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他用兩手攀著上面，
兩腳再向上縮；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
顯出努力的樣子……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淡，一半為了喪事，一半為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唸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裡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著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伕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座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裡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裡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真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硃紅的橘子往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裡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裡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裡，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援，做了許多大事。哪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阿河
我不願再見
那湖光山色，
更不願再見
那間小小的廚房！
我這一回寒假，因為養病，住到一家親戚的別墅裡去。那別墅是在鄉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藍的湖水，對岸環擁著不盡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裡，越顯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鏡子一般。風起時，微有皺痕；像少女們皺她們的眉頭，過一會子就好了。湖的餘勢束成一條小港，緩緩地不聲不響地流過別墅的門前。門前有一條小石橋，橋那邊盡是田畝。這邊沿岸一帶，相間地栽著桃樹和柳樹，春來當有一番熱鬧的夢。別墅外面繚繞著短短的竹籬，籬外是小小的路。裡邊一座向南的樓，背後便倚著山。西邊是三間平屋，我便住在這裡。院子裡有兩塊草地，上面隨便放著兩三塊石頭。另外的隙地上，或羅列著盆栽，或種蒔著花草。籬邊還有幾株枝幹蟠曲的大樹，有一株幾乎要伸到水裡去了。
我的親戚韋君只有夫婦二人和一個女兒。她在外邊唸書，這時也剛回到家裡。她邀來三位同學，同到她家過這個寒假；兩位是親戚，一位是朋友。她們住著樓上的兩間屋子。韋君夫婦也住在樓上。樓下正中是客廳，常是閒著，西間是吃飯的地方；東間便是韋君的書房，我們談天，喝茶，看報，都在這裡。我吃了飯，便是一個人，也要到這裡來閒坐一回。我來的第二天，韋小姐告訴我，她母親要給她們找一個好好的女用人；長工阿齊說有一個表妹，母親叫他明天就帶來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興的樣子，我只是不經意地答應。
平屋與樓屋之間，是一個小小的廚房。我住的是東面的屋子，從窗子裡可以看見廚房裡人的來往。這一天午飯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見一個面生的女用人，兩手提著兩把白鐵壺，正往廚房裡走；韋家的李媽在她前面領著，不知在和她說甚麼話。她的頭髮亂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樣。身上穿著鑲邊的黑布棉襖和夾褲，黑裡已泛出黃色；棉襖長與膝齊，夾褲也直拖到腳背上。腳倒是雙天足，穿著尖頭的黑布鞋，後跟還帶著兩片同色的「葉拔兒」。想這就是阿齊帶來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書。晚飯後，韋小姐告訴我，女用人來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說，「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還能做麼？」她說，「別看她土，很聰明呢。」我說，「哦。」便接著看手中的報了。
以後每天早上，中午，晚上，我常常看見阿河挈著水壺來往；她的眼似乎總是望前看的。兩個禮拜匆匆地過去了。韋小姐忽然和我說，你別看阿河土，她的志氣很好，她是個可憐的人。我和娘說，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襖褲給了她吧。我嫌那兩件衣服太花，給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說她來了沒有幾天；後來也肯了。今天拿出來讓她穿，正合式呢。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她真聰明，一學就會了。她說拿到工錢，也要打一雙穿呢。我等幾天再和娘說去。
「她這樣愛好！怪不得頭髮光得多了，原來都是你們教她的。好！你們儘教她講究，她將來怕不願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舊新年是過去了。因為江浙的兵事，我們的學校一時還不能開學。我們大家都樂得在別墅裡多住些日子。這時阿河如換了一個人。她穿著寶藍色挑著小花兒的布棉襖褲；腳下是嫩藍色毛繩鞋，鞋口還綴著兩個半藍半白的小絨球兒。我想這一定是她的小姐們給幫忙的。古語說得好，「人要衣裳馬要鞍」，阿河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憐了。她的頭髮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額的劉海也梳得十分伏帖。一張小小的圓臉，如正開的桃李花；臉上並沒有笑，卻隱隱地含著春日的光輝，像花房裡充了蜜一般。這在我幾乎是一個奇蹟；我現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覺得在深山裡發見了一粒貓兒眼；這樣精純的貓兒眼，是我生平所僅見！我覺得我們相識已太長久，極願和她說一句話——極平淡的話，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談呢？這樣鬱郁了一禮拜。
這是元宵節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飯，在屋裡坐了一會，覺得有些無聊，便信步走到那書房裡。拿起報來，想再細看一回。忽然門鈕一響，阿河進來了。她手裡拿著三四支顏色鉛筆；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她站在我面前了，靜靜地微笑著說：「白先生，你知道鉛筆刨在哪裡？」一面將拿著的鉛筆給我看。我不自主地立起來，匆忙地應道，「在這裡。」我用手指著南邊柱子。但我立刻覺得這是不夠的。我領她走近了柱子。這時我像閃電似地躊躇了一下，便說，「我……我……」她一聲不響地已將一支鉛筆交給我。我放進刨子裡刨給她看。刨了兩下，便想交給她；但終於刨完了一支，交還了她。她接了筆略看一看，仍仰著臉向我。我窘極了。剎那間念頭轉了好幾個圈子；到底硬著頭皮搭訕著說，「就這樣刨好了。」我趕緊向門外一瞥，就走回原處看報去。但我的頭剛低下，我的眼已抬起來了。於是遠遠地從容地問道，「你會麼？」她不曾掉過頭來，只「嚶」了一聲，也不說話。我看了她背影一會。覺得應該低下頭了。等我再抬起頭來時，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總是望前看的；我想再問她一句話，但終於不曾出口。我撇下了報，站起來走了一會，便回到自己屋裡。我一直想著些什麼，但什麼也沒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往廚房裡走時，我發願我的眼將老跟著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勻稱，又苗條，正如一隻可愛的小貓。她兩手各提著一隻水壺，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著的女子。這全由於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用白水的話說，真是軟到使我如吃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裡說得好：「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著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掐出水來；我的日記裡說，「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老是在瀲灩的春水上打著圈兒。她的笑最使我記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腦海裡。我不是說過，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桃花麼？那麼，她微笑的時候，便是盛開的時候了：花房裡充滿了蜜，真如要流出來的樣子。她的發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軟而滑，如純絲一般。只可惜我不曾聞著一些兒香。唉！從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見，——雖只幾分鐘——我真太對不起這樣一個人兒了。
午飯後，韋君照例地睡午覺去了，只有我，韋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書房裡。我有意無意地談起阿河的事。我說，「你們怎知道她的志氣好呢？」
「那天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聰明，就問她為甚麼不念書？她被我們一問，就傷心起來了。……」
「是的，」韋小姐笑著搶了說，「後來還哭了呢；還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淚呢。」
那邊黃小姐可急了，走過來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攔住道，「人家說正經話，你們盡鬧著玩兒！讓我說完了呀——」
「我代你說啵，」韋小姐仍搶著說，「——她說她只有一個爹，沒有娘。嫁了一個男人，倒有三十多歲，土頭土腦的，臉上滿是皰！他是李媽的鄰舍，我還看見過呢。……」
「好了，底下我說吧。」蔡小姐接著道，「她男人又不要好，盡愛賭錢；她一氣，就住到孃家來，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幾歲？」我問。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幾個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說。
「不，十八，我知道。」韋小姐改正道。
「哦。你們可曾勸她離婚？」
「怎麼不勸；」韋小姐應道，「她說十八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說呢。」
「你們教她的好事，該當何罪！」我笑了。
她們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裡看書，聽見外面有嚷嚷的聲音；這是從來沒有的。我立刻走出來看；只見門外有兩個鄉下人要走進來，卻給阿齊攔住。他們只是央告，阿齊只是不肯。這時韋君已走出院中，向他們道，「你們回去吧。人在我這裡，不要緊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兩個人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俄延了一會，只好走了。我問韋君什麼事？他說，「阿河囉！還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於男女的事向來是懶得說的，還是回頭問他小姐的好；我們便談到別的事情上去。吃了飯，我趕緊問韋小姐，她說，「她是告訴孃的，你問娘去。」
我想這件事有些尷尬，便到西間裡問韋太太；她正看著李媽收拾碗碟呢。
她見我問，便笑著說，「你要問這些事做什麼？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嬌滴滴的，也難怪，被她男人看見了，便約了些不相干的人，將她搶回去過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騙她男人，說要到此地來拿行李。她男人就會信她，派了兩個人跟著。那知她到了這裡，便叫阿齊攔著那跟來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訴，說死也不願回她男人家去。你說我有什麼法子。只好讓那跟來的人先回去再說。好在沒有幾天，她們要上學了，我將來交給她的爹吧。唉，現在的人，心眼兒真是越過越大了；一個鄉下女人，也會鬧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媽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兒來，我還聽他說呢。我本不該說的，阿彌陀佛！太太，你想她不願意回婆家，老願意住在孃家，是什麼道理？家裡只有一個單身的老子；你想那該死的老畜生！他捨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麼？」韋太太驚詫地問。
「他們說得千真萬確的。我早就想告訴太太了，總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樣子，真有幾分對呢。太太，你想現在還成什麼世界！」
「這該不至於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爺，你那裡知道！」韋太太嘆了一口氣，「——好在沒有幾天了，讓她快些走吧；別將我們的運氣帶壞了。她的事，我們以後也別談吧。」
開學的通告來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裡挈水了。韋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將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吃的人，忽然絕了糧；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只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卻又一例茫然。這樣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韋君夫婦和韋小姐告別而行，韋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住，我只得含糊答應著。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著他，將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嘆氣，時而擦掌。聽到她只十八歲時，他突然將舌頭一伸，跳起來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準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
我倆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著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倆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著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只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著。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盡和我開玩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但誰也不曾認真去「想法子」。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韋君別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著意引人。我卻只惦著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
我背地裡問她，她說，「奇得很！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孃的脾氣你知道。她是個古板的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上鎮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囉！」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我看阿齊空閒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他說，「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只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
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今天見著阿河了。孃的，齊整起來了。穿起了裙子，做老闆娘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種年頭！」
我立刻覺得，這一來全完了！只怔怔地看著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說什麼好呢？願命運之神長遠庇護著她吧！
第二天我便託故離開了那別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兒女
想到「只為家貧成聚散」
一句無名的詩，
不禁有些悽然。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札記》裡，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吃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裡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著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著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著，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著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著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沉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著！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裡檢視，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腳步，夾著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著喊著，將命令傳給廚房裡的傭人；便立刻搶著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著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著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著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著淚捧起碗了。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著嚷著，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為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裡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裡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裡也有兵馬在進行著，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哪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轡頭，和韁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著。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裡。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裡住著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著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著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菜在臺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為了纏著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折磨，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著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製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裡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裡待著；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著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著生客時，便咧著嘴痴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呆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裡念著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著，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裡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著哭著。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著；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著——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著，嚷著，喘著，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著書坐著或躺著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哪裡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著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著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著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裡。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著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著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裡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著；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著。他們是恨著我們呢？還是惦著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悽然。轉兒與我較生疏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著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著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著，現在想著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著！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著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劃著，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罷，倒楣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我所見的葉聖陶
我覺得他的年紀並不老，
只那樸實的服色
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
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聖陶
不甚符合罷了。
我第一次與聖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聖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聖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聖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並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聖陶不甚符合罷了。
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聖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於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聖陶總回甪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裡。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聖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後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於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聖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聖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裡聽著。他卻並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麼有味地聽著。至於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儲存著的《晨報》副張，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裡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見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於天性，並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於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於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
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聖陶去。聖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遊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裡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裡人。必須離開家裡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願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麼？等一天吧。」後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隻有三五個塗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於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裡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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