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過幾天，園林局要來砍去前院的那棵四十年的高大的榕樹了。其實，這樹去年就枯死了，就應該砍了，只是我捨不得它消失得無影無蹤。本來，這前院是一對榕樹。1960年我隨父母從東四八條的四合院搬進這個古老的四合院時剛剛二十五歲。那時前院後院的樹木都是新栽的。後來，前院的榕樹長得很快，兩三年後就成蔭了。再後來，榕樹的粉紅色、毛茸茸的花覆蓋了一片樹頂。這些花可以延續整整一個夏天，每天夕陽西下，它們就開始散發出沁人心脾的幽香。四十年來，那幽香是「家」的芬芳，每當我跨進這四合院的門檻，不論那時我是喜悅還是沮喪，這芳香都會使我感到家的溫馨。

四合院的主人幾經變遷，現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經常不在北京的女兒。四十年中四合院隨著它的主人經歷著歷史的浮沉，目睹了發生在這院子裡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它也隨著院中的主人經歷了榮耀與屈辱，經歷了車水馬龍的繁華富貴和門前冷落的世態炎涼。但是這一對榕樹卻永遠忠貞不渝地年年開滿一樹粉紅色的花，用它甜甜的幽香撫慰著主人的心靈。可是大約四年前，西邊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是得了絕症，那「病」來得猛，發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園林局來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它原來生長的地方鋪上了方磚，它就這樣消失了。那時，我為此激動傷心了很久。我祈禱老天保佑那東邊的、靠門洞的一棵。但是，厄運還是降落到失去伴侶的它的頭上，就在西邊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這東邊的那棵就開始萎靡不振。再過一年，就不大開花了；去年，春天來臨時，它還勉強長出了半樹瘦瘦黃黃的葉子，但還未到夏天開花季節，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我捨不得讓它離去，妄想著今年出現奇蹟，它還會枯樹逢春，但奇蹟沒有出現，它最終要離去了。

因為這榕樹要被砍去了，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後院散步時，常常踱步到前院來看看它，撫摸一下它那開始剝脫的樹幹。現在，這前後兩個院裡，只剩下北屋門前那棵足有四層樓房那樣高的海棠樹是四十年前我們遷進51號院時就已栽下的，其餘的都是後來陸續換過的。

當我年歲漸長，真正愛上四合院時，我才意識到當年栽種這些樹木的設計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專家。而我們在四十年中換栽的這些樹真是毫無章法。當初，這房子是個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氣、莊重。它前後應是三個院落——前院、中院和後院，中院是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間的南北雙朝向的這排房子是穿堂，歷來的大官大概都用來作為接待來客的前廳。後院是附院。當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這裡住時，東邊還有一個偏院。隨著時代的變遷，那偏院成了一個大雜院，與主院完全脫離了，那裡現在住了十幾戶人家。可以想象當年這個四合院是多麼大的氣派！我們家遷入時，本來應是一個前、中、後院齊全的四合院。可是母親堅持不要那麼多房屋。國務院管理局無法說服她，只得把後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後院了。這真是個極大的遺憾。

當初搬進這院子時，院中樹木都已栽齊。前院是那兩棵榕樹，它們高大而優雅，綠蔭遮蓋了整個小院。後院北屋房前是兩棵開粉紅色花的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別偏愛的一種樹，在許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有海棠。我們北房門前的兩棵高大的海棠樹既氣派又婀娜多姿。後院很大，大概兩倍於前院，因此在海棠樹的南邊，靠近南房，又栽了兩株紫丁香，這格局真是美。春天時，海棠的一片粉紅色與丁香的淺紫色給這院子蒙上了一層淡雅柔和的情調。而當它們的花凋謝後，前院的榕花又給夏日的庭院帶來了靜靜的花香。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絕妙的。在前後高大的榕樹和海棠之間，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卻張開枝葉，在兩邊直立的大樹間，形成一個圓形的圖案。

可惜，當初苦心設計的標準四合院的構圖，不久之後就被破壞了。主要是母親對四合院一點沒有好感，她總是懷念上海的花園洋房，甚至石庫門房子。她從不關心院中的草木。這院子交給了做飯的保姆彭阿姨管理。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湯都往樹根下倒。過了幾年，西邊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後來，這院子越變越不像個院子。上世紀60年代初，母親被三年自然災害嚇怕了。那時，父親屬高幹，當時戲稱為「糖豆乾部」，因為每個月，政府補貼兩斤白糖、兩斤黃豆。但是糧食還是不夠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親生怕這種日子還會再來，於是異想天開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樹之間的中央空地做了一個大圓臺子，中間鋪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這還不夠，母親愛吃莧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磚，種了一片莧菜。母親很高興，女兒妞妞也快樂。祖孫兩人忙乎著收穫嫩玉米，督促刨花生。這高大的官府結構的四合院，每當收穫季節，便變成了農家場院。再後來，發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號召「備戰、備荒」，都說美國和蘇聯要打進來。國務院決定給所有住四合院的高階幹部在院子裡挖一個防空洞。工程隊開進了四合院，把母親的玉米、花生壇和莧菜地都刨掉了，就在東邊那棵海棠樹旁邊挖了一個長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約兩米多深，還拐了彎，從南房前西邊的梨樹旁挖了一個正方形的出口，入口處很寬敞，修了水泥石階下去。出口處卻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牆上做了一個爬梯。出、入口都十分簡陋，只不過兩塊厚厚的鐵皮蓋，入口的那塊足有兩米長、一米寬，出口的是一米見方。自從有了這兩個防空洞出入口，這正院就徹底地破壞了。

後來，父親在香港去世。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冠華放棄了外交部為他修繕一新的史家衚衕55號院子，搬進了我的四合院。他搬來後，曾經想重新規劃院中的樹木。我們討論了多次，意見不同，未達成協議。他當時想在北房前栽兩棵梧桐，南房前栽兩棵楊柳。冠華生前最鍾愛的樹木是梧桐、楊柳、塔松、桂花和青竹。他一直很遺憾北方的酷寒不適宜栽種桂花和竹子。所以後來在我為他修蘇州東山的墓地時，我為他種了塔松、金桂和銀桂各一株。

我當時不同意他的意見其實也沒有什麼道理。我說楊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willow」（哭泣的楊柳），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華也就沒有堅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後，我真有點後悔沒有按他的意見辦。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楊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兩個方面。如果當時栽了這些樹，雖說在四合院中很罕見，但也許會留下對冠華靜靜的紀念。

樹沒有換，按我的意見，我們在南房前搭了一個葡萄架，東跨院栽了一棵棗樹，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樹。這都是傳統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樹，後來倒也帶來不少豐收的喜悅。

二

對於父親和我們全家來說，史家衚衕這所四合院才使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於我們的家。

父親生前常對我說：「我這一生，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他在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歷程中，經手過的錢財不可謂不多。然而，他樂善好施，沒有給自己置一分地，買一幢房，銀行裡也沒有存款。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在上海住的兩處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讓出一部分給我們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親常說的還有一句話：「我這一生，從無財富，但又從不缺錢。」而別人給了他錢，他又轉手去給比他更需要錢的人。解放後，許多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經濟上沒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們來找父親，父親總是接濟他們。為這事，母親沒有少嘮叨抱怨。有時，父親實在沒錢了，就寫信給周總理、毛主席請政府解決。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徵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毛主席聽後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隨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產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裡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這哪裡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解放了，他沒有那些財主給他錢花了，全靠工資。我知道他缺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產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顧不到的人。我很感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

所以，這51號的四合院，當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他們知道父親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總理到東四八條54號去看望父親。這時，總理才知道解放後十年，我們一家一直借住在父親的老友、曾任袁世凱內務大臣的朱啟鈐老先生的私宅後院。我們家從上海遷到北京整整十年，父親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過住房。總理那次見到父親擁擠不堪的書房兼客廳，感到十分吃驚，他連聲自責，說對父親沒有關心到，這麼多年，竟讓父親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後，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並且指示國務院管理局為父親找一個四合院住宅。本來，許多高階幹部當時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親選定51號院之後，周總理又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他請示了毛主席，這房子是送給父親的，感謝他對共產黨的幫助和合作。父親去世後，在北京的追悼會上，周總理又對我的香港回來的繼母和美國回來的妹妹說51號院永遠是父親和他親屬的家。

其實，我當年和母親一樣並不大喜歡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長大，我更喜歡上海那些帶花園的西式洋樓。我總覺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裡面似乎揹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從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經過寒氣襲人的院子。廚房那麼遠，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涼了一半。記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飯，彭阿姨燉了一大砂鍋上海「全家福」——一隻整雞、一個蹄髈、一塊火腿。在端著砂鍋走過院子時，因為砂鍋從火上剛取下，而當年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寒冷，這一冷一熱，砂鍋的底掉了，全雞、蹄髈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這除夕夜很掃興。

但是這四合院畢竟是個家！尤其是在女兒妞妞出生之後，這偌大的院子裡平添了無限的樂趣。我一生中給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就是這個小生命。搬進四合院時，父親已是八十高齡，解放後，他的生活變得很簡樸、單調，昔日在上海的那許多應酬都沒有了，父親除了出去開開會，偶爾會會友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看書，寫他的《柳文指要》。他在這大大的寬敞的四合院裡很舒適、很滿足，真是過著他一生從未享受過的安寧。而妞妞的出生又為他的平靜生活增添了極大的快樂。他和母親對妞妞遠遠勝過了在我幼年、童年時代對我的關懷，那幾乎是一種慣寵。不論妞妞犯多大「錯誤」，他們都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