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亞是鐵路工人的兒子，從懂事起就一直夢想著去當兵。他的父親支援他的理想，可是他的母親更希望他能成為工程師或醫生。他出生在韋韋特南戈市周邊一個叫聖佩德羅內克塔的小鎮，那裡離瓜地馬拉和墨西哥邊境不遠。他童年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都居無定所，因為父親是鐵路工人，所以全家都要根據父親的工作地點而變換居住地，直到父親最後被安排到瓜地馬拉城的中央火車站工作。克里斯平去一所公立學校上了學，那裡的條件比他上過的那些鄉村小學要好得多。
他學習並不努力，但很擅長體育運動。從很年輕的時候起——那時他還是個小男孩呢——就經常練習游泳，因為有人告訴他那項運動可以幫他長個兒。他擔心自己身高不夠，會影響進軍校，畢竟軍校對學員的身高設定了最低標準。他當時還差幾十釐米才能達標，為此很發愁。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得知自己被軍校錄取的那一天，他的成績並非位列前茅，但也不至於墊底。後來他在軍校當了三年士官生，依然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學生，總是位居中游，能夠完成學業任務——這不成問題。他在演習和體能訓練中總是表現得非常努力。他是個不錯的小夥子，人很單純，甚至有點兒傻氣，還很樂意交朋友，和所有人處得都不錯，無論是和同學還是和學長；他很遵守紀律，從不惹是生非，因此軍校裡的校規對他不構成麻煩——不用別人說，他就會主動遵守一切規定——同學們很佩服他能做到這些，但這並沒有幫助他獲得同學們的尊重。
他的這種有點兒平庸的個性在哈科沃·阿本斯執政後期發生了變化。戰爭期間，「殺蟲劑」——瓜地馬拉城及其周邊的居民就是這樣稱呼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自由軍飛機的，因為它們會讓人們害怕得胃部不適——中的一架在軍校的榮譽廣場投下了一枚炸彈。沒有人死亡，卻有多人受傷，其中有些傷得很重，包括「細嘴鬆雞」克里斯托瓦爾·福門託。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亞當時剛上完物理課，親眼看到炸彈落在榮譽廣場邊一間屋子的屋頂上，炸彈瞬間把那間屋子炸成了廢墟，石塊和磚瓦如雨水般傾瀉，射向四面八方，擊碎了周邊的玻璃。他也受到衝擊，摔倒在地。站起來之後，他發現自己沒有受傷，卻能聽到有些傷者因疼痛而發出的喊叫聲，還看到許多士官生、官員和員工在周圍奔跑，身上覆滿灰塵，有的渾身是血。幾分鐘後，混亂局面才平息下來，整個軍校的人都在幫忙把傷者——包括他的朋友「細嘴鬆雞」——送往校醫院，幸運的是，那裡並沒有在轟炸中受損太多。
克里斯平此前從未對政治產生興趣。他聽說「十月革命」終結了豪爾赫·烏維科·卡斯塔涅達的軍事獨裁統治，還聽說過龐塞·維德斯軍政府，不過沒怎麼放在心上——那時他還只是個小學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及其繼任者哈科沃·阿本斯上校參加的總統大選同樣沒引起過他的過多關注，而他正是在後者參選時期考入軍校的。他一直覺得政治是很遙遠的事，和自己關係不大。實際上，那幾乎是軍校中所有士官生對政治所持的態度。當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在宏都拉斯發動軍事政變，指責阿本斯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時，他也沒有參加過周圍任何一場與此相關的討論。可是這種政治上的中立立場——或者說是冷漠態度——在「殺蟲劑」盤旋於瓜地馬拉城上空拋下宣傳冊或炸彈造成人員傷亡並引發恐懼、恐慌時徹底轉變了，引發這種轉變的重要日子就是軍校遭轟炸的那一天。美國飛行員攻擊瓜地馬拉人，攻擊馬塔莫羅斯或聖何塞·德·布埃納·維斯塔軍營，還攻擊軍校，這動搖了他的信念，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他變了。他把這一切視作對這個國家的犯罪行為。這是任何一個熱愛瓜地馬拉、有尊嚴感的人都難以接受的，況且他還是個士官生，是未來要當軍官的人。
從那時起，他就開始參加軍校舉辦的所有政治討論活動，有時還主動發起類似的活動。士官生和官員沒有統一的立場，對阿本斯政府、對它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態度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無論士官生還是官員，都對卡斯蒂略·阿馬斯持敵視態度，認為他破壞了瓜地馬拉軍隊的團結，還在美國的資助下攻擊自己的祖國。
對他造成更大影響的是那枚落在軍校榮譽廣場的炸彈造成的傷亡，其中有他的同學也是好友克里斯托瓦爾·福門託，綽號「細嘴鬆雞」，很喜歡動物，總是聊外國的動物，那些動物在瓜地馬拉很少有人知道。有一天，他帶來一本雜誌，上面有一張照片，照片裡是一種在西班牙被稱作「細嘴鬆雞」的禽類。小夥子看那張照片時的表情過於興奮了，因此後來其他士官生給他起了那樣一個綽號。「細嘴鬆雞」後來被轉移到部隊醫院，克里斯平到那裡探望他時，發現他如暗夜般憂傷。醫生沒辦法保住他的一隻眼睛。儘管成為獨眼並不能算是無可挽回，卻意味著他的軍人生涯結束了。「細嘴鬆雞」只能離開軍校，另謀生路。兩位朋友之間那場持續了很久的對談實在讓人傷感，克里斯平在某個時刻發現，克里斯托瓦爾的臉頰上掛著淚痕，尤其在談到自己可能會回家當農民的時候。他說一位舅舅已經提議他回到阿爾塔韋拉帕斯一起幹活，那位舅舅在當地有一小塊土地，用來種植咖啡。
不止克里斯平一個，自從那枚炸彈落在榮譽廣場，所有士官生都開始更多地談論政治了。在這種氛圍中發生了一件讓人吃驚的事情：克里斯平性格大變，成了同學中的領袖。無論是在操場上、課間休息還是入夜宵禁之後，他們甚至會在黑暗中繼續交流。他異常興奮地談論著旨在對抗「祖國的叛徒們」的事業，這裡的「叛徒們」指的是那些為了顛覆阿本斯總統而脫離軍隊、投效美國的「走狗們」。他還說美國根本沒把瓜地馬拉當作主權國家，而是把它當作殖民地。當然了，他的邏輯有時是混亂的，支撐他思想的與其說是理智，不如說更多的是激情，這種激情中還夾雜著對祖國、對同胞和軍隊的熱愛。對他而言，這些都是最神聖的情感。此外還有對那些受政治利益驅動而攻擊祖國的叛徒們的憎恨之情，例如滿是流氓的自由軍，那支部隊基本是由外國人組成的，就是他們使得美國人駕駛的飛機轟炸了瓜地馬拉城，也是他們讓「殺蟲劑」朝軍校投下了炸彈。
一九五四年七月初，士官生們收到通知，所有人都要到奧羅拉機場迎接卡斯蒂略·阿馬斯，此人在美國大使約翰·埃米爾·普里弗伊和軍隊高官們的陪同下，從薩爾瓦多回到了瓜地馬拉。自由軍已經和政府簽訂了和平協議，還組成了臨時委員會來管理這個國家。卡斯蒂略·阿馬斯本人就是委員會成員。得知此訊息，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亞向同學們提議發動遊行示威。
同一天，他被軍校校長埃烏費米奧·門多薩上校叫到了辦公室：
「我不應該叫你來辦公室，而應該把你關進監獄，」上校陰沉著臉，聲音裡夾雜著憤怒和驚愕，「你……你瘋了嗎，卡拉斯基亞？在軍事設施裡搞遊行示威？你不知道這意味著叛亂嗎？你將因為這種野蠻行徑而被趕出軍校，被關進監獄，你知道嗎？」
埃烏費米奧·門多薩上校不是壞人。他很注意鍛鍊，保持著運動員般的身材。他還總喜歡撫摸自己的小鬍子。他也曾因軍校遭轟炸而怒火中燒，因此很理解士官生們對發生這種事情感到惱火。但軍隊是講紀律的，也要有等級觀念。校長提醒卡拉斯基亞士官生專心聽他說話，不要亂眨眼，在軍隊裡就得服從命令，不能遲疑，更不能打小算盤。如果不這樣，軍隊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項任務，更不可能保衛國家，也就是說，保衛祖國。
訓話持續了很久。最後，上校的語氣和緩了一些，他說能理解士官生們的痛苦和憤怒，這是人之常情。但在軍隊裡，命令就是命令，不管喜歡與否，下面的人都要服從。現在上面給出的命令十分明確：全體士官生都要到奧羅拉機場列隊歡迎軍隊長官卡斯蒂略·阿馬斯和在聖薩爾瓦多簽署了和平協議的自由軍。
「我也不喜歡這樣，」門多薩上校突然坦陳道，把聲音壓得很低，像同謀那樣看了士官生一眼，「但我還是會去，而且會站在軍校隊伍的最前方。我必須完成接收到的命令。如果您現在對違抗軍令、組織示威遊行的事感到後悔了，那您也必須去，也要站到隊伍裡去，還得穿上制服，把槍擦好油，擦得亮亮的。」
最後，克里斯平請求原諒。他承認門多薩上校說得在理，必須負責任地行動，還說自己當天下午會在全體同學面前作自我批評。
士官生們和軍隊及警方的隊伍一樣，趕去奧羅拉機場迎接卡斯蒂略·阿馬斯及其同僚。歡迎儀式十分盛大——他們不僅慶祝政府軍和自由軍達成了協議，也慶祝戰爭終結，這意味著不安全感、不確定性及恐懼情緒都是過去時了——沒人能想到這場儀式差點兒被軍校士官生和自由軍士兵之間的衝突毀掉，當時自由軍也來到了機場，準備迎接他們的領袖。大家都全神貫注地等待著，幾乎沒人注意到那起衝突，如今已完全倒向卡斯蒂略·阿馬斯的報紙和電臺也不曾對此有過任何報道，人們後來只是通過個別目擊者的證詞才瞭解到當日爆發了衝突。
來到現場的是最早抵達首都的一支自由軍隊伍，那支隊伍剛好被安排在軍校士官生隊伍旁邊。隊伍裡，士兵的軍服又破又髒，穿戴也不整齊，很是自由散漫；武器也五花八門，有人拿步槍，有人拿獵槍，還有人拿手槍，此外有人舉著小旗，有人戴著眼罩，還有人戴著劣質帽子。他們取笑穿著乾淨、妥帖制服計程車官生。士官生們列隊整齊，一言不發，聽著他們的諷刺和嘲笑，這些嘲笑他們的人除了真正的瓜地馬拉人，還有其他中美洲國家的人，只因他們是戰勝方，才獲得了這樣的特權。事態愈演愈烈，這些人除了嘲笑，也開始侮辱瓜地馬拉軍隊未來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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