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顫抖著醒來，獨自一人在我的房間裡。因為出汗，我身上潮膩膩冷冰冰；身子底下的被單和床墊都溼透了。床單是灰色的，扭結得像一根繩子。我氣喘吁吁，好像奔跑過一樣。

這是我不能夠活動的最長的一段時間。我只是仰面朝天地躺著，四肢伸開，向上看著天花板，聽著住在這棟房子其他房間裡人們起床的聲音、響個不停的鬧鐘、水濺潑的聲音、門開啟又關上的聲音、樓梯上的腳步聲。我能夠說出人們離開去上班的時間：樓下大廳門口開啟時的嘎嘎聲和拖著腳步的走路聲，而當它關上時則發出一種有趣的雙重砰砰聲。先是砰的一聲，接著是更大的砰的一聲，然後是一聲輕輕的咔噠聲。當大門開啟的時候，我也能夠聽見街上的聲音，馬蹄聲、運貨馬車走過的聲音、行人發出的聲音，以及大卡車和小汽車駛過柏油馬路時發出的尖銳刺耳的聲音。

我做過夢。夜裡我做夢，早晨醒來後渾身發抖，可是我記不起我的夢，除去我在夢中奔跑。我記不起那個夢——或者那些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很久以前就開始了。也許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完全沒有做夢。然後它們回來了，每天晚上，我試著不上床睡覺，我會驚嚇地睡著，驚嚇地醒來，並且接下來度過被噩夢纏繞的又一天。如今我從芝加哥回來，一事無成，依靠朋友過日子，住在下城一間骯髒的提供傢俱的房間裡。我在芝加哥參與演出的劇目搞砸了。老實說，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角色——甚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劇目。我扮演一個有知識的湯姆大叔，一個年輕的大學生，為了他的種族而學習。我猜想，劇作家希望證明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過正如我說的，劇目失敗了，所以我在這裡，回到了紐約，並且恨它。我知道我應該去找另外一個工作，逐一尋訪，躑躅街頭。可是我沒有。我無法正視它。這是夏天。我似乎已筋疲力盡。每一天我都更加痛恨自己。表演是一個艱難的生計，即使你是一個白人。我個兒不高，我不好看，我不能唱歌或跳舞，而且我不是白人；因此即使在表演的鼎盛時期，我也不是非常受歡迎的。

我住的房間有厚重的天花板，完全的正方形，牆上有剝落的幹掉的血跡的顏色。朱爾斯·韋斯曼，一個猶太小子，為我搞到了這個房間。他說，這就是個在裡面睡覺的房間，或許是個在裡面死亡的房間，只有上帝知道，它不是打算讓你在裡面生活的。大概是這個房間如此地令人沮喪，所以它有一組稀奇古怪的燈光裝置：一個在天花板上，一個在左邊的牆上，兩個在右邊的牆上，以及一盞放在我床邊桌子上的檯燈。我的床放在窗前，從窗子裡吹進來的沒有別的，永遠是灰塵。這是一個帶傢俱的房間，他們塞進來的東西足夠配置好三個這樣大小的房間。兩張安樂椅、一張辦公桌、床、餐桌、一張直靠背椅、一個書櫥、一個硬紙板的衣櫥；還有我的書和手提箱，都沒有開啟；我的髒衣服扔在一個角落裡。這是那種使你感到挫敗的房間。它還有個壁爐，笨重的大理石壁爐臺，一面巨大的灰白色的鏡子在壁爐臺的上方。鏡子裡很難清楚地照出任何東西——這樣大概倒也不錯——同時要想在壁爐裡生個火，也許會耗去你畢生的時間。

「嗨，你不必在這裡待很長時間。」朱爾斯在我到達的那個晚上告訴我。在天黑以後，當每個人都上了床以後，朱爾斯偷偷——有那麼點兒——把我帶進來。

「耶穌基督，我希望不會。」

「我不久就要搬到一個大的地方，」朱爾斯說，「你可以和我一起搬進去。」他開啟所有的燈。「你覺得暫時住在這裡可以嗎？」他的聲音裡透著歉意，好像是他自己設計了這個房間。

「哦，當然。你認為我會有什麼麻煩嗎？」

「我認為不會。租金已經付了。她不可能把你趕出去。」

對此我沒有說什麼。

「有點兒像是從事地下工作，」朱爾斯說，「你知道。」

「明白。」我說。

我在那裡住了三天，算計好時間，等其他人都走了以後才離開，夜裡回來很晚，在其他人都睡著了的時候。不過我知道，這是混不下去的。有幾個房客在樓梯上見過我，一個女人意外地撞見我從洗手間出來。每天早晨，我等著女房東來敲門。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也許一切都平安無事，也許並不是那樣。但是這種等待難倒了我。

我身上的汗水漸漸變冷。樓下收音機的頻率調到了早餐交響樂。他們正在演奏貝多芬。我坐起來，點燃一支香菸。「彼得，」我說，「不要讓他們把你嚇死。你也是一個男子漢。」我聽著路德維希，看著煙霧向著骯髒的天花板升騰。在路德維希的鼓聲和號聲中，我留神聽著樓梯上的腳步聲。

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旅行上。我周遊過聖路易、舊金山、西雅圖、底特律、新奧爾良，幹過幾乎所有的工作。大約十六歲的時候，我逃離了我的老媽。她從來都不能管好我。她會說，你除了做個流浪漢，永遠什麼也不是。我們住在新澤西，一個小市鎮黑人區的一棟破舊的小木屋裡，那種全美國到處都有的有色人種住的房屋。我痛恨我的母親住在那裡。我痛恨我左鄰右舍的所有人。他們既去教堂，他們又喝醉酒。他們對白人很友好。房東上門的時候，他們付他房租，同時還要忍受他的胡言亂語。

七歲的時候，我生平第一次被叫做黑鬼。叫我的是一個白人小女孩，有著一頭長長的黑色捲髮。我過去經常離開我家房子的前面，獨自一人穿過市鎮去閒逛。小女孩獨自在玩球，我經過她身邊的時候，球從她的手中滾落到路邊的排水溝裡。

我把球扔回去給她。

「我們來玩接球吧。」我說。

然而她抓住球，對我做了個鬼臉。

「我母親不讓我和黑鬼玩。」她告訴我。

我不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可是我渾身發熱。我衝著她吐舌頭。

「我不在乎。拿著你的破球吧。」我開始向街裡面走去。

她在我身後尖聲叫喚：「黑鬼，黑鬼，黑鬼！」

我尖聲叫回去：「你媽才是黑鬼！」

我問母親黑鬼是什麼。

「誰那麼叫你？」

「我聽見有人這麼說。」

「誰？」

「就是有人。」

「去洗洗你的臉，」她說，「你像罪孽一樣骯髒。你的晚飯在餐桌上。」

我走進浴室，潑些水在臉上，在毛巾上擦乾臉和手。

「你那就叫乾淨？」母親大聲嚷嚷。「到這裡來，兒子！」

她把我拖回浴室，開始用肥皂擦我的臉和脖子。

「你一直像這樣髒兮兮地到處跑，每個人都會叫你小黑鬼，你聽見了嗎？」她沖洗了我的臉，仔細地檢查了我的手，幫我擦乾。「現在，去吃你的晚飯。」

我什麼都沒說。我走進廚房，在餐桌邊坐下。我記得我想要哭。母親在我的對面坐下。

「媽媽。」我說。她看著我。我開始哭泣。

她來到餐桌我坐的這一邊，摟住我。

「寶貝，不要苦惱。下次有人叫你黑鬼，你就告訴他們，你寧可擁有你的膚色，也不要像那些白人一樣卑鄙下流。」

我大了一點以後，我和我的朋友們，我們組成了幫派。我們和白人男孩以及他們的朋友相遇，在柵欄的對面互相扔石頭和罐子。

我流著血回家。母親就用手打我，責罵我，並且大聲叫喊。

「兒子，你想要被打死嗎？你想要到頭來像你的父親一樣嗎？」

我的父親是個流浪漢，我從沒見過他。我是以他的名字取名的：彼得。

我總是麻煩不斷：給檢查逃學的檢查員、福利部門的工作者，以及市鎮上其他所有人找麻煩。

「除了做個流浪漢，你永遠什麼也不是。」母親說。

不久，我認識的那些小孩子長大了，完成了學業，找到了工作，結了婚，安頓下來。他們打算過安定的生活，把更多的黑人小孩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為同樣破舊的木板房交付同樣的租金，就這樣一代代繼續下去，繼續下去——

十六歲的時候，我離家出走了。我留下一張字條，告訴媽媽不要擔心，有一天我會回來，我會一切安好。可是我二十二歲的時候，她去世了。我回來將母親埋葬在土裡。一切都和從前一樣。我們的房屋沒有刷油漆，走廊的地板下陷，什麼人的雨衣塞在破裂了的窗戶裡。另外一家人正在搬進來。

他們的傢俱沿牆堆放著，他們的孩子在房子裡跑來跑去，大聲笑著，有人在廚房裡煎豬排。最大的男孩在用釘子釘掛一面鏡子。

去年，艾達開著她的大轎車載著我，我們經過上州的幾個城市。我們經過一些破敗的房屋，在我們的左邊。掛在繩子上的衣服在風中飄揚。

「有人住在那裡嗎？」艾達問。

「只有黑人。」我說。

艾達超越了前面的車，生氣地猛按喇叭。「彼得，你知道你變得多疑了嗎？」

「好啦。好啦。我知道很多白人也在捱餓。」

「你說得完全對，他們是的。我自己就瞭解一點捱餓的滋味。」

艾達出生於一種叫做棚戶區愛爾蘭人的家庭。她在波士頓長大。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結婚很早，並且是為了金錢而結婚——所以現在我供養得起有吸引力的年輕男子，她咯咯地笑著說。她的丈夫是一個芭蕾舞演員，永遠在到處巡迴演出。艾達懷疑他與男孩子約會。我毫不在乎，她說，只要他不打擾我。我們去年相遇的時候，她三十歲，而我二十五歲。我們經常大吵大鬧，不過我們還是黏在一起。不管什麼時候到城裡來，我都會打電話給她；不管什麼時候滯留在城外，我也會讓她知道。我們從來沒有讓這種關係變得太認真。她走她的路，我過我的橋。

在所有這些到處跑的日子裡，我學到了幾件事情。就像職業拳擊手學會捱打、舞蹈演員學會跌跤，我學會怎樣應付過去。比如，我學會永遠不要在警察面前好勝鬥勇。不管誰對，我肯定是錯的那一方。在其他人那裡，只是十足老套的美國式的獨立自主，在我這裡就成為不可容忍的傲慢。在最初的幾次碰壁以後，我認識到我必須玩弄小聰明，扮演好別人期望我扮演的角色。我只有一顆頭，它太容易被打破了。當我面對警察時，我假裝成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我的下巴掉下來，眼睛睜大。我不給他任何聰明的答案，沒有任何關於我的權利的胡言亂語。我琢磨出什麼答案是他想要的，我就把它們給他。我永遠讓他認為他就是國王。假如超出了例行公事，假如我在鄰近地區被當作搶劫或謀殺的嫌疑犯而被逮住，我儘可能讓自己看上去卑微謙恭，閉上我的嘴巴禱告。我會挨幾頓打，但是避免進監獄，遠離那些被鐵鏈鎖在一起服勞役的囚犯。艾達曾經指出過，那也是由於運氣。「如果你運氣差一點，也許反而對你更好一些。比那些被鐵鏈鎖在一起服勞役的囚犯更糟糕的事情都發生過。有些就發生在你身上。」

她似乎話裡有話。「你在說些什麼呢？」我問。

「不要生氣。我說的是也許。」

「你的意思是，你認為我是個膽小鬼嗎？」

「彼得，我沒有那麼說。」

「可是你是那個意思，不是嗎？」

「不是。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什麼意思也沒有。我們不要再吵架了。」

在有些時間和場合之下，黑人可以用他的膚色作擋箭牌。他可以利用隱藏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罪惡感，來得到他想要的那種情形；或是他想要的一些東西。他可以像禁果一樣來利用他討厭的價值，他的價值；他可以像一把刀一樣利用它，他可以扭曲它，來達到他的報復。在我意識到我瞭解它們之前很久，我就知道這些事情了，並且起初我利用它們時，不知道我在幹什麼。所以當我開始注意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感到被出賣了。我感到作為一個人，被打敗了。我感到沒有正大光明的地方讓我立足。

這是我遇見艾達的前一年。我曾經在一些專業劇團和小劇院表演；有些時候是很不錯的角色。人們對我很好。他們告訴我，說我有天分。他們很悲哀地說到它，彷彿他們正在想，多麼可惜，他不會有什麼前途。而重點是我怨恨讚揚，我怨恨憐憫，我感到疑惑，當人們握著我的手的時候在想什麼。在紐約，我認識了一些非常好的人；脾氣隨和、喝酒上癮、流離失所的無業遊民；他們喜歡我；而我不知道我是否信任他們；我是否能夠再信任任何人。不是指在全世界都能看見的表面，而是在每一個人生活的下面。

不久我就必須起床。我注意聽著路德維希。就像一個行進了數英里的巨人的腳步聲，讓這個小小的房間震動。在夏季的夜晚，朱爾斯、艾達和我會去體育館（這個夏季我們或許也會去），坐在柱子下冰涼的石頭臺階上。那裡的天空在我看來好像很遠；我不是我自己，我很高並且被高高舉起。我們三個人從不交談。我們坐著，看著藍色的煙霧在空中繚繞，看著香菸橘黃色的菸頭。那些賣爆米花、汽水和冰淇淋的男孩子們偶爾爬上陡峭的階梯，嘰嘰喳喳地說著話；艾達稍稍地動了一下，摸摸她藍黑色的頭髮；朱爾斯臉上露出不悅之色。我坐著，膝蓋拱起，注視著下面燈光照亮的半月形，穿著黑色外套的緊張的指揮，在他指揮下的那些辨不出面目的人，以海洋般的韻律一起移動。音樂中間出現幾次短暫的停歇，讓位給時斷時續、奔放歡快、彷彿神在召喚似的鋼琴聲。所有的樂器全部停止，除了聲音不斷爬升的獨唱演員；他唱到一個最高音，然後所有的音樂加入他，首先是小提琴，接著是銅管樂器；再接著是低沉憂鬱的低音提琴、長笛、激烈的咚咚鼓聲；敲啊敲，所有的聲音一起上升，一陣猛烈的撞擊後戛然而止，好像天剛破曉。我第一次聽到《彌賽亞》時，獨自一人，我的血液像火焰和酒一般沸騰；我大聲哭泣，如同嬰兒哭著要求母親的乳汁；或者罪人奔跑著去見基督。

此時在音樂聲中，我聽到了樓梯上的腳步聲。我熄滅香菸。我的心跳得如此劇烈，我想它會把我的胸膛撕裂。有人敲門。

我心想：不要應答。也許她會走開。

可是又是一陣敲門聲，這一次敲得更響了。

等一下，我說。我坐在床邊，穿上睡袍。我像傻瓜一樣渾身發抖。看在上帝的分上，彼得，你以前就想過會有這一天的。還會有什麼更糟糕的事情可能發生呢？你沒有一間房。這個世界上到處是房間。

我把門開啟，房東太太站在那裡，臉上紅一塊白一塊，氣急敗壞。

「你是誰？我沒有把這個房間租給你。」

我的嘴巴發乾。我想要說些什麼。

「我不能讓有色人種住在這裡，」她說，「我所有的房客都在抱怨。女人們害怕夜晚回家。」

「她們沒有必要害怕我。」我說。我沒法讓我的聲音變得響亮；尖銳刺耳的聲音悶在我的喉嚨裡；我開始生氣。我想要殺了她。「我的朋友為我租了這個房間。」我說。

「哦，對不起，他沒有權利那樣做，我毫無與你作對的意思，不過你必須搬出去。」

她的眼鏡閃閃發光，在樓梯平臺的光線下變成了不透明的。她害怕得要死。她害怕我，可是更害怕失去她的房客們。她的臉由於憤怒和恐懼而變得紅一塊白一塊，她的呼吸急促，一些唾沫星子聚集在嘴角邊；她撥出的氣息很難聞，好像七月天腐爛的漢堡牛肉餅。

「你不能將我趕出去，」我說，「這個房間是用我的名字租下的。」我開始關門，似乎這件事已經結束：「我住在這裡，瞧，這是我的房間，你不能將我趕出去。」

「你滾出我的房子！」她尖聲大叫。「我有權知道誰住在我的房子裡！這是白人居住的街坊，我不出租給有色人種。你為什麼不去上城，到你們應該居住的地方？」

「我無法忍受黑鬼們。」我告訴她。我開始重新把門關上，然而她移動了一下，把她的腳放在門中間。我想要殺了她，我注視著她那張愚蠢的、有皺紋的受驚嚇的白臉，想要拿起一根棍棒、一把斧子，使盡我全身的力量，照準她的腦袋中央，她鐵灰色的頭髮分開的地方，劈下去。

「把你的腳從門邊拿開，」我說，「我要穿衣服。」

不過我知道她已經贏了，我已經準備離開。我們互相瞪著眼。沒有一方移動。她散發出恐懼，暴怒，以及其他的什麼東西。你這個蛆蟲咬蛀的婊子，我心想。我邪惡地說：「你想要進來看我穿衣服嗎？」她的臉上沒有變化，沒有把她的腳拿開。我的皮膚刺痛，很多細小而炙熱的針在戳我的肉。我意識到睡袍下我的身體；它就好像多年前我幹過某件錯事，某件醜惡的事，沒有人會忘記它，因為它，我會被殺死。

「如果你不搬出去，」她說，「我就叫警察來把你趕出去。」

我抓住門，以避免碰到她。「好吧。好吧。你可以收回這該死的房間。現在出去，讓我穿上衣服。」

她轉身走開。我猛地關上門。我聽見她走下樓梯。我把東西扔進手提箱。我試圖儘可能地多拖延一些時間，可是刮臉的時候割破了自己，因為害怕她會帶著警察回到樓上來。

我走進去的時候，朱爾斯正在煮咖啡。

「早上好，早上好！你出了什麼事？」

「小客棧裡沒有房間啦，」我說。「給人類的聲名狼藉的兒子倒一杯咖啡。」我坐下，將手提箱扔在地板上。

朱爾斯看著我。「噢。好啊。咖啡馬上就來。」

他找出咖啡杯。我點燃一支香菸，坐在那裡。我想不出要說什麼。我知道朱爾斯感到很難過，我想要告訴他，那不是他的錯。

他把咖啡推到我面前，還有糖和奶。

「振作起來，寶貝。世界很寬廣，人生——人生，是很漫長的。」

「住嘴。我不想聽你的任何拙劣的哲學。」

「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要談論善、真，和美。」

「好吧。但是不要坐在那裡維持你的飯桌禮儀。放聲大哭，假如你想的話。」

「放聲大哭也不會有什麼好處。而且，我現在是個大男孩了。」

我攪拌咖啡。「你和她爭吵了嗎？」朱爾斯問。

我搖搖頭。「沒有。」

「該死的，為什麼不爭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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