麼時候變親近的？媽媽連一次都沒有回答清楚，只是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比如說爸爸給媽媽講的關於在酒精工廠受到的拷打。穿著沒有軍階的軍服，操著北韓話的男人是如何對待父親的。每次脫下衣服、倒掛在椅子上時，他都說了些什麼。
你們這些該死的赤匪，我要把你們全部弄死，消滅你們這些該死的赤色分子。
那人不停地往被毛巾覆蓋的父親臉上灌水，他用野戰電話線把父親溼漉漉的胸口綁起來，然後連線電源。每當那個人低聲要父親說出和山上勾結的人的名字時，父親都會回答，我不知道，我沒有罪，我是無罪的。
每當說完那個事情，媽媽總會不由自主地自責。
那時候我為什麼要說哥哥的頭髮很奇怪？為什麼那時只能說那樣的話？
我記得，媽媽那樣自責的時候就會放開我的手。因為抓得太過用力，讓我發痛的握力像泡沫一樣瞬間破滅。就像有人切斷保險絲一樣，就像忘記了正在聽她說話的我是誰一樣，就像即便是一瞬間也不願碰觸到人的身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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