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不認為寫作是一種特權。年輕的時候，她如同一顆油麻菜籽，落到哪裡便為存活竭盡全力，生根開花。活著是首要要務，沒有餘裕用於寫作。
退休之後，爸媽來南京幫我帶過好幾年小孩。媽媽帶小孩特別盡心、仔細，爸爸則包攬了買菜事宜。對媽媽來說，帶小孩，做飯，整理房間，依然是生活中處於優先順序別的事務，雖然那時她已開始寫作，但從未生出別人要為此讓路的奢念。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蕭紅的感慨用於媽媽身上也是合適的。
我在《秋園》代後記中寫道：「當之驊——我的媽媽——在晚年拿起筆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贖方才開始。」不止一次我被問道：「這救贖是指什麼呢？」
我想，如果母親人生大部分時光是「活著」，晚年的寫作則意味著自救。這是迴歸人的主體意識之旅，對生命有所覺知而不再是渾渾噩噩。當你誠實地記錄和認識自我的生命，那往往意味著更多：你還記錄了時代。那麼這就是一個人對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做出的貢獻了。
念大學的時候，每次從家返回學校都是一個小小的關卡。縣城每天只有一班車到省城，早上六點發車。每到要走的那天晚上，在深沉的睡意中，會感到外面房間輕輕來回的腳步。父母會在凌晨三點起來給我做飯。
暗淡的泛藍的日光燈，父母在廚房與客廳進出的腳步聲，他們在為我做飯，在凌晨三點鐘。桌上一大瓦缽熱騰騰的香菇燉雞，電飯煲裡焐著米飯，盤中青碧碧的酸豇豆，小碟裡盛著紅豔豔的辣椒醬，我迷迷瞪瞪，睜著瞌睡的眼，面對這桌凌晨的盛宴。
出去乘車的時候，冬天的凌晨還沒有一點點放亮的意思，在街上昏黃路燈的照耀下默默地走著，內心像一根繃緊的弓弦。在汽車啟動的剎那，媽媽硬把一小卷鈔票塞進我手心：「拿著吧，啊，拿著吧。」
眼淚會在那一刻嘩地淌下來。每個臨走前的晚上，我會從他們給我的生活費中抽出幾張，悄悄藏在枕頭下、抽屜裡。我知道他們沒有錢。我這一走，他們接下來又不知要怎樣節衣縮食。然而，他們總是會把錢找出來，在車要開動的最後一刻硬把錢塞給我。
書中的《1984年》讓我回憶起了這段生活，回憶這些對我是多麼有好處。當我成為這個社會所謂中產階級的一員，我的心似乎也在一天天失卻彈性，滑向堅硬無情的方向。我要時時警醒自己，我們曾經有過怎樣相濡以沫的歲月。我是窮人的孩子。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
《秋園》出版後，我和母親曾經有過這樣的對話：
媽媽：我為你爭光了嗎？
我：當然。
媽媽：那就好。我想為你爭光。
曾經，媽媽不過是囿於家庭囿於灶臺、把人生全部期待寄託於孩子身上的母親，而現在，她可以坦然說出：「我想為你爭光。」
八十歲這年，她終於成為一名作家。
這是一個奇蹟，無比美好。居然就發生在我母親身上，我目睹了全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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