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罵的聲音,有的還跟在後面罵:
‘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於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們罵得更利害。
「在這日暮途窮的時候,我的手裡才添出一支手杖來,拚命的打了幾回,他們漸漸的不罵了。只是走到沒有打過的生地方還是罵。
「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還時時記得哩。我在留學的時候,曾經看見日報上登載一個遊歷南洋和中國的本多博士的事;這位博士是不懂中國和馬來語的,人問他,你不懂話,怎麼走路呢?他拿起手杖來說,這便是他們的話,他們都懂!我因此氣憤了好幾天,誰知道我竟不知不覺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統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學校做監學,同事是避之惟恐不遠,官僚是防之惟恐不嚴,我終日如坐在冰窖子裡,如站在刑場旁邊,其實並非別的,只因為缺少了一條辮子!
「有一日,幾個學生忽然走到我的房裡來,說,‘先生,我們要剪辮子了。’我說,‘不行!’‘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呢?’‘沒有辮子好……’‘你怎麼說不行呢?’‘犯不上,你們還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罷。’他們不說什麼,撅著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終於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嘖嘖了;我卻只裝作不知道,一任他們光著頭皮,和許多辮子一齊上講堂。
「然而這剪辮病傳染了;第三天,師範學堂的學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條辮子,晚上便開除了六個學生。這六個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捱到第一個雙十節之後又一個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樣,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還被人罵過幾次,後來罵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辮子,我就不再被人辱罵了;但我沒有到鄉間去。」
n顯出非常得意模樣,忽而又沉下臉來:
「現在你們這些理想家,又在那裡嚷什麼女子剪髮了,又要造出許多毫無所得而痛苦的人!
「現在不是已經有剪掉頭髮的女人,因此考不進學校去,或者被學校除了名麼?
「改革麼,武器在那裡?工讀麼,工廠在那裡?
「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自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爾志跋綏夫的話問你們: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豫約給這些人們的子孫了,但有什麼給這些人們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樑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
「你們的嘴裡既然並無毒牙,何以偏要在額上帖起‘蝮蛇’兩個大字,引乞丐來打殺?……」
n愈說愈離奇了,但一見到我不很願聽的神情,便立刻閉了口,站起來取帽子。
我說,「回去麼?」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門口。
他戴上帽子說:
「再見!請你恕我打攪,好在明天便不是雙十節,我們統可以忘卻了。」
一九二〇年十月。
本篇最初發表於1920年10月10日上海《時事新報·學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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