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被責罵；

當我們用盲杖不停敲打地面，

聒噪的聲音讓別人躲避不及；

當我們開啟收音機，

無論怎樣調低電臺的聲音，

在別人的耳朵裡，

總是嫌大。

但是，我心中，

還有一線希望。

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拿著打工賺來的收入，

給父母買一件新衣，

添一雙新襪。

我也希望，

有一天，

膝下也有兒女，

在耳邊，

和我說說悄悄話。

夜深人靜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想家，

掛掉父母的電話，

我能想象，

他們兩鬢的白髮，

還有心中割捨不斷的牽掛。

我會努力，

讓父母不因我是盲人而終生活在陰霾之下，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

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疼痛在各位醫師和護士的護理下一點點緩解，頭上的水腫消退，但是傷口的痛開始立體清晰起來。由於根本無法入睡，我不得不吃一些止痛藥才能睡得安穩。

右手傷勢相對較輕，已經拆除了石膏，露出了可怕的傷痕，紅紅的，縫合線像一條蜈蚣一般趴在那裡，四十多針，足足有十幾釐米長。左臂依然沒有知覺，我開始感到有些焦慮和擔心，我不敢想象假如我真的失去了左手，我的生活會是怎樣——還有好多患者在等著我做手術，我是否還能繼續此生熱愛的醫療事業？甚至連上個衛生間、洗個臉可能都會變得很費勁——這該是怎樣的體驗，難道下半生我真的要過半殘疾的生活嗎？

人總是這樣，在身體好的時候，我們會完全忽略這些肢體和器官的存在；當它出問題了，才一下子意識到身體的重要。左臂像被凍在一塊寒冰裡，伴隨著千萬根針扎似的疼痛。我讓護士幫我找一點暖寶寶貼在上面，心想這樣也許會好受一點。但是因為左臂毫無知覺，護士怕我燙傷，只得貼一會兒便取下來，過一會兒再貼上去，如此反覆。同樣，疼痛讓躺著的我也百般難受，輾轉反側。好在醫院幫我安排了一位和善的護工大哥，他不斷地配合著我折騰。他安慰我：「你這不算啥。」他看護過的好多患者都沒挺過去，撒手走了。大哥人實在，這話讓當時的我又生出了力量。

我開始回憶曾經讀過的書和看過的電影，包括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餘華先生的《活著》等，那些主人公的悲慘命運以及堅韌不屈的性格，一幕一幕地在我腦中滑過。與之相比，我此刻躺在寬敞先進的病房裡，有這麼好的醫護同人的照護，我的境地和他們比起來總還是好上太多。

我又想起自己曾經的那些病人，好多都是無數次從鬼門關裡爬出來的，他們的模樣此刻再次閃現在我眼前，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他們的痛苦與不屈。從醫生到病人的角色轉換，讓我一下子有了別樣的感受。我曾經那麼無知、輕易地鼓勵他們面對病痛，而現在我才知道，這份鼓勵背後需要承受多麼大的痛苦考驗。想到此，我心中不免多了一份力量和從容，那時我便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算我的左臂從此無法動彈，至少我還活著，還可以做其他有意義的事。

《牛棚雜憶》裡季羨林先生說，既然決定活下去了，那就要迎接更激烈更殘酷的戰鬥，這個準備我是有的。

派出所的警察大哥們找到我，我才恍然想起這件事的緣由，之前在鬼門關前掙扎完全無暇顧及於此。當他們告訴我行兇人的姓名時，我真的完全愣住了，這種吃驚一直持續到他們離開後很久。

我實在找不出他傷害我的理由——他是我三個月前接診的一個病人，生下來雙眼高度近視，一年前右眼視網膜脫離，之前在別的醫生那裡做過三次手術，出現了嚴重的併發症。找到我時他的眼球已經是萎縮狀態，視網膜全部脫離並且僵硬。我反覆告知他，最好的醫治結果也只能是保住眼球，保留一點視力，但他不想放棄，堅持想試試。

後續大家在一些訪談中也瞭解到，那時我腰傷復發，疼痛難忍，但還是堅持把他的手術成功完成。我自認為我的治療過程完全沒有問題，我難以理解為什麼這麼一個成功案例的病患最終差點要了我的命。我問楊碩大夫，他也難以理解。他說這個人之前就來醫院投訴過，堅持認為醫院的治療水平有問題，實則他這樣的情況，相信90％的醫院都會放棄的，我們已經盡最大的力量保住了他的部分視力。

我在病床上久久難以平靜，輾轉反側，我認真回憶和他短暫接觸中的每一秒：他身材健碩，面目陰鬱，話不多，在與我的溝通中也沒有表現出任何激動的情緒，治療過程中也很配合。從他的形象穿著來看，生活並不寬裕，手上有著終年勞作留下的粗糙痕跡，應該是務農或者體力工作者。手術後我還特意為他儘量節省醫治費用。他的左眼並沒有太大問題，可以自己伏案寫字，並不太影響正常生活。那到底是為什麼，他對我有如此大的仇恨，非要置我於死地？

我的心開始狂跳，從醫這麼多年，我從未對任何病人輕視怠慢，所以我從來不懼怕任何投訴。醫院的同事們都知道，我從不接受協商調解，並不是我固執高傲，而是我自認為，我已盡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堅信這是我最好的方案，如果因為投訴而委曲求全，那將是對我從醫品格的侮辱。然而，在我不瞭解的患者心裡，他們又是如何想的呢？那一刻，我感到毛骨悚然。

妻子和其他來看望我的同事都勸我，別想那麼多，但是我最近幾天命懸一線、遭受痛苦折磨的經歷，以及我堅持這麼多年從醫的初衷，讓我不能不想那麼多。在我心中，我一直認為醫生和患者本身並不是對立的，相反，是共同面對病痛的戰友。我們彼此協作，共同戰勝這個敵人，為什麼會自相殘殺？我低頭又看見身上清晰的傷疤，真實可見，而且警察大哥也確認是他所為。澎湃起伏的心緒讓疼痛加劇，頭上像戴了一個金箍，此刻正受著緊箍咒的考驗。我痛得身體都有些痙攣，不得不停止思考，服一些止痛藥才能睡去。

後來有媒體朋友問我，當時恨不恨他，我的回答是，我可以理解，但不能原諒。在病痛的瘋狂折磨下，我無法做太多思考，但我為身在醫療行業的同行們不平。

在icu住了十天，我轉到了普通病房，此刻疫情全面蔓延開來，這個年過得可謂終生難忘。我在病房與病痛生死較量，而我的醫護同人們一個個英勇奔赴前線，每每妻子幫我拿來手機，看著新聞裡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都讓我熱血沸騰。也許只有幹這行的，才能真正明白其間的辛苦與風險。新冠的傳染性較我之前參與抗疫的非典可怕得多，稍有一絲不慎就會被傳染。聽到某某醫護工作者在救治過程中犧牲，我心裡的痛難以言表。看到抗疫圖片中一個個醫護人員連續工作幾十個小時，累癱在地上沉睡，依然拼著最後一絲力氣站好自己的崗位，我也感同身受。我想如果我沒有出事，也許也正同他們一起奮戰在前線，這大概是我們從醫者心底的一種使命感，是醫生的一種本能。

直到轉到普通病房，我才見到父母，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們這段時間的心情，後來我才知道父母看到昏迷時的我哭到差點暈倒。但此刻他們見了我，沒有流露出一點絕望痛苦的神情，我爸只是給我講了他小時候的一個故事。我爸童年時期生活非常艱辛，祖父撒手而去，留下他們孤兒寡母三個討生活。他一個人上山砍柴，因為一次失誤，鐮刀在小腿上劃下了一道十幾釐米長、三釐米深的大口子，他硬是拿衣服捆住大腿根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回到家。講完，他便沒有再說什麼。父親不是一個話多的人，他能和我講這些，我完全理解他想表達的意思。

後來疫情越來越嚴重，整個北京進入高度戒嚴狀態，多數人都同我一樣只能守在一個方寸大的房間裡等待。相比之前的疼痛，轉到普通病房後的體驗可謂從地獄回到了人間。

我的起居飲食也慢慢恢復正常，可以下地簡單地移動，右手的傷疤癒合得很好，頭上刮掉的頭髮也長出了一釐米左右，左手的冰凍感也緩解了不少，只是仍然沒有太強烈的知覺。這些我也逐漸習慣，我開始能自己用右手翻閱一下手機，看到好多好多的資訊。我一一查閱，全是關心鼓勵我的話，奈何我無法一一回復，只能發個簡單的感謝表情。此時我微博的評論區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留言轉發最高峰，我非常驚訝，不太敢相信真的會有這麼多人關心我，心裡忐忑又受寵若驚。一些媒體朋友私信我，或者找到我身邊的相關人員，表示想對我進行採訪。思慮良久，最終決定還是以影片的形式向大家通報一下我的現狀，更多的是藉此表達一下感謝。

在我心中，我一直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因為這次事件引發了一些關注，用不了幾天，熱點一過，我還是我。只不過事實遠比我想象的誇張，因為我，醫患關係的問題再次被推上輿論高峰，大家在為醫生同人們叫屈的同時，也表達了對我深深的同情。那幾天，我每每拿起手機，都會看到數以萬計的有關我的話題和評論。大家關切的內容非常多，不僅對我，還有對從醫工作人員這個群體，對醫療行業，對法律行規，對信仰……

成名，在我的字典裡從未有過。剛學醫的時候，我曾想過，如若有一天我做的科研專案取得成功，我的名字可能會出現在一些醫學雜誌裡，那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願望。

而今，好像是一瞬間，我從茫茫人海中被一雙手拎了出來，被大家認識，被那麼多人關心，還有這麼多媒體主動聯絡我、採訪我，讓我站在鏡頭前。

我有些恍惚，同時一種莫名的壓力隨之而來。

在此之前，我一直有一條清晰的人生之路——我要在行醫坐診的同時，致力於科研，沿著醫學界前輩的路踏實地走下去。然而，突如其來的災禍像一陣颶風將我騰空捲起，讓我重新審視那個埋頭行進中的自己。

留言中，有太多讓我眼眶發熱的話語，很多都是來自我的患者。於我，他們真是太過不幸的人，可能太多擁有正常視力的人無法想象當一個人眼睛出了問題，甚至失去了光明的狀態。世界在他們眼前是模糊的、黑暗的，他們連最基本的穿衣吃飯都會比我們困難得多。光明，於他們而言，值得用全部去交換。

一位患者的母親託人過來，說她願意把自己的手捐給我；天賜的爸爸，聽到訊息哭得不能自已，全家人為我錄了一個很長的安慰影片；信奉基督教的患者，不斷為我的康復而禱告；信仰佛教的患者，送來了鮮花；還有患者給我留下大段大段的資訊，心疼我、鼓勵我，字字真心，句句動人。每每看到這些，我的眼眶都會溼潤，回顧整個受傷的過程，我好像都沒有流過眼淚，然而此刻，實在難抑。

我時常問自己，何德何能擁有這麼多人的愛，而這些愛不摻雜名利、目的，是最真切的愛護。他們是不幸的，上天在他們的眼前蒙上了一層黑紗，但他們的內心卻通透明亮。

慢慢地，我開始不再糾結這個人為什麼要殺我，我為什麼要遭此厄運。砍傷我的人，我相信法律會有公正的裁決，我沒有必要因為他的扭曲而扭曲自己，我選擇客觀面對；碰傷我的石頭，我沒有必要對它拳打腳踢，而是要搬開它，繼續前行。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弗蘭克爾用其一生證明絕處再生的意義：人永遠都有選擇的權利，在外界事物與你的反應之間，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選擇。

我想如今我有此遭遇，也許就是生死邊界的一次考驗——把這件事當作我的一段獨特經歷，讓我從醫生變成患者，真正體會一下在死亡邊緣的感受，對患者的心態更加理解，對醫患之間的關係更加明確，對從醫的使命更加堅定。

愛因斯坦曾說：「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決定於他在什麼程度上和在什麼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上天為我關上了一扇門，必定會為我開一扇窗。

我並不希望我受傷這件事被太多人關注，在我的眼裡，每天都有那麼多人在生死邊緣掙扎，相比起來，我和他們並無二致。這件事真正的意義在於，我能為這些關注我的眼睛呈現什麼樣的價值。

我決心以我的經歷作為教訓，為我的從醫同人們呼籲一下安全的從業環境，這次傷痛宛如噩夢，我完全不想回顧，只希望到我這裡為止，永不再現。我知道改善醫患關係關聯太多層面，但如果因此能在醫院門口裝上一道安檢之門，也算對我受此一劫的莫大告慰。

《眼內液檢測的臨床應用》一書是我近十年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我想趕快完成，把這本書交給人民衛生出版社來進行後續工作。因為當時顱內有水腫，還有出血，我擔心傷後存有後遺症，不想半途而廢。

再者是持續推進公益計劃。因為我們現在的治療技術與手段相對有限，世界上終歸還是會有很多失明的人，如果我能為他們做一點點事，或許能幫助他們改變人生，讓盲人享有該有的權利，能獨立並快樂地生存於這世間，也是我受傷後擁有這點影響力的意義所在。

有了這樣的想法，我的心態一下子舒展多了，護士都說我開始笑了，還時不時和來看望我的人打趣開玩笑。心態的輕鬆讓病痛開始有些畏縮，我能明顯感覺到身體恢復的力量：最讓我難受的頭痛在慢慢消退，只是不時又跑回來折磨我一會兒又逃掉；左手沒有那麼冰冷麻木了，慢慢地好像有了知覺復甦的意思。

因疫情的影響，我的病房非常安靜，除了妻子安頓好孩子後來照看我，以及偶爾來探望我的領導和同事，我大多數時間都是獨處，沒有工作，沒有接不完的電話，沒有七七八八的瑣事，只有我自己和自己思考、對話。這是我有生之年都沒有過的一段修心時光，我回憶起很多人、很多事，我越發感受到生命的偉大和人性的多樣化。對於那天的事，我也不再回避，可以客觀地回憶，身邊的人也逐漸從不同角度向我訴說了當天的經過，短短幾分鐘的時間，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問楊碩大夫，你看到歹徒對我亂砍，手無寸鐵就衝上去，你不怕嗎？他說當時沒想那麼多，就是一種本能。我又問，假如再次出現這樣的情況，你還會上嗎？他說得斬釘截鐵：「會！」他看不了這種打殺的行為，也聽不得絕望痛苦的慘叫。我用恢復較好的右手緊緊抓住他的手，我們相視無言。

過了很久，我又見到當天為我擋刀的患者家屬田女士以及捨身將我搶救到診室的護士陳偉微，她們的第一反應是先安慰我，完全沒有覺得自己當時的行為是多麼勇敢與偉大。陳偉微就像她的名字一樣，細微的偉大，她把她領到的六千塊見義勇為獎金悉數捐給了盲童，這就是平凡人，我們都如此相同。

正是因為身邊的這些人的影響和觸動，我決定接受媒體採訪，希望能儘自己一點小小的力量，不管是對醫護安全的呼籲，還是對盲童的救扶，或者是從這件事上給大家一些正面的思想引導，都可算作一個平凡人的善舉。

在接受幾家媒體採訪的同時，我看到北京市首次立法保障醫院安全。在我剛剛發出呼籲的當天下午，就得到三位民主黨派人士向政協上交提案的訊息，並且在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表決通過，正式出臺《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從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北京所有醫院都將建立安檢制度。突然間，我身上多了一層更深層次的使命感。

既然世界可以無紀律、無原則地用榴槤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組織、有計劃地把它做成比薩了。平凡的我也想通過自己這點微不足道的影響力把自己的價值發揮到最大，想讓更多的人看到人性的善良，讓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讓更多對生活迷茫和抑鬱的人感受到生命的意義，讓更多從醫的或者打算從醫的年輕人堅定自己的夢想。

於是，我決定寫下這本書，我不想記錄我平凡生活的點滴，而是更多地展現我從醫二十年來，從接觸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和朋友身上以及書本里吸收到的能量，關於善惡，關於生死，關於醫患，關於人性，關於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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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