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這是人們向小說家問得最多的問題之一。針對不同的提問人，總會有一個讓他滿意的回答。甚至，儘量去回答這一類的問題還有相當的好處，因為在多種多樣的答案中，不但可以得到人們常說的那種變幻帶來的愉悅感，找到真相的可能也許也就在其中。因為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最喜歡對自己提這個問題的正是作家本人。而我們自己每次得到的答案也各不相同。
當然，我這裡指的是那些相信文學是一門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藝術手段的作家。其餘的作家，那些把它看作是增加銀行存款數字的手段的人，他們自己另有一套寫作公式，而此類公式不但有效，而且能像數學上的方程式那樣被精確解讀。出版商對這一點最熟悉不過了。不久前有一位出版商得意揚揚地告訴我，他的出版社是如何輕而易舉地拿到了國家文學大獎。首先要做的是對評獎委員會的成員做一番調查研究，他們的個人經歷如何，有沒有什麼著作出版，他們的文學品味又是什麼樣的。那位出版商認為，把所有這些元素加到一起，最後你就得到整個評審委員會品味的平均數了。「計算機就是為了這些才存在的嘛。」他說。一旦確定了哪一類的書獲獎的可能性更大，他們接下來的操作和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的做法正好相反：不是去尋找哪裡有這樣的一本書，而是去查一查誰可以寫這本書，好壞都不要緊，只要他有本事把它製造出來就行。剩下的事情就是和他籤個合同，讓他坐下來按照定好的要求把這本下一年要獲國家文學大獎的書寫出來。讓人擔憂的是，出版商早已把這種遊戲塞進了計算機的磨盤裡，計算機也早就給出了結論，獲獎的機率為百分之八十六。
所以說，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寫出一部小說——或者一個短篇小說——而在於要嚴肅認真地寫，哪怕之後一本也賣不出去，哪怕得不到任何獎，這就是那個沒有給出的答案，而如果說到今天還有誰能找到它的話，那就是此刻正私下以找到自己對這個謎團的答案為目的寫著這篇專欄文章的這個人。現在我已經回到了我在墨西哥城的書房，整整一年以前，我正是把幾個沒有完成的短篇和一個剛開了個頭的長篇扔在了這裡，此刻我彷彿完全找不到解開這個線團的線頭了。那幾個短篇已經不成問題：它們都進了垃圾桶。我在不多不少一年之後把它們重讀了一遍，從這種有益的距離看去，我敢發誓——也許事實真是如此呢——它們根本就不是我寫的東西。它們是過去一個寫作計劃的組成部分，我本來計劃要寫六十篇或者更多的短篇小說，來描寫居住在歐洲的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可它們的主要缺點是根本性的，所以還是撕了為好：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那裡面寫的鬼話。
我不會狂妄到說自己把那些東西撕得粉碎又扔得到處都是，防止別人把它們重新拼湊起來，而且做的時候手連抖都沒有抖一下。我確實是發抖了，而且發抖的不光是兩隻手，因為在我的記憶中確實有過像這樣把稿子撕掉的事情，這聽上去有點兒像個勵志故事，可於我卻頗有些壓抑。那是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個晚上，在我作為《觀察家報》特派記者被派往歐洲的前夜，詩人豪爾赫·蓋坦·杜蘭來到我在波哥大的房間，向我要篇稿子好拿去在《神話》雜誌上發表。我正好剛把自己的稿子看了一遍，已經把我認為值得儲存的收了起來，把那些沒用的都一撕了之。蓋坦·杜蘭在文學上是個貪得無厭的人，特別是當他覺得有可能發現什麼隱藏價值的時候更是如此，於是他開始在我的廢紙簍裡翻騰起來，忽然，有個東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這篇東西太值得拿去發表了。」他對我說。我向他解釋為什麼要把這篇東西扔掉：那是我從我的第一部小說《枯枝敗葉》——小說當時已經出版了——裡刪下來的一個完整章節，它最好的去處當然只能是廢紙簍。蓋坦·杜蘭表示不能同意我的說法。他覺得這篇文字在小說裡確實顯得有點兒多餘，但它獨立成篇反而具有特別的價值。我與其說是被說服，還不如說是為了讓他高興高興，同意他把撕碎的稿紙用透明膠貼上起來，作為一個短篇小說單獨發表。
「我們給它安個什麼題目好呢？」他問我，他用了「我們」這個複數人稱，能把它用得如此貼切的情形還真不多見。「不知道，」我對他說，「因為這只是一篇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我一面說，蓋坦·杜蘭幾乎同時在第一頁最上面空白的地方寫了下來：「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我最受評論界，特別是最受讀者們讚譽的短篇小說，就是這樣從廢紙簍裡被挽救出來的。不過，這一次的經歷並沒能阻止我繼續把自己認為不值得出版的稿子撕掉，反而教會我要撕得徹底一點兒，讓人永遠不能再把它們重新貼上起來。
撕掉短篇小說的後果是無法補救的，因為把它們寫出來就像是在澆灌混凝土。寫長篇小說則像砌磚。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寫一個短篇小說不能一擊中的，最好就別再堅持了。寫長篇小說來得容易些：重新開始就可以了。這正是眼下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在我寫了一半放下的那本小說裡，無論是色調、風格，還是人物性格都不盡人意。可解釋起來也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寫得連我自己都不太相信。為了找到解決辦法，我又一次讀了兩本我覺得會有幫助的書。一本是福樓拜的《情感教育》，我還是在很早以前上大學夜裡睡不著覺的時候讀過，後來再也沒有碰過，現在再讀一遍也只能讓我避開一些可疑的類似狀況而已。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另一本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三年前這本書曾使我的靈魂深受震撼，現在它仍然是一本美妙的書，可這一次它也沒能幫上忙，因為我想尋找的是關於老年人性行為的線索，而我在這本書裡看到的是日本老年人的性行為，看上去和日本的一切同樣怪異，和加勒比地區老年人的性行為風馬牛不相及。一次，我在餐桌上談了自己的困惑，我的一個兒子——更講求實用的那個——對我說：「再等上幾年吧，到時候你用親身經歷講一講就可以了。」而另一個，搞藝術的那個，說得更是直截了當：「你再去讀一讀《少年維特之煩惱》吧。」從他的聲音裡聽不出一絲一毫取笑的意思。實際上，我真的試著去做了，倒不僅因為我是一個很聽話的父親，還因為我確實覺得歌德的這本著名小說對我會有點兒用處。但結果是，這次我沒有像第一回讀這本書時那樣，在讀到他那可憐的葬禮時淚流滿面，而是讀到第八封信就再也讀不下去了，飽受折磨的年輕人在信裡告訴他的朋友吉列爾莫，他在那座孤零零的小茅屋裡開始感覺到了幸福。我就是在讀到這裡時心生疑問的，所以各位也不必感到奇怪，我不得不咬緊牙關才沒有向所有我遇見的人提出那個問題：「請告訴我，兄弟，怎麼他媽的才能寫出一本小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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