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喪事一言難盡！儘管半年前，習仲勳、陳丕顯同志已當面代表中央與冠華談過話，講清了一切，某些有關部門及某些人卻仍在悼詞評價、登報是否發表照片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方面一再想要製造困難，壓低規格。當時，對外友協的領導還是力爭按原則辦，但卻僵持不下。我對這場爭議感覺麻木。冠華的逝世已使我痛不欲生。對於這身後的一切，我已看得很淡。我也不懂為什麼活著的人對一位已作古的逝者還要如此糾纏。最後友協領導徵求我的意見，我只是說：「冠華一生，無需他人在他身後評說。歷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見證。我不想在我痛失冠華之後去爭論悼詞的每一個字，或報紙要不要登照片。冠華已超脫這一切。他也不會要我去為此斤斤計較，吵鬧不休。但我自然也不會同意在他不能為自己說話時任人擺佈地去貶低他。既然有爭議，那麼我建議：一、取消官方的遺體告別儀式，改為家屬自辦的遺體告別，老喬生前的朋友可自願參加；二、不必去搞悼詞和評價這類書面東西因而正式公告也就暫不登報；三、骨灰不存八寶山，由我自己儲存。」有些好心的朋友勸我，別的還可以按我說的辦，只是報紙還是要登的，因為那是「政治待遇」，登了對我今後有利。我說：「當初與冠華結婚時，面對那麼多流言蜚語，我們兩人就說過如果能當平民百姓，多麼自由！如今冠華已去，我今後是一介平民，不需要‘高幹遺孀’的頭銜，更不想憑藉冠華逝世登報紙這點餘輝度我餘生。今後的路由我自己來走，我會活得無愧於冠華的。」經過一番周折，我的意見勝利了。因此冠華的逝世只在9月22日當天由新華社釋出了一個四十字的通告，當日對外廣播，23日見報，以後的正式新聞稿由於意見不一和我的堅持沒有刊登。開始一段時間，許多人的確不理解為什麼冠華逝世之後只有這四十字的客觀報道，沒有生平介紹，沒有評價。我不得不向問及者解釋。如今，時間匆匆過去，在歷史的長河裡，多少人默默無聞地告別人世，卻永遠流芳人間，為人們所追頌。又有多少人曾辦過轟轟烈烈的後事，卻早已為人們所忘卻，甚至唾棄。誰又會記得那篇悼詞中的褒或貶，只有一個人一生的奉獻最經得住歷史的考驗。我對當時的決定始終無悔。冠華自己留下的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經對他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何必還需他人來評說？！

與陳老總的情誼10月25日，對外友協主持了冠華遺體告別儀式。冠華生前的各界朋友來了六百多人。因為免去了官方安排儀式，因此來者大多是自願向他告別的，氣氛真摯、悲切。對我來說這是心靈最難忍受的痛苦。三個多小時面對再也不能說話的親人遺體，這種折磨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北京的10月本應是金秋時節，這一天卻從清晨起就淅淅瀝瀝秋雨霏霏，上天與我同悲，更增添心頭萬般悽楚。儀式之後送遺體去八寶山。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屬和友協的人員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靈客人，那是陳毅同志的女兒叢軍。我沒有想到她會去，但她說她哥哥昊蘇因重要會議不能去送，關照她務必送冠華到八寶山，因為冠華和陳老總生前的友誼是不尋常的。我十分感動，自然也想起冠華生前多次對我講過的他與陳老總的情誼。冠華多次對我說，陳老總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說老總襟懷坦蕩，毫無私心。他對同志真誠、懇切。老總身居高位，對下級平等相待，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發現自己的判斷或做法不妥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對下級承認自己的失誤。冠華給我講了以下這段他終身不忘的歷史：1958年陳老總來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長。當時部內正在搞反右傾運動，冠華是重點批判的物件。陳老總初來時聽信了彙報，認為冠華是外交部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部黨組連續開會批判冠華，說得都很重，因為1957年時冠華就險些成為右派，那時他被批判為裴多菲俱樂部主要成員。後來是因為周總理保了他，沒有打成右派，否則他的才華早在當時就會被埋沒。沒料到一年後出了廬山會議接著批右傾，他又成了目標。陳老總在黨組會上曾經批判冠華是趙匡胤式的人物，「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運動最後，冠華受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冠華對我說，「那一次也很厲害，鬼都不上門了。有些人本來關係很近的，甚至是近親，都不來看我們」。然而，大約一年之後，陳老總在實際工作中觀察瞭解了冠華，認為當初對他批錯了。於是，他找冠華談心，坦率地對他說當初他來外交部時認為這裡知識分子成堆，喬冠華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驁不馴。老總說他聽了部裡反右傾運動的彙報，就想一定要把喬冠華的傲氣打下去。現在回想，這是錯誤的，希望冠華不要計較。冠華說一個老同志，政治局委員，能這樣向下級坦誠地說整他整錯了，這是何等的胸懷和氣魄！從此他們成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級，生活中無話不談的摯友。1971年陳老總處於逆境，腸癌手術後住301醫院治療。當時的301為林彪集團控制，醫護人員對陳老總態度極壞。冠華這年5月下旬因咳血肺結核舊病復發也住進了301。此時已是珍寶島事件後柯西金與周總理機場會談決定中蘇開始邊界談判，冠華被任命為中方團長，從而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時能看到各種檔案，因此也能把很多資訊告訴陳毅同志以及當時處在監護住院治療的廖承志同志。有時冠華還讓司機偷帶些酒菜到病房與陳老總共飲。他們兩人性格如此相近，在這段朝夕相處的日子裡，他們真正成為莫逆之交。

這年7月，冠華出院，陳老總還在醫院。9月13日，林彪出逃，機毀人亡。冠華是最早知道的，因為當時總理召開會議起草譴責林彪叛國的宣告，準備在林彪到達莫斯科時發表。會議中途，訊息傳來，林彪座機墜毀溫都爾汗。一時群情激奮，《人民日報》的崔奇同志坐在冠華身邊，抄錄了一首短詩：「黃沙有幸傳喜訊，白鐵無辜焚佞酋。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後來崔奇同志給我寫了個說明，其中說：「後兩句是杜甫的詩，因冠華曾在1963年7月寫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稱讚，故我拿給他看。他看了會心一笑，隨後拿起筆來在一張紙條上另寫一首打油詩和之，七步未止，四韻俱成，我那幾句實為拋磚引玉之磚矣。」冠華歷來在情緒激動時也喜歡作幾句詩。於是他當即仿唐人盧綸詩句略改數字，出成新意一首，回贈崔奇：「月黑雁飛高，林彪夜遁逃。無需輕騎逐，大火自焚燒。」後來郭沫若同志讀此作，讚不絕口，書錄後贈冠華：「唐人盧綸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雲：‘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知喬冠華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巧合無間，妙不可言。囑題小幅一軸，欣然應命，以示奇文共欣賞，好事相慶祝也。冠華同志座右，望常拍案驚奇。1973年郭沫若。」

冠華得知林彪下場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趕到301醫院看望陳毅同志。他興奮地對陳老總說：「老總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還是你常講的話應驗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報銷。’現在，我有紀律在身，不能盡情告訴你。中央很快就會傳達的。」陳毅同志十分激動地說：「老喬，有這幾句話就夠了。黨有紀律，不該現在說的你不要說。」

這年11月，中國進入聯合國，舉國歡慶。主席、總理推薦冠華出任第一個中國代表團的團長。總理為首的全體政治局去機場送行。行前，陳老總設家宴為冠華送行，在座的還有葉劍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陳老總語重心長，諄諄囑咐冠華任重道遠，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年）秋天當冠華再去聯大開會時，陳老總已離開人世八個月之久。想到一年前與陳老總的歡聚，如今已成故人，冠華情不自禁，熱淚盈眶。在他出發前夕，寫了下面這首詩，悼念他敬重的陳毅同志：

懷人

去年出國時，蕭瑟門前柳。

落葉下長安，共飲黃花酒。

今年出國時，景物仍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溼青衫袖。

冠華後來加註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與陳毅同志住‘301’朝夕相處。‘九一三’事發，皆大歡喜。1971年10月底11月初，陳總邀葉帥、王震及我共飲甚歡。不久，陳病復發，1972年1月6日去世。」

後來，大約1981年時，南京軍區寫作組撰寫《陳毅傳》時，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魯（陳毅同志的幼子）帶寫作組訪問冠華的材料。冠華說：「我能為這本傳出點力，也是為陳老總最後作點貢獻。」

陳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蘇最長，我想他較多知道他父親與冠華的不尋常友誼，因此囑咐妹妹叢軍代表他送冠華最後一程。

黃浦江畔的追思三天後的10月29日，我去八寶山領回冠華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僅陰雨而且颳風。我把冠華的骨灰安放在我的臥室裡，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聰設計，苗子寫字：一面是「冠華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定做這個骨灰盒時，大理石廠的領導得知是為冠華做的，破例為他特殊加工趕製。工人們聽說後自願三班倒。我送去夜宵，車間主任說：「你不必客氣。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喬部長，他為國家作了這麼多貢獻，這一點是我們應當做的。」最後付款時，工廠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錢，廠長說：「這一點金箔是我們大理石廠全體工人對喬冠華同志的一點心意，感謝他為國增光，人民會記住他的。」當時我感動得淚如泉湧。幾年來，這樣動人的事一再湧現在我所到之處。感觸之餘，我更理解冠華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時，似乎一切都已結束。所有的矛盾隨著冠華的化為縷縷青煙似乎也畫上了休止符。當我一週後踏上南去的列車離開北京時，除了陪伴冠華到最後的司機張鳳午之外，大概沒有一個人還記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沒有一個人來送我。當老張對此表示憤慨時，我不過悽清地一笑，我說：「大概這就是世態炎涼吧！」

我當時離開北京是因為心力交瘁，也因為這院子引起的種種懷念使我精神幾近崩潰。我去上海是因為沒有別處可去，也因為那裡是我生命的起點，我要回到黃浦江畔去追思那過去的歲月，尋找我後半生的起點。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陰又冷。我無數次在濛濛細雨中、悽苦的寒風中徘徊在外灘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溫我和冠華共同生活的短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