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座房子裡一待就是十五年，這段漫長的時光足夠讓我學會卡西的所有食譜。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恐懼，就連卡西這樣充滿生命力的女子也有自己的恐懼，那就是貝洛先生。他老是一次次引著卡西走進這座大宅子裡的一個衣櫥或者是一個空房間。
什麼是人生？什麼叫公民？為什麼貝洛先生這樣的男人可以隨心所欲和卡西做他想做的事，而從來沒有人說一句譴責他的話，上天怎麼會做出這樣的安排？漸漸地，我才發覺有什麼事情不對頭。最後是卡西在床上哭，一個人小聲地啜泣，我求她告訴我到底出了什麼事兒。
於是她把一切都說了出來。
「我知道，如果我告訴貝洛太太，咱們就完了。莉莉，咱們就會被趕出去，在美國灰撲撲的土路上流浪。」
「他這麼對待你是不對的，親愛的卡西。他不能強迫你那麼做。咱們難道不能去找牧師，請他主持公道嗎？」
卡西他們那裡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在弗吉尼亞的諾福克。
「這種事情，牧師是不會管的，」她說，「莉莉，你不明白。」
「為什麼說我不明白，卡西？」
「你不明白，莉莉，就是這樣。」
「他是個低賤的臭男人，跟一隻小蝨子沒什麼兩樣，」我不知所措，只是接著往下說，「告訴你，他是個十惡不赦的惡魔。」
「好吧，也許是這樣。」卡西哈哈大笑起來，雖然滿腹愁苦。
有時候，到了夜晚，從遠處湖邊的工廠飄來濃重的煙霧，這一群群不速之客浩浩蕩蕩湧到高地上來拜訪我們，把新鮮空氣驅逐到別處。湖水本身升騰起的大霧也是一樣。隆冬季節，一切美好的東西全都凍結起來，足足有七重之深，這一年日子變得寒冷難耐，你會覺得永遠也不會有冰消雪融的一天。接下來，整個地區從寒冬的束縛中鬆弛下來，進入春天的懷抱，縮頭縮腦擠作一團的樹木突然變成了一千個花枝招展的小姑娘，金黃色的頭髮繫著絲帶，一排又一排花朵綻放的樹木搖曳生姿，把五顏六色塗抹在天空上。
記不清是在什麼時候，我斗膽往都柏林給安妮寄了封信，只是告訴她我一切都好，不必擔心。我還給了她一個郵箱號碼，以便讓她給我寄來回信。還好，我收到了一封寫在藍條信紙上的來信，我感覺自己都能說得上來她是在哪家商店買的信紙。她的字跡歪歪扭扭，就像一隊螞蟻在行進道路上碰到了阻礙。她的字裡行間充滿了溫暖的親情，但她也不得不告訴我父親已經去世了。她說，父親死在巴爾廷葛拉斯鄉間的家裡，離世的時候非常平靜，只是神志「有點兒恍惚不清」。父親彌留之際她沒能守在旁邊。她說，父親被安葬在醫院的小墓園裡，埋在幾棵美國梧桐樹下，上面立了一塊簡陋的石碑，因為父親只有一點兒可憐的養老金，再沒有別的錢能拿來體面地安葬他。這封信讓我心裡充滿了傷感。在我看來，父親的死非常令人悲哀。我還記得，當我坐下來讀那封信的時候，感覺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一件無比重大的事情，感覺自己揹負著一個巨大的責任，卻又無法承擔，因為我不幸流落在外。
不幸背井離鄉。
寫信。名字，郵戳，地址。不懷好意的眼睛。
時隔不久，就發生了一件事情，讓我不由得懷疑自己寫信回去是不是犯了個愚蠢的錯誤。
貝洛太太每天都打發我上街去買她列在單子上的食品。春去秋來，年復一年，我反反覆覆跑了那麼多趟，自己想起來都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她家的宅子坐落在街道盡頭，路在這裡到了終點。經常會有不知道的人一路駕車進來，結果不得不開到最高處的小斜坡上掉頭，貝洛太太家的大門就在斜坡上。這裡的每座宅子都有馬車房和讓生意人停放車輛的地方，人行道上看不到多少汽車，所以，這天我拎著幾個沉甸甸的袋子走回家，發現路邊的泥地上停著一輛破舊的汽車，就在林蔭道盡頭那幾棵老橡樹底下。有個男人斜靠在那輛破車上。我不知道他一直在幹什麼，但我感覺到，他一發現我從遠處走來，便匆匆忙忙旋動門把手，坐進汽車裡，砰的一聲關上了鬆鬆垮垮的車門。接下來，在我走回家的一路上，他沒再朝我看一眼，而是把臉轉向那幾棵低矮的老橡樹，做出一副全神貫注的樣子，很讓人懷疑。我哆裡哆嗦地來到大門前，拉開沉重的門閂，把巨大的鐵門推開一個可以讓自己擠進去的小縫，他還是沒有把頭轉向我。
我看見他做了個小動作，把手伸向旁邊的座位。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動作讓我如此驚駭，恐懼橫衝直撞而來，就像一大群老鼠闖進溫室裡。我想，這個時刻終於來了，他會轉過身，鑽出汽車，把槍對準我，我將要應聲斃命。我把身體的全部重量死死地壓在大門上，剛才推開的那個小小的縫隙只能容我一人通過，卻彷彿要用一生一世才能合攏。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有多麼不堪一擊，任何一個人有多麼不堪一擊，脆弱的血肉之軀，一顆子彈可以輕而易舉地洞穿。我拼命用力關上那扇大門，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做，他有可能從車裡跳出來，朝我連發十幾槍。我為什麼沒有像發瘋一般奔逃？人類的大腦實在不是一架合乎常理的機器。
老橡樹下晦暗一片。六月的陽光十分慷慨，把手指伸進乾巴巴的樹葉叢中，這讓樹下的陰影顯得更加濃重。莫名其妙的是，我用極慢的動作合攏大門，站在那裡，回頭張望。我閃過一個念頭——這是奪去塔格性命的那個人嗎？突然之間，我滿腦子裡裝的都是塔格。塔格的一切一切，他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他怎樣活在我的記憶裡，這些所思所想抹去了我此時此刻的恐懼。我胸中只是激盪著對塔格的愛。
我拎在手裡的大包小包掉到了地上，我甚至都沒有察覺到。我站在大門外，包裡的食品雜貨滾落在我腳邊，大概是胡蘿蔔、糖、咖啡一類的東西。那個男人鑽出汽車，站在樹蔭裡。他頭上那頂看上去又乾又硬的帽子給他的臉孔和眼睛又籠上了一層陰影。我隨即說了一句沒頭沒腦的話，就連現在也摸不著頭腦。
「是我嗎？」我問道。我只說了這麼一句話。我以一種異乎尋常的耐心等待對方回答。我看不清他的臉，但我能感覺到他在望著我。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天我穿著自己唯一的一條夏天的裙子，裙子上遍佈著橄欖的果實和枝葉圖案。卡西非常喜歡那條裙子，雖然它只是從匈牙利市場上買來的便宜貨。然而，就在他望著我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彷彿是赤身裸體，就像上學的時候我經常做的一個夢——夢見自己正坐在教室裡上課，低頭一看，發現自己竟然忘了穿衣服。我渾身上下很不自在，一下子變得笨手笨腳。我不知道怎樣描述那種感覺。我覺得自己好像就要死在他面前。
如果他手裡真的有槍，也並沒有朝我射擊，我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有沒有槍。他突然一轉身，鑽進那輛破破爛爛的汽車裡。他把車開走的時候，我看見車後是一塊田納西州1923年頒發的車牌照，雖然我為自己的驚慌失措羞愧得無地自容，但還是清楚地記住了這個車牌號。他一定開著那輛福特t型老爺車在深山老林裡折騰了只不過七八年，結果就成了現在這副模樣。我的胳膊彷彿沒了知覺，幾乎連地上的大包小包都拾不起來。用卡西的話來說，是我採辦來的伙食。
可我還是回到了房子裡，試圖讓自己恢復常態，平心靜氣地去幹活兒。我覺得，我就是沒有帶著腦袋走進廚房，貝洛太太也不會感到有什麼異樣。也許她是個什麼都不會察覺到的女人。我在廚房裡碰上她甚至有些吃驚，因為一天裡的這個時候她很少到廚房來，通常是待在自己的臥室裡，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可是，這一天她整個下午都和卡西待在廚房，為一場慈善募捐宴會做了三個蛋糕。這樣一來，我一直等到晚上才有機會把所發生的一切告訴卡西。話一齣口，我就像一瓶塞子沒擰緊的汽水，沒完沒了地往外冒泡。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足以讓我充分地思前想後。晚餐我連一丁點兒也沒碰，一口也吃不下。我就像本篤會修女一樣沉默不語。這根本不像是我，因為不管生活中發生了什麼事，卡西和我都喜歡一吐為快，跟對方噼裡啪啦地說上一陣子，引得兩個人哈哈大笑。平日裡，我們倆總是嘰嘰喳喳，笑聲不斷。
天已經黑了很長時間，一天的活兒也都幹完了，我們倆並排躺在大床上。她的體重在床面上壓出了一個大坑，我就總是朝她那邊斜過去，就像維克羅郡那種一面靠房屋牆壁搭建的單坡棚屋。我於是把那個小插曲講給她聽了。她堅決主張報告給警察。
「貝洛太太不會喜歡把警察招來。」
「我看她可不願意讓一個陌生人在這附近晃來晃去，莉莉，她不會不理不睬的。」
第二天早晨，她徵得貝洛太太的同意，用走廊裡的電話撥通了警察局。
下午，一輛警車從大門開進來，停在幾棵正在爭相綻放的杜鵑花樹下面。
我的腦子裡像是塞了一團亂麻。我本不想讓卡西找警察，她打過電話之後，我思來想去，越來越感到驚恐。在芝加哥，我逃離了事發現場。所以我現在只需要告訴警察，有一個陌生的男人，一舉一動非常古怪，這樣聽上去事情並沒有到火燒眉毛的地步。如果他真是個殺手，不管怎樣我都在劫難逃。他一定還會回來，從他在芝加哥出手那麼狠毒來看，我覺得任何警察都無法阻止他。
所有這些念頭在我腦子裡轉來轉去，一直等到身穿警服的騎警走進屋來。
當然，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喬·金德曼。
他對整件事情的態度非常認真，一副鄭重其事的樣子。在左側的會客室裡，我獨自向他描述了那個男人的模樣。我本來不想讓卡西在場，我不想讓她插嘴，因為她非常擔心我，可能會一開啟話匣子就收不住嘴。
「你不認識這個人？」那位警官問道。他手裡拿著一個小筆記本，一支木工用的那種粗鉛鉛筆，他一要寫字，就舔舔筆尖，飛快地舔上一下，像蛇吐芯子一樣迅速。他嘴唇豐厚，上面有一道鬍髭，跟愷撒·羅摩洛很有些相像。我和卡西在「星期六」電影院看過愷撒·羅摩洛出演的影片。如果我們倆是兩個冰激凌的話，當時就融化在座位上了。
「我看不見他的臉。」這麼說著，我突然感到一種來自兒時的恐慌緊緊地攫住了我的心——小時候，說謊是一樁讓人非常提心吊膽的罪過。我很害怕面前這個人，他穿著緊身的制服，有一張剛硬的面孔。那個陌生人帶著槍，這個男人也帶著槍。我坐在貝洛太太的沙發裡，那是一個有著粉色和綠色圖案的沙發，喬·金德曼坐在一張配套的椅子上，我試圖向他說實話，但又不能提及過去的任何事情——這情景讓我感覺有些古里古怪。我想告訴他，我的父親跟他是同行，但這話當然不能說出口。說起來，塔格也勉強算是個警察。我並不認為自己面前的這個男人是個愛爾蘭人，但還是不能冒風險。也許他對愛爾蘭和愛爾蘭的政局一無所知。我試圖以實情相告，但也只是吐露了很少的一點兒。他問我是不是愛爾蘭人，當他得到肯定的回答時，臉上一時興奮異常，我很是不解，因為在克利夫蘭有一千個來自愛爾蘭的女傭，甚至成千上萬。
當我提到自己看清楚了車上有個田納西州的車牌時，他頓時為之一振。
「如果你記得號碼，親愛的，我們就很有可能抓到那個傢伙。」
「是77170，」我說，「我覺得大概是1923年的車牌。」
「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是什麼車型？女人通常不怎麼注意這方面。」
「是t型。」我說。
他輕輕吹了聲口哨，或者說近似於吹了聲口哨，不經意地帶出一星唾沫。
「近兩年來，在整個庫亞霍伽縣，有七名婦女遇害，」他說，「所以你自己要小心。」我覺得，他說這話一定是為了讓自己恢復常態。
這時候我注意到他的臉色微微有些泛灰，跟鋼鐵廠的工人很相仿，我曾經見過有幾個鋼鐵工人來找貝洛太太。在熔鐵爐的烘烤之下，灰塵滲進了他們的毛孔。他們就像是一天到晚被烈火炙烤的鍋，久而久之打上了火燒火燎的印記。不過，喬·金德曼並不是鋼鐵工人。
「這兒平常很安靜，」我說，「從來看不到什麼外人。所以他把我嚇壞了。」
「那是當然。這兒也確實很舒服。高地。沒錯兒啊。我當然巴不得也住在這兒。」他哈哈一笑，就好像自己的想法跟點石成金差不多一樣是絕無可能的事兒。「宜居之所。」他嘴裡又蹦出一個詞兒來，稍稍加重了語氣。
我不由自主地喜歡上了這種別緻的字眼兒。他有可能是從我父親那裡學來的——如果他們曾經相識的話。我打心眼兒裡喜歡他，雖然對他有幾分畏懼。我朝他微微一笑，他坐在那兒，頻頻點著頭，手拍打著兩膝。我心想，這就是無憂無慮吧。
然後他便起身走了，帶著一股子信心十足的神氣，臉色還是那麼灰白。
他的靴子擦得鋥亮，我都能在上面看到貝洛太太家的窗戶，就連窗簾也清晰可見。
作者「塞巴斯蒂安·巴里」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