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點了點頭。

——好好做，成交。

週五，我提前步行去上班。

廣告在《紐約時報》《每日新聞報》和《要聞郵報》上已經登出三天，要求申請人今天上午九點來康泰納仕大樓。我和泰特的「薪水賭注」很快傳開，每次我經過大廳，幾個小夥子便有節奏地吹起口哨。在這種情況下，你很難責怪他們。

此時，第五大道上的樓房仍像是一夜之間從地上冒出來的——又像豆莖一樣消失在雲中。

一九三六年，法國偉大的建築師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一本小書，名為《當大教堂是白色的時候》，詳細介紹他第一次紐約之行。他描述了第一次見到紐約時的激動之情，他像沃爾特·惠特曼一樣，不僅歌唱人性和社會發展的速度，而且也歌唱摩天大樓、電梯和空調，歌唱鋥亮的鋼鐵和反光玻璃。他寫道，紐約有這樣的勇氣和熱情，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被送回建築工地，重新打造出更偉大之物……

讀了那本書，你再沿著第五大道行走，抬頭仰望那些高樓大廈，你覺得任何一幢大樓都可能把你引向那隻下金蛋的母雞。

不過那年夏天早些時候，另一位來到紐約的人感受卻有所不同。他是一位名叫約翰·威廉·沃德的年輕人。早上大約十一點半，他爬到哥譚鎮酒店十七樓的窗臺上，立刻被人看到，樓下聚集了一大堆人，男人停下腳步，手指鉤著搭在肩上的大衣，女人用帽子扇風，記者忙著記下大家說的話，警察清理人行道，覺得隨時……

但沃德只是站在窗臺上，考驗記者、警察和群眾的耐心，人們開始懷疑他，說他既沒有勇氣活下去，也沒有勇氣結束痛苦。至少，在他於晚上十點三十八分跳下去之前，他們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想紐約市的地平線也給了他一些跳樓的勇氣。

康泰納仕大樓的大廳還是空蕩蕩的，不過人很快就會多起來。我穿過大廳，走向電梯，這時，保安託尼向我揮揮手。

——你好，託尼，什麼事？

他的頭朝大廳一邊擺了擺，在鍍鉻的皮革長凳上坐著兩個衣衫襤褸的男人，手裡拿著帽子，他們鬍子拉碴，垂頭喪氣，看起來像是被上帝遺忘了，來到鮑威利佈道所聽佈道只是為了混一碗湯喝。看他們的樣子，估計就連那種用玻璃紙包好、在廉價雜貨店出售的小道訊息，他們也一無所知。我思忖著，要怎樣低三下四地求馬卡姆小姐，她才會答應讓我回去上班呢？

——我們一開門，他們就在外面等著了，託尼說著，又偷偷補上一句：左邊那個有點兒氣味。

——謝謝，託尼。我要帶他們上樓。

——好的，康騰小姐。沒問題，對其他人您看該怎麼辦呢？

——其他人？

託尼繞過桌邊，開啟樓梯口的門，門口擠滿了男人，體型不一，神色迥異，有些和長凳上的那兩個差不多，看著像是坐在開進曼哈頓的貨車後廂裡來的。還有一些像是退休的英國男僕，有愛爾蘭人、義大利人和黑人，他們看上去有的狡猾，有的精明，有的粗野，有的善於逢迎。他們兩兩一組繞著樓梯坐在臺階上，一直延伸到二樓轉角處，視野的盡頭。

一看到我，坐在第一級臺階上一位穿著得體的高個子男人就站起來，立正行禮，好像我是進入營房的司令官。沒過一會兒，坐在臺階上的所有人都站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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