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開始撰寫這些短文之前，我收到了一位羅馬朋友發來的電子郵件。他是位作家，叫多梅尼科·斯塔爾諾內。談到我想要掌握義大利語的渴望時，他寫道：「一種新語言幾乎就是一種新生活，語法和句法都會重塑你，讓你陷入另一種邏輯和另一種情感。」這番話讓人安心不少，似乎是在回應我搬到羅馬、開始用義大利語寫作之後的想法，包含了我所有的渴望和迷惑。讀完他發來的資訊，我更理解這種用新語言進行表達的願望了：為了以作者的身份經歷一次變形。

大約在收到這封郵件的同時，我在一次訪談期間被問及最喜歡的書是什麼。當時我在倫敦，臺上還有五位作家。我通常很煩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並沒有哪本書是決定性的，因此我從來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這一次，我毫不猶豫地說是奧維德的《變形記》。這是一部傑出的作品，一部涉及一切、反映一切的史詩。第一次讀到這本書的拉丁文版本是在二十五年前，我還是美國的一個大學生。那是一次難忘的相遇，或許是迄今最心滿意足的閱讀體驗。為了理解它，我不得不努力地把每個詞都翻譯過來。我不得不沉浸於一門陌生、古老又複雜的語言。儘管如此，奧維德的作品仍然征服了我，我完全被迷住了。我發現了一部至高之作，用一種鮮活、迷人的語言寫成。就像之前所說的，我相信用一種外語來閱讀是最親密的閱讀方式。

我還清楚地記得女神達芙妮變成月桂樹的那一刻。她正從阿波羅這位陷入愛情、對她苦苦追求的神身邊逃開。她想保持獨身和貞潔，像處女神狄安娜一樣獻身於山林與狩獵。達芙妮精疲力竭，無法逃脫，只得懇求她的父親河神珀紐斯幫忙。奧維德寫道：「她的心願還沒說完，忽然她感覺兩腿麻木而沉重，柔軟的胸部箍上了一層薄薄的樹皮。她的頭髮變成了樹葉，雙臂變成了枝幹。她的腳不久以前還在飛跑，如今變成了不動彈的樹根，牢牢釘在地裡，她的頭變成了茂密的樹梢。」當阿波羅把手放在樹幹上時，「感覺到她的心還在新生的樹皮下跳動」。

變形的過程雖然暴力，卻是一種重生，它既是一場死亡，又是一次誕生。女神達芙妮和月桂樹的邊界並不清晰，這個場景的美妙之處在於它描繪了兩種元素和兩種生物的融合。可以看到二者緊鄰，詞彙既在描寫達芙妮又在描寫月桂樹（在拉丁文的文本中有：frondem/crines，ramos/bracchia，cortice/pectus）。這些詞的毗連和文字並置都強化了矛盾、糾纏的狀態。它營造出一種雙重印象，使我們困惑不已。這是一種神話式的，或者說原始的表達，闡述了同時作為兩種事物而存在的意義，成為某種未被定義之物或是模稜兩可之物的意義，以及擁有雙重身份的意義。

達芙妮變形之前正在逃命。接著她停了下來，無法再移動。阿波羅可以觸碰她，但無法佔有。變形儘管殘酷，卻是她的救贖。從一方面來看，達芙妮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作為一棵樹，她可以永遠留在森林，那是屬於她的世界，她在那裡擁有另一種形式的自由。

我說過，用義大利語寫作是一次逃離。在解讀語言變形記時，我意識到自己在逃離什麼；它是一次解放。用義大利寫作差不多有兩年了，感覺已經完成了變形，幾乎重獲新生。但這種變化、這個新的開始，是有代價的。像達芙妮一樣，我發現自己被限制住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樣行動自如，不能以在英語中習慣的方式行動。一門新的語言像某種樹皮把我包裹在內。我留在裡面：得以更新，卻又被困住，感到釋然卻不自在。

為什麼要逃離？是什麼在追趕？是誰想要加以約束？

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英語。但與其說是英語本身，倒不如說是這門語言的種種象徵意義。幾乎在我全部的人生中，它都代表著一場讓人精疲力竭的鬥爭、一場扭曲的衝突、一種持續不斷的挫敗感，而這恰恰是絕大部分焦慮感的源頭。它代表一種必須掌握、必須理解的文化。我還曾害怕它意味著我和父母的分離。英語標誌著過去沉重、累贅的一面，令人厭倦。

然而我也愛著它。我成了一個英語作家，接著，出乎意料地有了點名氣，還得了一個獎。但我確信這是不應得的，它更像是個誤會。儘管那是一項榮譽，但我還是充滿懷疑。我還沒來得及把自己和這種認可聯絡起來，它就已經改變了我的生活。從那時起，我就被當作一位成功的寫作者，不再是默默無聞、幾近無名的學徒。我的寫作源自一個可以把自己隱藏起來、不被發現的地方。可是第一本書出版之後僅僅一年，這種匿名性就消失了。

用義大利語寫作是在逃離與英語相關的失敗感，或許也是在逃離成功。義大利語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文學路徑。身為作者，我可以消解、重構自我。我可以把詞語組合在一起，構造出一個句子，卻不必被認作行家裡手。用義大利語寫作將不得不面對挫敗，但這與我過去所知的挫敗有所不同。我既不必為此苦惱，也不會覺得悲傷。

當我提及近期正在用一門新語言寫作時，大多數反應都很消極。在美國，一些人建議我別這麼做。他們說不想通過翻譯來閱讀我的作品，不希望我做出改變。在義大利，儘管有很多人鼓勵我邁出這一步，也有很多人表示支援，但我還是經常被問起，為什麼想用一種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力不如英語的語言寫作。有人說放棄英語的後果會是災難性的，這場逃離可能會把我帶進陷阱。他們不理解為什麼要冒這樣的風險。

這些反應並不讓人意外。轉變，尤其是刻意尋求的轉變，常被認為是一種背叛、一種威脅。我自己的母親就從不改變。她在美國竭盡全力維持原有的衣著、舉止、飲食、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就好像從沒離開過加爾各答一樣。她拒絕改變外表、習慣和態度，把這種拒絕當作策略來抵抗美國文化，與之戰鬥，維護她的身份。變成美國人，哪怕是變得像美國人，都意味著徹底的失敗。我母親返回加爾各答的時候非常自豪，因為儘管她離開印度已經將近五十年，卻還像一個從沒離開過的女人。

我正好與之相反。拒絕轉變是母親的反抗，而我的願望是改變自己。「有一個女人……總想成為另一個人。」我寫的第一篇義大利語小說《交換》以這句開頭不是偶然。我始終想要擺脫自身源頭的虛空。正是這種虛空讓我痛苦，讓我想要逃離。這就是我始終無法悅納自己的原因。改變似乎是唯一的解決方式。通過寫作，我找到了一種藏身於角色、逃避自我、始終置身於變化之中的方式。

變形機制可以說是世間唯一從不改變的元素。每個個體、每個國家、每個歷史階段，乃至整個宇宙及其包含的一切，其旅程不過是一系列變化，有時是微妙的變化，有時是深刻的。如果沒有這些變化，我們會停留在原地。那些轉變的瞬間，事物發生變化的時刻，才是所有人的支柱。不論這些瞬間是救贖還是損失，我們都願意記住。它們為我們的存在提供了構架。剩下的一切幾乎都被遺忘。

我相信藝術的力量是將人喚醒的力量，它激勵人深入內心，讓人發生改變。我們閱讀小說、觀看電影、聆聽音樂，是要尋找什麼呢？我們透過藝術作品，尋找會改變我們的東西，尋找過去不曾意識到的東西。我們想要改變自己，就像奧維德的傑作曾經改變我那樣。

在動物世界，變形是可以預見、自然而然的。它只是一個生物學過程，包含數個特定階段，直至最終實現完全的發育。毛毛蟲變成蝴蝶以後就不再是毛毛蟲，而是一隻蝴蝶了。變形的效果是徹底的、永久性的。生物失去舊有的形態，獲得了新的形態，幾乎難以辨認。它具備了新的物理特徵、新的美感和新的能力。

徹底變形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我可以用義大利語寫作，但無法變成一個義大利作家。儘管我正用義大利語寫下這個句子，但慣用英語寫作的那部分始終存在。我想到了費爾南多·佩索阿，他創造出了自己的四個版本：四個互相分離、區別顯著的作家，正因為此他才能夠超越自我的界限。也許我藉助義大利語所做的事和他的策略很相似。儘管不可能變成另一個作家，但也許可以同時成為兩個人。

奇怪的是，用義大利語寫作更容易露怯，我卻感到更安全了。新的語言確實在保護我，但與達芙妮不同的是，這個保護層是可以穿透的，幾乎就像沒有皮膚一樣。儘管沒有厚厚的樹皮，但在義大利語裡，我是一個更堅硬、更自由的寫作者，再次生根之後，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生長。

domenicostarnone（1943—），義大利作家、編劇和記者，斯特雷加獎獲得者，主要作品有《鞋帶》《詭計》等。

奧林匹斯主神中發誓保持處女身的三位女神。

此處譯文引用自楊周翰譯《變形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意為：「樹葉/頭髮，樹枝/手臂，樹皮/胸，乳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