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紅白藍三色條紋塑膠大包

它只是一個塑膠大包。它特別的地方在於有紅白藍三色條紋。它是地球上最便宜的手提包，是無產階級的路易威登。它能拉開關上，不過拉鏈總是用幾天就壞。我小的時候總是絞盡腦汁地琢磨，他們是怎麼把櫻桃或其他夾心弄到巧克力裡面，而且沒有洞也沒有縫。現在，我正絞盡腦汁地琢磨另一個幼稚的問題：是誰設計了這款紅白藍三色條紋塑膠包，然後複製了上百萬個送到全世界的。

紅白藍三色條紋包好像是對南斯拉夫國旗（紅、白、藍！我們永遠忠於你！）的戲仿，只是去掉了紅星。我第一次見到它是在跳蚤市場上。波蘭人會帶便宜的妮維雅面霜、亞麻餐巾、野營帳篷、充氣床墊一類的東西過來。如果我問波蘭人，他們肯定會說是從捷克人那裡搞來的。捷克人會說，不，不是我們生產的，我們是從匈牙利人那裡搞來的。不，匈牙利人會說，我們是從羅馬尼亞人那裡搞來的。不，不是我們，羅馬尼亞人會說，是吉卜賽人造的。

無論如何，紅白藍包橫行中東歐，直到俄羅斯，甚至可能到了更遠的地方——印度、中國、美國、全世界。它是窮人的行李包，是小偷和黑市商人、週末倒爺、跳蚤市場小販兼銷贓者、難民和無家可歸者的行李包。啊，牛仔褲、t恤衫、咖啡裝在這些袋子裡，從的裡雅斯特來到克羅埃西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從伊斯坦布林來的皮夾克、小包和手套，從布達佩斯的中國市場去往馬其頓、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的雜貨，你就說吧。紅白藍條紋塑膠包是游牧民，是難民，是無家可歸的人，但它們也是活下來的人：它們不要票就能坐火車，不要護照就能越過邊境。

當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土耳其商店偶遇它時，我當即花兩盾買了下來。接著，我把它對摺起來放好，就像我媽媽收藏普通白色塑膠袋那樣，「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它們什麼時候用得上」。我意識到，買下這個包就是一次自己主持的入門儀式：我加入了全世界最大的門派，門派的代表色、徽記、紋章三位一體，就是紅白藍三色條紋塑膠包。我唯一搞不清楚的地方是，到底是誰把紅星給摘掉了。

我們的遊戲來自安娜的招牌大包。

「首先就像我們的人過去常做的那樣，」梅麗哈說，「用線紮緊，免得東西漏出來。」你沒準會以為她在描述某種情趣儀式吧。

「我必須說，每次看見我們的人從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上拿起這些破爛兒時，我都替他們感到羞恥。」達爾科說。

「我也覺得煩，」伊戈爾說，「我就想，看看這些與我同行的鄉巴佬吧。不過，我現在覺得它挺酷的。」

「怎麼說？」我問道。

「你知道世界上誰的行李最值錢嗎？」

「麥當娜？」

「不對。是俄羅斯人。頭牌妓女和黑手黨大佬。所以我才迷上了吉卜賽人的模樣：像長統靴一樣紮緊的塑膠包，大金牙……安娜，你講紅星沒了，說得真對。我們都是無產階級！只不過馬克思爸爸已經死了，入土了。」

「沒錯！」梅麗哈大喊道。

我提出這項作業，或者說遊戲，是有一點不自信的，這是實話：南斯拉夫日常生活錄。安娜是第一個交的，她第二堂課就帶來了這篇講吉卜賽大包的作文。於是，我提議用她的虛擬吉卜賽大包來收藏思南博物館的所有藏品。

「什麼博物館？」他們問道。

「哦，它也是虛擬的。就是你記得的、認為重要的一切。那個國家已經沒有了。何不搶救出一些你不想遺忘的東西呢？」

「我記得鐵托生日舉行的遊行，」波班說，「我們每年都在電視上看。」

「可我們都記得呀，兄弟，」梅麗哈說，「講點私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