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這幾天，就會有一個幽靈把一幫偉大的作家搞得心神不寧：它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候選人之一，在一次接受報紙採訪時就曾對這由各種預測造成的兩個月的焦慮發出抗議。這是不可避免的：作為最有藝術品位的西班牙語作家，在每年一次的預測中要想把博爾赫斯排除在外，哪怕就當是發發慈悲，都是不可能的。可糟糕的是，最終的結果並不取決於候選者自身的素質，甚至也不取決於諸神的公正，而是取決於瑞典學院的院士們深不可測的意願。
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哪一次是猜準了的。一般情況下，最為吃驚的正是獲獎者本人。一九六九年，當愛爾蘭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從電話裡得知自己獲獎的訊息時，他大聲驚叫：「上帝啊，太糟糕了！」一九七一年，巴勃羅·聶魯達在訊息釋出三天前就從瑞典學院得知了這則絕密訊息，當時他正在巴黎出任智利駐法大使。第二天晚上，他在那裡邀請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晚飯，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明瞭這頓飯的由頭，直到訊息在下午的報紙上公佈。「不管什麼東西，不寫在紙上，我是從來不會相信的。」聶魯達後來這樣對我解釋說，滿臉是燦爛的微笑。又過了些日子，我們正在蒙巴納斯大道上一家吵吵鬧鬧的餐館裡吃飯，他突然想起四十八小時後授獎儀式就要在斯德哥爾摩舉行，可他的演講稿還沒寫。於是他把選單翻了個面，不顧周圍人聲鼎沸，用他一貫的自然神態和平日裡寫詩的綠墨水，當場寫就了他那篇絕妙的加冕辭。
在作家和評論家中流傳最廣的說法是，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在五月裡積雪開始融化的時候達成一致，然後在溫暖的夏日裡研讀進入最終評選名單作家的作品。到了十月份，在南方太陽的烘烤下，他們做出裁決。另外還有一種傳言，說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在一九七六年的五月已經被選定，然而在十一月的最終投票中沒有當選。那一年的文學獎最終被授予傑出而壓抑的作家索爾·貝婁，他在最後一刻被倉促選出，儘管當年其他門類的獲獎者也全部都是美國人。
真實情況是，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二日——就在投票一個月之前——博爾赫斯做了件與他精湛的文學創作毫不相干的事：他在一個莊嚴的場合拜訪了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能受到您的接見我萬分榮幸，總統先生，」在那次倒霉的演說中他這樣說道，「在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自由與秩序正在被拯救。」他完全是自顧自地繼續說道。他的結束語異常冷漠：「這一切發生在一個無政府主義的、被共產主義侵蝕破壞了的大陸上。」不難想象，接二連三說出那麼多的荒唐話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拿皮諾切特尋開心。可瑞典人不懂布宜諾斯艾利斯人的幽默感。從那時起，博爾赫斯這個名字便從各種預測中消失了。現在，在這番不公正的制裁之後，他的名字重又出現，不過對我們這樣既是他貪婪的讀者又是他政治上的對手的人來說，最希望看到的還是他最終能從一年一度的焦慮中解脫出來。
他最具威脅的兩個競爭對手是兩位英語作家。第一位在前幾年並沒有引起太大轟動，不過現在受到《新聞週刊》雜誌的特別推崇，在八月十八日這期的封面上被稱為小說大師——他們這樣說很有道理。他的全名叫維迪亞達·蘇萊普拉薩德·奈保爾，今年四十七歲，出生在離這裡不遠的特立尼達島，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加勒比地區人，被一些素以嚴苛著稱的評論家認為是當今最偉大的英語作家。另一位候選人是格雷厄姆·格林，比博爾赫斯小五歲，著作成就極豐，也和博爾赫斯一樣，這頂桂冠在其遲暮之年才姍姍來遲。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在倫敦，奈保爾好像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加勒比作家。在一次朋友聚會上我如此提醒了他，他還有點兒茫然不知所措；想了一會兒，他憂鬱的面龐上浮現出一絲笑容。「有道理。」他這樣對我說。而出生在伯克漢姆斯特德的格雷厄姆·格林，當一個記者問他是否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拉丁美洲小說家時，他一點兒都沒猶豫。「當然了，」他答道，「我為這一點感到非常高興，因為拉丁美洲有當今最優秀的一批小說家，比如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幾年前，在一起東拉西扯的時候，我對格雷厄姆·格林當面表示過，像他這樣一位作家，著作如此豐富又有極強的原創性，卻沒有被授予諾貝爾獎，我感到困惑而且不悅。
「他們永遠也不會給我這個獎的，」他對我講這句話的時候神情特別認真，「因為他們認為我不是一個嚴肅的作家。」
瑞典學院只負責頒發文學獎，它在一七八六年成立時並沒有多大奢望，只是想做得像法蘭西學院那樣就行。那時誰也想不到，隨著時間的流逝，它會擁有世上至高無上的封聖大權。它由學院自己從瑞典文學界最傑出人物中推舉出的十八位資深終身成員組成，包括兩位哲學家、兩位歷史學家、三位北歐語言專家，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可它的大男子主義症候還不止於此：在八十年的頒獎歷史上，獲獎的女士只有六名，而男士則有六十九人。今年的授獎將會是一個由奇數做出的決定，因為十五天前，就在剛剛過去的九月三日，林德羅斯·斯滕教授，最具聲望的院士之一，去世了。
這一機構如何操作、如何達成共識、決定選誰的標準究竟如何，是我們這個時代保守得最嚴實的秘密之一。它的評判不可預測，自相矛盾，甚至完全不受各種預測的干擾，而其決定是秘密進行、一致對外、不容申辯的。倘若不是如此莊重嚴肅，甚至可以想象它是在頑皮之心的鼓舞下故意和那些預測開玩笑。這實在是和死神絕無僅有的相像。
另外一個保守得很好的秘密是，在什麼地方投資一筆錢才能獲得如此豐厚的紅利。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重音應該在「nobel」的「o」而不是「e」上）在一八九五年創立這個獎項時的資金是九百二十萬美金，它的利息在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前被分到五名獲獎人手中。因此，隨著每年收益的不同，獎金總額也是個變數。一九〇一年第一次授獎時，每位獲獎者得到了三萬零一百六十瑞典克朗。到了一九七九年，這一年的利息豐厚，每位獲得了十六萬克朗（合兩百四十八萬比塞塔）。
有些愛搬弄是非的人說這筆錢是投資在南非的金礦裡，因此，諾貝爾獎是靠黑奴的鮮血滋潤的。瑞典學院從未對此做過公開的澄清，也未對這種侮辱做出過回應，其實它完全可以替自己辯護一下說這筆錢的管控者並不是自己，而是瑞典銀行。而所有的銀行，聽聽名字就可以知道，是不講什麼良心的。
第三個謎團是在瑞典學院內部哪一種政治標準佔主導地位。有好幾次，它的授獎物件讓人猜想這些院士們是自由派的理想主義者。它遭受過的最大的、也是最體面的一次挫折發生在一九三八年，當時希特勒禁止德國人接受這個獎，理由很可笑：因為它的倡導者是個猶太人。本來要得到諾貝爾化學獎的裡夏德·庫恩不得不拒絕領獎。不管是出於自信也好，謹慎也罷，在二戰期間沒有頒發任何諾貝爾獎項。然而，歐洲剛剛從巨大的破壞中痊癒，瑞典學院就做出了興許是它唯一一次可悲的骯髒交易：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溫斯頓·丘吉爾爵士，僅僅因為他是那個時代最負盛名的人，給他別的獎項又不可能，更別說諾貝爾和平獎了。
和瑞典學院相處得最艱難的應該是蘇聯。一九五八年，獲獎的是非常傑出的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他拒絕了領獎，原因是擔心被禁止返回自己的國家。蘇聯政府把此次授獎看成是一種挑釁。然而到了一九六五年，獲獎的是蘇聯作家中官方色彩最濃的米哈伊爾·肖洛霍夫，蘇聯當局卻對此報以熱烈的讚揚。與此相反，當這個獎項五年以後被授予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時候，蘇聯政府卻暴跳如雷地指責諾貝爾獎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可以確信，在巴勃羅·聶魯達獲獎時，他收到的最熱烈的祝賀就來自蘇聯，有幾封祝賀信來自相當高層的領導。「對我們來說，」一個蘇聯朋友微笑著對我說，「當諾貝爾獎被授予一個我們喜歡的作家時，它就是好的，反過來它就是不好的。」這樣的解釋一定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麼簡單。其實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著同樣的判斷標準。
瑞典學院裡唯一一位能用西班牙語流暢閱讀的是詩人亞瑟·倫德克維斯特。是他了解我們作家的著作，提出候選人併為他們進行秘密的戰鬥。儘管本人很不願意，但這還是讓他變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謎一樣的神靈，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文學作品在世界範圍的命運就取決於他。不過在現實生活中，他是一位充滿童心的老人，有著帶些拉丁式的幽默感，住的房子很簡樸，讓人很難想象他可以決定任何人的命運。
幾年前，在這座房子裡吃了一頓典型的瑞典晚餐——溫啤酒就涼肉——之後，倫德克維斯特邀請我們到他的書房喝咖啡。我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那裡有數量難以置信的西班牙語寫成的書，良莠混雜，幾乎所有的書上都有作者的題詞，其中有還活著的、已經垂垂老矣的和在等候中死去的。我向詩人提出想看幾篇題詞，他帶著一種同謀共犯似的微笑同意了。大多數題詞都寫得極為親切，有幾篇則直擊心靈，搞得我寫題詞的時候感覺好像連僅僅籤個名字都會顯得冒失。這複雜的人心啊，真是見鬼！
一九八〇年十月八日《國家報》，馬德里
原文為英語。
諾貝爾獎的其餘四個獎項為：物理獎和化學獎，由皇家科學院頒發；生理學或醫學獎，由卡羅林斯卡學院的諾貝爾委員會頒發；和平獎，由挪威議會的諾貝爾委員會頒發。（2018年西班牙語原版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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