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見到你時
再也見不到你的日子讓我害怕
想要和你一直說下去的感覺讓我痛苦
當我和你說話時
和你在一起漫長得甚至無聊的日子讓我害怕
和你說話意猶未盡的感覺讓我痛苦
過了三十歲後的第一首詩，恐怕也是最後一首詩，但只有十五歲時寫的一半漂亮，這讓我無地自容。
日記中這樣寫著。
在幾次約會之後，兩人照例在逛完畫廊後走進咖啡館，山內無意識地談起自己的工作。
「我考高階公務員得了第二名。不過，我特別想幹福祉類的工作，所以主動選擇了厚生省……」
聽了山內的話，不可思議的是，知子沒有覺得山內是在自吹自擂。
（真是有信念的人啊……）
知子真誠地想。
大概就是從那一刻起，知子開始愛上這個不懂浪漫、笨嘴拙舌的山內。
1967年3月，知子從旭陶公司辭職，回沼津的父母家籌備結婚事宜。兩人的約會也變成了打電話和寫信。此時，山內正處在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最繁忙的階段，但沼津和東京之間還是每天都有信件往來。
為制定法案連續通宵達旦的山內，也經常在寫給知子的信中提及基本法的事情。
（昭和42年4月8日）
每天依然忙得不可開交，有所怠慢。昨天開始進入法制局審查公害對策基本法案的階段，制定法律的專家逐條審查，我邊冒著冷汗邊在加油。
我擔心這樣的速度能不能按計劃五月初提交到國會（這句話針對國民），抽不出空餘時間我深感抱歉（這句話針對……）。
（4月14日）
回家已經十二點半了。和約會結束後回家不同，花一兩個小時討論完了該選「公害防止措施」還是該選「有關公害的防止措施」或者乾脆定為「公害對策」這種無關緊要的問題後走，在回家的夜路上沒有任何情調。制定法律的難處和樂趣出人意料地體現在這些事情上，所以當事人既十分較真又饒有興致地爭論不休，我無可奈何。
（4月19日）
週一承蒙各位特意安排了款待，我很遺憾也十分抱歉。務必代我向大家致歉。
從週一開始每天早晨上班時間比較早——不過也在八點半了，一天幾乎都是會議，雖說能早點回家但也是筋疲力盡。
去防衛廳討論坦克車的聲音是不是公害，被叫去行政管理
廳挨訓；聲稱準備新設立公害對策審議會，立刻廢除公害審議會（現在所屬厚生省）；加上產業界要求厚生省放手公害問題的動向十分強勢，真是心力交瘁的臨產期（基本法的）。
進展順利的話，下週就能完成政府提案進入記者釋出階段。也許那時可以通過電視在厚生省記者會見室和我見面了（當然我在映象管的一角大概也就是被掃到個身形而已）。
釋出後也會大忙一陣。國會審查不知什麼時候能結束。我決定還是不要淨說自己忙吧。
（4月29日）
時隔多日終於一起吃上一頓飯，快樂的「二十八日」還是過於匆忙，內心略有遺憾。今天下午的工作也一直持續到近十點，這才正要出門。我們約好的三日和五日看來也危險。雖說為了佐藤內閣的面子，二十一日就要提交到國會，但法案條文無法確定，執政黨的斡旋也從現在才開始，所以日曆上的紅日期要塗黑了。雖說見面時老強調工作忙被你嗤笑，但確實是全身心投入忙得不可開交，請盡力為我加油。很多人的信條是不緊不慢做公務員，不犯大錯。但成天被頭痛的工作追在屁股後面才是公務員的福利，對這一點我甚是喜歡。
（5月1日）
雖然難言薰風微拂，但已是五月明媚的清晨。翻開日曆上的新頁，望見窗外迎風飛舞的鯉魚旗頗感新鮮，人的心情真是不可思議啊。
昨天祖母從福岡來電話，執意要整理相簿後寄給我。很長時間沒有和祖母通話，聽到老人家不可思議的、開朗的說話聲，我十分高興。一聽她說「你小子臉長得不俊，要好好照相」的話就和別人說我駝背一樣，心都涼了半截。祖母最寵愛我父親，好像總是把我和父親對比。據說我父親的口頭禪是「我是長子，所以必須贍養父母」，但他拋下親生兒子自己卻死了，這絕對算不上孝子。
儘管如此，祖母和祖父總是在誇活著時候的長子，有時也得罪下面的幾個叔父。
祖母嘴上說你把人帶回來家裡這麼難嗎，家裡連個座都沒有嗎？看來心裡很想見你。上了年紀嘴巴不饒人，但看到你的照片（我也只寄去過兩張），一個勁兒地誇獎，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想總得回去一趟，但五月中旬好像有些勉強。原定二十日以後去熊本出差收集水俁病的資料，看來要和之後的山口出差一樣讓人代替了。（後略）
山內的日記和信件中，提到「水俁病」一詞的只有這一處。當時，繼熊本之後，新潟縣也出現了水俁病，成了重大社會問題，政府至今甚至沒有公佈致病物質，行政的無能和不作為受到了強烈批評。
對於山內來說，去水俁之事，可以說是他進入厚生省之後首次直接接觸水俁病問題的機會。
（5月2日）
回家已過了一點鐘。明天一天要乾的工作也全都帶回家來了。看來一九六七年的黃金週不會變成快樂的二人世界，而將成為令公害基本法破土而出的地表最大戰役——原題「最漫長的日子」。
昨天各省廳聯絡會議成了一場混戰。今天早晨的新聞稱那是通產省的戰略。沒那麼回事，昨天《朝日新聞》晚刊上的報道不也是總理府讓寫的嗎？
全都是些給人添亂的事，情況就是這樣。重要內容的討論變成了無謂的爭論。能不能形成政府的最終方案，繫著紅領帶的良心派——山內豐德先生會一臉愁緒地持續關注著。遺憾的是，我沒本事要求他們痛快地表態是不是真的想消滅公害。我只是以旁聽者的身份坐在高處就主持人（總理府）的提問從技術層面上進行解釋。即使有人告訴我有電話（當然是從沼津局打來的），我也無法中斷。為此，我招呼在先。
進入5月，山內由於制定基本法對策過於疲勞，小時候患過的骨髓炎再次復發。他拖著疼痛的雙腿，連日工作到深夜。
（5月15日）
明天就要提交內閣會議了，圍繞基本法的騷動僅剩最後一輪。忙碌加上腿痛，之前連給你寫信也感到力不從心，現在暫且鬆了口氣，連腿上的疼痛也覺得減輕了。
我既害怕讓你擔心，又想讓你為我擔心，兩種心情交織在一起，忐忑不安。昨天電話裡聽到你的聲音後莫名安心下來。
雖說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病，和病人比起來，身邊的人倒是更擔心病情。這兩三天我時常在想你是怎麼想的。
已經是超過十七年的骨髓炎了，所以一直以為只是小時候得的病，說實話精神上還是受了些打擊。
（5月16日）
電話確認基本法在內閣會議上順利通過。下週就該進入國會審議了。公害方面的委員長是社會黨，充其量受些刁難吧。
儘管列印出來的法律文書只有十頁紙，但從去年八月進入公害科起草向公害審議會提交的各種報告——厚生省試行案、各省廳聯絡會議案，到現在歷經近十個月的時間。儘管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作品，可一旦成型還是令我感慨萬千。
制定法律，首先無疑是政策問題。
所謂保護人的健康謀求與經濟的健康發展相互調和並保護生活環境……厚生省的提案是保護人類健康、保護生活環境……如果在調和的名義下，以人為本的公害對策一旦發生倒退，法律上的這句話便很可怕。
本次的工作讓我深有感觸的是，其一，產業界出人意料地不信任國家。只是因為以厚生省為核心推進公害對策就受到了如此強烈的抗拒，一想到這是日本經濟對國家的不信任，我就不禁毛骨悚然。資本家和革新政黨這兩個水火不容的群體出於各自對國家不信任的想法而聚合在一起，政府竟然還能維持下去，真讓人欽佩不已。
其二，是政府官員的激情。只要聚在一起便唾沫飛濺，爭論不休，卻無人加以制止，真的了不起。人們常說政府官員是懶惰的群體，為什麼他們還對工作有著如此激情？彼此毫不妥協，所以最辛苦的還是厚生省。說到底，中間的調停者是吃力不討好的角色吧。我也不是很有耐心的人，所幸的是掌握了耐著性子傾聽各種爭吵的技能，大概將來可以勝任官房長官吧。
山內在寫給知子的信中提到的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時遇到的困難，以及他的上司，即當時的公害科長橋本道夫時，這樣談道：
「在基本法制定的過程中，我們受到了非同尋常的指責，而且來自完全對立的兩個陣營的指責。產業界說：‘你太嚴苛，不是赤色是什麼，和無政府主義者穿一條褲子。’而另一方市民運動的人說：‘你是資本家的走狗。企業的爪牙。’他們就是這麼指責的。現在仔細想來，被指責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自己堅持做正義的事，受到來自兩側逆向的夾擊，這對於環境公害行政來說，是極其必要的條件。」
與山內對這次法案制定過程中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感到「毛骨悚然」相反，橋本覺得這種壓力對於行政而言是必要的，他認為「是一件很好的事」。
這種差異，來自兩人對待行政工作的態度上的差異，以及來自個人資質上的差異，如果從兩人後來在發展方向上的差異來看，這一時期在認識上的差異還是頗耐人尋味的。
（5月15日來自知子的信）
報紙上出現了大標題「拒絕公害」，人的異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雖然有點後知後覺，我還是被問題的嚴重性驚嚇到了。一想到某人從容不迫地挺身而出，儼然一位英雄，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慶幸吧）。
英雄的你發出了不安的聲音，所以夢想和希望都崩塌了。需要定期往返醫院治療很長一段時間吧。誰的笑容也代替不了醫學。請不要性急，治療到痊癒。
（5月17日）
從來信中難以瞭解你的症狀，骨髓炎應該是慢性病，痊癒需要時日吧。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一開始就務必下定決心治好它。病因來自工作過於疲憊和缺乏營養這著實讓我擔心。在這裡喋喋不休可能對你無濟於事，但我還要補充一句，當然首先是為了你自己，也請別忘了還有我。
紙上文章做得很熱鬧吧？作為國民中的一員我不希望畫餅充飢，真心希望你成為我們的救世主。雖然也有些怨你為此事把身體搞成了這樣……
山內的骨髓炎惡化，必須住院兩週專心治療。
結果，他沒有去成水俁。
7月21日，公害對策基本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這是在通產省以及經團連的壓力下幾近難產才最終誕生的法律。
正如山內寫給知子的信中所提到的，該法律寫著一句話，將目的定義為「謀求與經濟的健康發展相互調和」，在堪稱公害行政的「聖經」這一基本法中，嵌入了「經濟」一詞，可以說這是有著非常重大意義的事件。在那之後，公害行政總是在國家以及企業的經濟發展和國民健康生活的夾縫中搖擺不定地向前推進。
時逢春寒，想必閣下安泰
謹此鄭重告稟閣下，我們將在常盤化工社長高崎芳彥夫婦的證婚下舉行婚禮
婚禮當日並將舉行小型宴會，誠邀閣下百忙之中撥冗出席，特此知照如下
時日三月十日（週日）正午十二時起婚禮
下午一時起宴會
地址「竹榮」沼津市上土町
昭和四十三年二月吉日
山內豐德
高橋知子
1968年3月10日，週日，晴空萬里。
山內豐德和高橋知子，在知子的孃家沼津舉辦了婚禮。豐德31歲，知子剛滿26歲。婚禮規模很小，包括知子的親朋好友和橋本道夫等厚生省的相關人士在內，共邀請了30多人出席。
蜜月旅行目的地是箱根。計劃3月10日、11日住在箱根，12日去伊豆。婚禮結束後，兩人剛抵達箱根町的姥子酒店，山內便接到一個電話，是厚生省打來的，希望山內無論如何第二天返回厚生省。追到蜜月旅行酒店的電話讓知子感到驚訝，提出結束旅行返回東京的丈夫更讓知子十分吃驚。但是，山內說這是工作上的事，知子也著實無法反對，於是兩人決定返回東京。11日，兩人坐了一下蘆之湖的遊船，這是知子對旅行的唯一記憶。
回到東京，兩人住進了位於九段千鳥之淵的費爾蒙酒店。
第二天清晨，山內離開酒店去厚生省，知子望著丈夫前去上班的背影無比感慨。
（這就是開始嗎……）
從這一天起，知子開始了她身為官僚妻子長達22年的生活，也是她重複幾千次地目送丈夫背影的開始。
丈夫對知子沒有提過任何要求。他也從來沒有抱怨過她，希望她這麼做，不希望她那麼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甚至善良到了無趣的地步。
一起生活後，丈夫比知子想象中更加少言寡語，尤其對於工作，隻字不提。所有事情他都一個人解決。
面對回家後不怎麼開口說話的丈夫，知子屢屢懇求他和自己說些什麼。每當此時，丈夫總是回答：
「嗯……不過，不想在家裡談工作上的事。」
丈夫把工作當成生活的全部，因此在家裡越發沒有了夫妻之間像樣的交流。丈夫在幹什麼、研究什麼、想些什麼、為什麼煩惱，知子一概不知，這種狀態一直在持續。
某天，由於不安而變得快要神經質的知子跪坐在被褥上，面對剛進家門的丈夫，眼淚撲簌簌地流了下來。
「拜託了，請和我講講今天做過的事情。吃了什麼、讀了什麼，一件件講給我聽聽。」
對於經過再三考慮說出此話的知子，丈夫的回答依然一成不變：
「嗯。不過，我不想說。」
聽了丈夫的回答，知子決定一不做二不休。
「明白了，那好，從今天起我們分開睡。晚安。」
說著，知子拿起自己的被褥去了隔壁房間。這下丈夫嚇得不輕，無所適從地跟在知子身後。
「請別這樣啊。」
丈夫說著，走到知子的被褥旁邊呆立著，看上去真的一籌莫展。
新婚當初，知子試著用這種辦法對付丈夫，不久就放棄了。丈夫就是不開口。那種頑固，讓人覺得來自某種信條。逐漸地，知子習慣了從下班回家的丈夫的表情中想象他今天工作很順利、今天工作不順利，從而讓自己學著接受。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有時兩人餐後喝茶，丈夫會將厚生省相關的雜誌放在桌子上推到知子跟前，那上面有山內寫的隨筆。
他既不會說「你讀讀看」，也不是想聽感想，但是，那一刻的丈夫看上去有那麼點幸福。知子也開始覺得，這就是那個不懂浪漫的人表達愛情的方式吧。
某日，丈夫對知子說：
「你應該嫁一個更簡單的男人。」
「那你為什麼娶我？」
知子開心地反問道。丈夫起初有些不知如何回答，隨後半開玩笑地說：
「第一次見面那天，在澀谷站看著你跑向公交車站的背影，我心想，如果就這麼拒絕的話，這個女人也太可憐了。」
丈夫說著笑了起來。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2卷》，綠風出版，1988年，15～16頁。
橋本道夫：《環境行政個人史》，朝日新聞社，1988年，99頁。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2卷》，綠風出版，1988年，82～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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