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問題

為《sen》所寫創作談。

後來有朋友與我談論《sen》這篇小說,我本人談不出什麼東西,可說是欲辨已忘言。寫作的中途,因為激動,也試圖給一位朋友講述這個故事,「有個英國人叫英千里,然後他……」講得很不順利,過去我是很能講小說的,有時候通過講,還可以修改自己的小說,這次不行,講得毫無章法,中段已難以為繼,終於沒有講完。我有點沮喪,但是我沒再試圖向誰講這個故事,我慢慢把它寫完了,然後休息幾天,又修改了幾稿,就放在那裡了。之前我也是挺願意寫創作談的,不覺得吃力,這次也感到頗為難辦,我想作為一個作家,我與自己的關係已產生變化,這些變化的發生我沒有知覺,是悄然發生的。我的頗為自負的性格一直是我的負擔,如果想要使自己的自負不經常受傷,就需要小心地運用理性,而這種理性其實是沒啥意思的事情,關於這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講了很多。現代社會的節奏極快,無論是一個普通人還是一個作家都需要不停地做判斷,做選擇,以至於人生很多時候像一個智力遊戲,二加二等於四不等於幸福啊,但是如果不依循二加二等於四的原則去思考,可能連最基本的生存也維持不了。這已經是一個屬於聰明鬼和能幹的惡棍的世界,這是我這段時間痛苦的發現。

作為一個作家,很難不被影響和規訓,作為讀者也同樣如此,大家浮游在理性的營養液上,浮游在大眾傳媒和不見面孔的他人的視域裡,格非引用的特里林解釋薩特的話是最近最震動我的話:「所有的他人,那些在感受力和文化程度方面參差不齊的整個公眾,構成了認可虛假、精於虛假的地域,他們使現代世界的芸芸眾生化為烏有。他們就我們的處境責備我們,我們成了互相從屬的成員。」

實話說我還是傾向於使用理性,大量的。世界不能只從屬於慾望和意志,人世間有許多問題不能含混過去,需要通過思考訂正,關鍵的是運用理性的出發點和方法,理性可以是計算器也可以是手術刀,這兩者是很不一樣的。在納博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我可能會閱讀納博科夫更多些,可能跟我是個處女座,並且高中時沒有放棄學習理科有關係。另一個層面,作為作家,我想一生都要和某種聲勢浩大的喊聲搏鬥,雖然力量懸殊,並且對方也不停地向你滲透,但是確實不能輕易放棄自己渺小的性格和思維。這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兩個問題,因為關於小說無法說出什麼東西,只好就講些這個了。

2019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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