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達雅帶回來她首次當選婦女部代表的證件，得意洋洋地拿給我看。對她來說，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硬紙片。我注意觀察她，看到一個新人正在不斷成長，我儘自己的力量幫助她。總有一天，她會被一個大工廠，一個工人集體接受，並在那兒變得完全成熟。目前，我們住在這裡，她只能沿著這條唯一可行的道路前進。

達雅的母親來過兩次。她不自覺地總想拉達雅的後腿，想讓她回到那個狹窄孤獨的小圈子裡去，仍然去過那種忙於個人瑣事的庸俗生活。我曾經竭力說服她的母親，告訴她，她生活中的黑暗不應成為女兒前進道路上的陰影，但是徒勞無益。我覺得，達雅的母親有一天會成為她女兒走向新的生活道路上的障礙，同她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握你的手。

你的保爾

老馬採斯塔的第五療養院。這是一座石砌的三層樓房，建造在從懸崖上開闢出來的一塊平場上。周圍綠樹環抱，一條曲曲折折的道路通往山下。房間的窗戶敞開著，陣陣微風，吹來了山下硫磺礦泉的氣息。保爾獨自一人在房間裡。明天有新同志來，那時他又有伴了。窗外傳來了腳步聲，有幾個人在談話，其中一人聲音很耳熟。他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深厚的男低音呢？他竭力思索著，忽然想起那在記憶中藏得很深但並沒有忘記的名字：「列傑涅夫，因諾肯季·帕夫洛維奇。肯定是他，決不會是別人。」保爾確信不會弄錯，就喊了他一聲。不一會兒，列傑涅夫已經坐在他的身邊，高興地握著他的手了。

「呵，你還活著？有什麼讓我高興的事說給我聽聽？呵，你怎麼，當真成了重病號了嗎？我可不贊成。你得向我學習。醫生早就預言我該退休了，但我好像故意同他們為難似的，還在堅持工作。」說著，列傑涅夫溫厚地笑了起來。

保爾在他的笑聲裡察覺出隱含的同情和憂慮。

他們興奮地談了兩個小時。列傑涅夫講了許多莫斯科的新聞。保爾從他那兒第一次瞭解到黨內一些重要的決議：農業的集體化、農村的改造等等。他如飢似渴地聽著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我還以為你在你家鄉烏克蘭的什麼地方忙著呢，哪知道這麼糟糕。不過，沒關係，我原先的情況比你還糟，已經完全臥床不起了。可現在，你看，精神抖擻。現在，你要知道，決不能無精打采地過日子。這樣不成！我有時有過不該有的念頭：是不是應當休息休息，喘口氣啦！畢竟已經上了年紀，再一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時，有時真感到吃力。可是，每次考慮到這個問題，甚至已經著手要卸掉部分擔子，但結果都是一樣：你想卸些擔子，辦移交就得花很長時間，晚上在十二點之前都別想回家。機器轉得越快，它的輪子轉得也越快。現在我們前進的速度與日俱增，結果我們這些老頭兒也只好像青年人一樣生活了。」

列傑涅夫用手摸了摸他那高大的額頭，用慈父般的口吻親切地說：

「好了，現在說說你的情況吧！」

列傑涅夫仔細聽著保爾敘述他自己的生活，保爾覺察到列傑涅夫看著他的目光很有生氣，含有讚許的神情。

在濃密的樹陰下，在涼臺的一角，聚集著幾個療養員。赫裡桑夫·切爾諾科佐夫坐在一張大桌子旁邊，緊皺著濃眉，在讀《真理報》。他穿了件黑色的豎領襯衫，戴了頂老式的便帽，瘦削的臉龐，曬得黑黑的，鬍子很久沒颳了，一雙藍眼睛深深凹陷進去——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他是個地道的礦工。十二年前，他被調到邊區擔任領導工作，放下了鐵鎬，可是他的樣子就好像才從礦井裡出來一樣。他不改礦工本色，這從他的舉止、言談以及使用的語彙裡都可以看得出來。

切爾諾科佐夫是邊區黨委委員和政府委員。他腿上生了壞疽，這種痛苦的疾病不斷消耗著他的體力。切爾諾科佐夫痛恨這條病腿，就因為這條腿，他已經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半年了。

坐在切爾諾科佐夫對面，抽著菸捲，若有所思的是亞歷山德拉·阿列克謝耶夫娜·日吉列娃。日吉列娃今年三十七歲，入黨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時候，人們都叫她「金工姑娘舒羅奇卡」。幾乎還是個孩子，她就已經嘗過流放西伯利亞的滋味了。

坐在桌旁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他在埋頭讀德文雜誌，間或扶正鼻樑上那副好大的玳瑁眼鏡，他頭部的側影很美，有點像古希臘羅馬的藝術人像。當你看到這年方三十的大力士抬起他那不聽使喚的右腿時竟那麼費勁，真會覺得難以置信。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潘科夫是位編輯、作家、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他熟悉歐洲，通曉幾門外語。他的知識很豐富，就是持重的切爾諾科佐夫對他也很敬重。

「這就是你同房間的那個同志嗎？」日吉列娃朝坐在輪椅裡的保爾那邊點點頭，輕聲問切爾諾科佐夫。

切爾諾科佐夫丟下報紙，臉色豁然開朗。

「是的，他就是保爾·柯察金。舒拉，應當介紹你們認識一下。是病魔在跟他搗蛋，要不然把這個小夥子放在困難的崗位上是很能發揮作用的。他是最早一批加入共青團的。總之，要是我們幫他一把，我已決定這樣做了，那他還能再工作的。」

潘科夫仔細聽著他們的講話。

「他生的是什麼病？」舒拉·日吉列娃又輕聲地問。

「是一九二○年內戰時期留下的病根。他的脊椎骨有毛病。我跟這兒的醫生談過，你知道，他們擔心，這種暗傷有可能使他完全癱瘓。真夠嗆！」

「我馬上把他推到這兒來。」舒拉說。

他們就這樣相識了。就連保爾也沒想到，日吉列娃和切爾諾科佐夫以後都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後來，在他病情非常嚴重的那幾年裡，他們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依然照舊。達雅做工，保爾讀書。他還沒來得及著手做小組的工作，一個新的不幸又悄悄向他襲來：他的雙腿全癱瘓了。現在他能使喚的只有右手。他作了長時間的努力，仍然徒勞無益。他終於明白：他再也不能走動了。他咬緊嘴唇，直到咬出血來。達雅勇敢地掩飾著內心的絕望和由於無法幫助他而產生的痛苦。可是保爾卻懷有歉意地微笑著對她說：

「達尤莎，我們倆只好離婚了。咱們並沒有約定，遇到這種倒霉的情況還得在一起過下去。好姑娘，我今天得好好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她不讓他再說下去。她一時無法控制自己，不禁失聲痛哭。她哽噎著，把保爾的頭緊緊抱在懷裡。

阿爾青得知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寫信告訴了母親。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立刻扔下一切，到保爾這裡來了。於是，他們三個人在一起生活，老太太和達雅相處得很融洽。

保爾繼續學習。

一個陰冷潮溼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著她第一次獲得勝利的好訊息回到家裡——她當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從此，保爾在家裡很少見到她。她常常從當洗碗女工的工作地——療養院的廚房直接去婦女部，去蘇維埃，直到深夜才能回來，雖然十分疲勞，但卻接受了許多新鮮事物。接受她作為候補黨員的日子已經臨近，她懷著十分激動的心情，迎接這個日子的到來。但是，這時新的不幸又從天而降：保爾的病情繼續惡化，他的右眼發炎，疼得火燒火燎，接著左眼也感染了。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圍的一切彷彿都蒙上了一層黑紗。

現在，一個無法逾越，從而特別可怕的障礙已經悄悄地橫在道上，使他無法前進。保爾的母親和達雅感到無限悲痛，他卻極其冷靜，暗自下了決心：

「應該再等一等。要是確實不可能再向前進，要是失明把我過去為恢復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勾消，毀滅了重新歸隊的希望，那就應該結束生命。」

保爾寫信給他的朋友們。他們都回信鼓勵他要堅強，要繼續同疾病作鬥爭。

就在他十分痛苦的日子裡，一天，達雅無比興奮而激動地告訴他：

「保夫魯沙，我是個候補黨員了。」

保爾聽她講述支部如何討論吸收她這個新同志入黨，不由回想起自己剛剛入黨時的種種情形。他使勁握著她的手說：

「好啊，柯察金娜同志，這麼說，我和你可以組成一個黨小組了？」

第二天，他寫了封信給區委書記，請他有便來一趟。晚上，一輛濺滿了泥漿的汽車停在門口。沃爾默，一個上了年紀的拉脫維亞人，長著滿臉的大鬍子，握著保爾的手說：

「怎麼樣，過得好嗎？你的表現怎麼這樣不像話？起來吧，我們馬上就派你下地幹活去。」他說著就笑起來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裡待了兩個鐘點，把晚上還要開會的事兒都忘了。他一面聽著保爾激動的講述，一面在房間裡來回踱步。最後他說：

「你別再談領導學習小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睛的病情弄弄清楚。也許，還有希望。你是不是去一趟莫斯科，怎麼樣？你考慮一下……」

保爾打斷了他的話，說：

「沃爾默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人！我孤單單一個人無法活下去。我現在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和大家在一起。你派些年輕人來吧，就是那些還不成熟的小青年。他們在你們鄉下老想搞得‘左’一點，想組織共產主義公社，嫌集體農莊不夠味。要知道，這些共青團員，如果不照管好，往往就會冒進。我從前也是這樣的，我瞭解這一點。」

沃爾默站住了。

「你從哪兒知道這些情況的？這訊息今天才由區裡傳來嘛。」

保爾笑了笑說：

「也許，你還記得我的妻子吧？昨天剛剛入黨。是她說的。」

「啊，柯察金娜，那個洗碗女工嗎？這麼說，她是你的妻子？哈哈，我以前可不知道！」沃爾默稍稍考慮了一下，用手拍了拍自己的額頭，說：「有了，我們可以派個人給你，就是列夫·別爾謝涅夫。他是最合適的人了。你們兩人連性格都很相近，就有點像兩個高頻變壓器。你知道，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喜歡用這些字眼和這些譬喻。而且列夫還可以給你裝一個無線電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你知道，我經常在他那兒戴上耳機一直聽到夜裡兩點鐘。連我妻子都疑神疑鬼了，說：‘老鬼，你每天夜裡究竟上哪兒去閒逛了？’」

保爾笑著問他：

「這個別爾謝涅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沃爾默走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下來，說：

「別爾謝涅夫是我們這兒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像我當芭蕾舞演員一樣，不在行。不久前，他是個擔任要職的大幹部。他一九一二年就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期入黨。內戰時期在集團軍軍部，負責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的工作；在高加索消滅過‘白’蝨子。他還到過察裡津，到過南方戰線。在遠東掌管共和國最高軍事法庭。他吃盡千辛萬苦。後來患了肺結核，病倒了。他是從遠東到這兒來的。在高加索，他擔任過省法院院長和邊區法院的副院長。最後，兩個肺損壞得很厲害，有了生命危險，才把他送到這兒來。這就是我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歷。公證人的職務很清閒，因此他還活著。我們今天悄悄塞給他一個支部，讓他負責，明天又讓他參加區委會，接著又叫他領導一個政治學校，還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不論成立什麼解決棘手難題的委員會，都必定有他參加。此外，他還是個愛打獵的人，一個熱心的無線電迷。別看他只有一葉肺，但很難使人相信，他是個病號。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我相信，他要是死，大約也會死在從區委趕到法院的路上。」

保爾打斷了他，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

「那你們為什麼還要給他這麼多的工作呢？他在你們這兒，比從前做得還要多。」

沃爾默眯起了眼睛，瞟了保爾一眼，說：

「要是我們讓你領導一個小組或者還派你幹一點別的工作，列夫也會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這麼多的工作？’可是對自己，他卻說：‘在熱火朝天的工作中活一年，勝過在病床上苟且偷安地混五年。’看來，珍惜人只有在建成社會主義之後，才能做到呢。」

「他說得對。我也贊成好好活一年，不去混五年。不過，我們有時會任意揮霍精力，這是錯誤的。我現在才明白，與其說這是英勇，還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直到現在我才明白，我沒有權利這樣糟蹋自己的身體。原來，這根本不是什麼英雄行為。要是我不那麼熱心效法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也許我還能再支援幾年。一句話，左派幼稚病，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危險。」

「他現在只是說說而已，要是明天能夠起床行走，早就把什麼都忘了。」沃爾默心中這樣想，但他沒有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列夫到保爾這裡來了。他們談到半夜才分手。列夫在離開他的新朋友時，覺得他所遇到的彷彿是失散多年的親兄弟。

次日上午，有幾個人爬上屋頂，架設了天線。列夫一面在房間裡安裝收音機，一面講述他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些事情。保爾看不見他，但根據達雅的描述，他知道列夫長著淡黃色頭髮，淺色的眼睛，身材勻稱，動作敏捷，就跟保爾在他們剛見面那最初幾分鐘裡想象的完全一樣。

黃昏時分，房間裡三隻電子管亮了。列夫鄭重其事地把耳機遞給保爾。太空中傳來一片嘈雜聲。港口的莫爾斯電報機的響聲像小鳥在啁啾，從某個地方，好像就在近海，又傳來輪船上火花式無線電發射機的聲音。然後，可變電感器線圈從雜亂的噪音中突然收到了一個平靜而自信的聲音：

「注意，注意，莫斯科廣播電臺……」

小小的收音機，通過天線，可以收到世界上六十個電臺的播音。疾病久已把保爾同生活隔絕，但現在生活突然從聽筒的膜片中衝了進來，讓保爾摸到了它那強勁有力的脈搏。疲勞的別爾謝涅夫看到保爾的眼睛裡顯出喜悅的神情，微微地笑了。

家裡的人都已睡熟了。達雅在夢中輕輕地囈語著。她很晚才回到家，又累又冷。保爾很少見到她，她越是沉浸在工作中，晚上空閒的時間就越少。保爾不禁想起別爾謝涅夫說的話：

「如果一個布林什維克的妻子是個黨內同志，他們互相就難得見面。這有兩個好處：既不會互相厭煩，又沒時間吵架。」

他能表示反對嗎？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以前，達雅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對他有更多的照顧，更多的溫存。但是，那時她僅僅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現在她則是他的學生和黨內的同志。

他明白，隨著達雅的成長，她相伴他的時間就會越來越少。他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保爾接受了輔導一個小組的任務。

每到晚上，屋子裡又熱鬧起來。跟青年們在一起度過的時光是使保爾振作起來的力量源泉。

其餘的時間他都用來聽收音機。母親喂他吃飯，要費好大勁才能把他的耳機摘下。

無線電把雙目失明奪走的東西又送還給他——他又可以學習了。於是，這種能排除萬難的強烈的願望使他忘記了持續的高燒，渾身劇烈的疼痛，忘記了兩眼火燒火燎的炎腫，也忘記了生活對他的殘酷無情。

當他從無線電裡聽到，在馬格尼託戈爾斯克鋼鐵企業建築工地上，繼保爾這一代共青團員之後，新的青年一代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建立了新的功勳，他感到無比幸福。

在他的想象中出現了狼群般殘暴的大風雪，那烏拉爾地區可怕的嚴寒。狂風怒吼，但在這風雪瀰漫的黑夜，由第二代共青團員組成的突擊隊，在極其明亮的弧光燈下，在巨大廠房的屋頂上安放玻璃，從冰雪嚴寒中搶救那世界聞名的聯合企業剛建成的第一批車間。基輔第一代的共青團員冒著風雪鋪設的用以運輸木柴的鐵路同它相比似乎微不足道了。國家壯大了，人民也成長了。

在第聶伯河上，洪水沖垮了鋼閘，洶湧澎湃，淹沒了機器，威脅著人們的安全。與這場自然災害進行鬥爭的仍然是共青團員。他們廢寢忘食，經過兩天兩夜的苦戰，終於戰勝了洪水，把它趕回了閘口。在這場大規模的鬥爭中新一代的共青團員站在最前列。在那些英雄模範人物的名單中，保爾高興地聽到了一個他十分親切的名字——伊格納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