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區包括四個街區，金屬樂震得大地戰戰兢兢，但也有接近福利機構、洋溢著家庭氛圍的角落。家庭妓院的老闆偕妻兒招待熟客時，恪守堂曼努埃爾·安東尼奧·卡雷尼奧的天主教徒道德和禮儀規範。有些願當保人，允許熟客分期付款，跟新人上床。馬蒂娜·阿爾瓦拉多在這行做得最久，偷偷地將入錯行的教士放進來，人性化地收取一點點費用。沒有欺詐性消費，沒有如意算盤，也不會染上髒病。一戰最後一批法國夫人，身體贏弱、神情憂傷地從傍晚起就坐在家門口的紅燈下，等著仍然相信她們那些撩人的避孕套的孫輩前來。有的妓院房間裡裝了冷氣，密謀者可在此碰頭，從妻子身邊逃走的市長也可在此暫避。
黑貓妓院的舞池在院子裡的葡萄架下，這家妓院被一位善於接受新事物的瓜希拉女郎買下，成為商船水手的天堂。老闆娘會唱英文歌，私下裡也販毒。在黑貓妓院大事記中，有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夜晚：十二個挪威水手全擁在唯一一個黑人妓女的房前排長隊，十六個白人妓女全坐在院子裡打瞌睡。赤裸裸的種族歧視，阿爾瓦羅·塞佩達和基克·思科佩爾實在看不下去，用拳頭教訓了那幫水手。兩個人赤手空拳，居然把十二個人打得落花流水。白人姑娘們幸福地醒來，抄起椅子，上前助陣。最後，他們語無倫次地賠禮道歉，封那個赤條條的黑人妓女為「挪威王后」。
紅燈區外也有合法妓院或地下妓院，全部都有警察撐腰。其中一家位於貧民區，院子裡有大株繁花盛開的巴旦杏樹和一爿破破爛爛的小店，店裡只有一間臥室和兩張帆布床，安排鄰家的貧血女孩陪不可救藥的醉漢睡覺，好歹能掙一個比索。阿爾瓦羅·塞佩達偶然發現了這裡。十月的一天下午，他闖進店裡躲雨。老闆娘請他喝啤酒，一下子給他兩個女孩，讓他輪流玩到雨停。阿爾瓦羅繼續請朋友們來這兒喝冰啤酒，不是來找樂子，而是來教女孩們讀書識字。他幫用功讀書的女孩爭取獎學金，送她們進公立學校，其中一個女孩在仁愛醫院做了好多年護士。他還把房子買下來，送給了老闆娘。這家十分簡陋的幼兒園在自然消失前，一直有個誘人的名字：「為餬口上床的女孩之家」。
為了陪我在巴蘭基亞度過第一個歷史性的夜晚，他們選擇了黑人艾烏菲米亞妓院。那裡庭院寬敞，水泥地面，可以在鬱鬱蔥蔥的羅望子樹間盡情跳舞。茅屋多間，每小時五比索。桌椅顏色鮮亮，石鴴鳥悠閒地漫步其中。艾烏菲米亞豐腴動人，快一百歲了，在門口親自坐鎮，挑客迎客。桌上只有一件物品——簡直不可思議——一枚教堂裡的大裝飾釘。姑娘們都是她親手挑來的，天生麗質，知書達理，自己給自己起名字。喜歡墨西哥電影的阿爾瓦羅·塞佩達叫她們「壞女人伊爾瑪」、「邪惡的女人蘇珊娜」、「午夜聖女」什麼的，很中某些姑娘的心意。
為了抹去傷痛的記憶，加勒比樂隊無比陶醉地超高分貝演奏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新曲和博萊羅。在這裡似乎根本沒辦法聊天，但我們都習慣扯著嗓子吼。當晚的話題由赫爾曼和阿爾瓦羅提議，有關小說和新聞報道的共性。他們津津樂道於約翰·黑塞有關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新作，而我則推崇新聞紀實作品《瘟疫年紀事》。後來我才知道，丹尼爾·笛福寫的是他五六歲時倫敦發生的一場瘟疫。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聊到了《基督山伯爵》。他們三個早就討論過：大仲馬如何讓一個天真、無知、貧窮、蹲冤獄的水手逃出銅牆鐵壁的城堡，成為當世最富有、最有教養的人？對小說家們來說這是個謎。謎底是：當埃德蒙·唐戴斯被關進伊夫堡時，裡面早已關著法里亞神父。神父在獄中向他傳授智慧，告訴他新生活的起點：藏寶圖和越獄方式。換言之，大仲馬塑造了兩個不同的人物，讓他們彼此交換了命運。唐戴斯越獄時，早已脫胎換骨，唯一不變的是他游泳健將的身體。
赫爾曼認為，很顯然，大仲馬將人物設定為水手，他才能被扔下海，從裹屍袋裡鑽出，游泳逃生。阿方索博學，卻無疑牙尖嘴利。他反駁道：這提供不了任何保證，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麾下百分之六十的水手都是旱鴨子。見別人賣弄，他去撒點兒胡椒麵，比什麼都開心。我津津有味地聽他們討論文學之謎，檸檬朗姆酒，別人小口品，我大口喝起來。三人得出結論：大仲馬在《基督山伯爵》甚或在他的全部作品裡表現出的才華和駕馭資訊的能力，使他不像小說家，更像記者。
最後，我總算明白，新友們無論讀克維多、詹姆斯·喬伊斯還是柯南·道爾，都有收穫。他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幽默感，能整夜整夜地唱博萊羅和巴耶納託，或將黃金世紀的名篇倒背如流。我們通過不同的路徑達成共識，認為世界詩歌的巔峰是豪爾赫·曼裡克的《悼亡父》。那晚我過得十分愉快，消除了對博學狂人的最後偏見，和他們成為朋友。喝著帶勁兒的甘蔗酒，有他們陪伴左右，我不再靦腆拘束，感覺舒坦極了。那年三月在狂歡節舞蹈比賽中奪冠的「邪惡的女人蘇珊娜」拉我去跳舞。他們趕走了舞池中的母雞和石鴴鳥，圍著我們喝彩。
舞曲是達馬索·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五號》系列。跳完舞，我用僅剩的力氣，抓起熱帶組合表演臺上的沙球，打著拍子，又唱了一個多小時丹尼爾·桑托斯、阿古斯丁·拉臘和別恩維尼多·格蘭達的博萊羅。縱情歌唱時，我感覺輕風拂來，身心舒暢。我永遠也不知道他們三個是為我自豪還是為我害臊，不過，當我回到桌邊時，他們像自己人那樣歡迎我。
當時，阿爾瓦羅又發起一個其他人從未與他討論過的話題：電影，這是我的意外收穫。我一向以為電影是一門子藝術，脫胎於戲劇而非小說。阿爾瓦羅不以為然，電影於他相當於音樂於我，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黎明時分，阿爾瓦羅又醉又困，擺出大師級計程車司機風範，把車開得穩穩當當，車上裝的全是新書和《紐約時報》文學增刊。他把赫爾曼和阿方索送回家後，執意要帶我回家，去見識他的書房。他的書房有三面書櫃，從地到頂。他指著書，轉了一圈，對我說：
「世上會寫書的人就這麼多。」
我很興奮，忘了昨天又餓又困。酒精還在體內發酵，讓我醺醺然。阿爾瓦羅給我看他的最愛，西語和英語的都有。他聲音嘶啞、頭髮蓬亂、眼神無比癲狂地逐一道來，有阿索林和薩羅揚——他的兩個軟肋——以及別的一些作家，他對他們的生平如數家珍。我第一次聽到弗吉尼亞·伍爾夫這個名字，他稱她為老女士伍爾夫，還有老先生福克納。我的驚訝更讓他不能自已，他抓起那一摞向我展示的最愛，一股腦地放在我手裡。
「別傻了，」他對我說，「這些全拿走，看完我去取。」
對我而言，這是一摞難以想象的寶貝，可我連個狗窩都沒有，書沒處放，不敢冒這個險。最後，他把弗吉尼亞·伍爾夫的西班牙語版《達洛維夫人》送給我，不由分說地斷言：你會將它倒背如流。
天漸漸亮了。我想坐頭班車回卡塔赫納，阿爾瓦羅非讓我在房裡的另一張床上睡下。
「去他媽的！」他用最後一點兒力氣說，「就在這兒住下。明天，我們給你找一份好工作。」
我和衣躺下，這才感覺到身子無比沉重，人還活著。阿爾瓦羅也和衣躺下，我們倆一直睡到了上午十一點。他母親是既可敬又可怕的薩拉·薩穆迪奧，她以為獨生子死了，用拳頭擂門。
「甭理她，大師。」阿爾瓦羅從睡夢深處對我說，「她天天早上這麼說，糟糕的是總有一天會言中。」
我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回到卡塔赫納，佛朗哥·穆聶拉家中的飯後朗誦不再是黃金世紀詩歌和聶魯達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而是《達洛維夫人》選段，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的胡言亂語。我性情大變，變得急不可耐、令人費解，埃克托爾和薩巴拉老師說我在刻意模仿阿爾瓦羅·塞佩達。古斯塔沃·伊瓦拉對我報以加勒比式的同情，覺得我講述的巴蘭基亞之夜很有趣。他推薦的古希臘作家越來越多，還故意漏掉了歐里庇得斯，卻從未向我解釋理由。他帶我發現了梅爾維爾：莫比·迪克的壯舉，那段在鯨魚肋骨組成的龐然穹頂下，對世界各海域資深捕鯨人有關約納的振聾發聵的訓誡。他借給我納撒尼爾·霍桑的《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曾一起試圖在尤利西斯·奧德修斯的流浪中尋找一種有關鄉愁之致命性的理論，結果暈頭轉向，不得其所。半個世紀後，我在米蘭·昆德拉的一篇大作中找到了答案。
同一時期，我只見過大詩人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他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獨眼人」。他創造了一種安逸的生活方式：似死未死，似埋未埋，最重要的是無聲無息。他住在古城中心古塔布隆街一棟古色古香的房子裡，生於斯，長於斯，不擾人，鮮會客——幾位老友除外，而他大詩人的名氣在他的一生中持續增長，唯有身後名才能如此只漲不退。
人們都叫他「獨眼人」，其實他僅僅是斜視而已，只不過方式特別，難以描述。《宇宙報》社長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里亞薩是他的兄弟，別人問起「獨眼人」，他總是回答：
「他就在那兒。」
聽起來像敷衍，卻是真話：他就在那兒。比誰活得都好，更妙的是，還是鮮為人知的活著。他洞察一切，決意走向自己的葬禮。人們說起他像說起一件文物，尤其是那些沒讀過他作品的人。事實上，自從來到卡塔赫納，出於對他隱士生活的尊重，我並沒有想著去見他。那年他六十八歲，是古往今來了不起的西班牙語詩人之一，對此無人質疑，儘管大多數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的作品風格怪異，獲此聲名，殊難理解。
他的詩裝在薩巴拉、羅哈斯·埃拉索、古斯塔沃·伊瓦拉和我的腦子裡。我們總是不假思索、自然而然、準確無誤地背出，為聊天助興。他不孤僻，只是靦腆。我至今沒見過他任何一幅畫像（如果有的話），只見過出版物上替代畫像的簡筆漫畫。老見不到，我們就忘了他還活著。一天晚上，我正在給當天的稿子收尾，聽見薩巴拉老師壓著嗓門驚呼一聲：
「媽的，是‘獨眼人’！」
我從打字機上抬起頭，見到了這輩子見過的最怪的男人。他比我想象中矮很多，頭髮白得發藍，極不服帖，像借來的。他的左眼沒瞎，但正如他的綽號所說的那樣：有點兒歪斜。他穿著隨意，深色粗斜紋布褲子加條紋襯衫，右手舉到肩膀那麼高，銀質菸嘴裡夾著一根點燃的香菸，沒在吸，菸灰兀自往下掉著。
他徑直走進他兄弟的辦公室，兩小時後才出來。當時，編輯部裡只剩下薩巴拉和我，等著跟他打聲招呼。兩年後，他去世了，在忠實讀者心裡激起巨大震盪，但那似乎不是因為他死了，而是因為他復活了。他躺在棺材裡，看上去不如生前那樣像個死者。
同一時期，西班牙作家達馬索·阿隆索和小說家妻子尤拉利亞·加爾瓦里亞託在大學禮堂舉辦了兩場講座。向來不願打擾他人生活的薩巴拉老師破例請求與兩位見面，古斯塔沃·伊瓦拉、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與我陪他同行，一見面便情投意合，交談甚歡。我們在加勒比酒店的一間私人會客室裡聊了四個小時，他們聊拉美初行之印象，我們聊作家夢。埃克托爾帶去一本詩集，我帶去發表在《觀察家報》上的一個短篇的影印件。他們坦誠地表達了保留意見，我們兩個對此都很看重，因為那是一種間接的肯定和誇讚。
十月，我在《宇宙報》報社看見貢薩洛·馬利亞里諾給我的留言，說和詩人阿爾瓦羅·穆蒂斯在鬱金香客棧等我。那是位於博卡格蘭德海濱的一家令人難忘的膳宿公寓，距約二十年前查爾斯·林德伯格的著陸點只有幾米。在大學裡跟我一起吟誦詩歌的貢薩洛已是一名開業律師。穆蒂斯在一家由飛行員建立的國有航空公司任公關部經理，邀請他去看海。
穆蒂斯的詩和我的短篇至少有一次登在同一期增刊《週末》上，這已足夠開啟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在全世界無數的地方，我們每次見面都開始聊的那仍舊沒結束的話題。起初是子女，然後是孫輩，他們常問：你們在聊什麼，聊得這麼起勁？我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一直在聊同樣的事兒。
我和文藝界人士的神奇友情給了我勇氣，使我熬過了如今想來依然是人生中最沒把握的那幾年。七月十日，我在《宇宙報》上發表了最後一篇「句號，另起一段」——熬了三個月，沒能熬過初學者那道坎兒，不如把專欄停了，及時抽身。我轉去寫不用擔責的社論，不署名，除非必要。就這樣，我天天按部就班地熬著，直到一九五〇年九月，裝腔作勢地寫了篇文章評埃德加·愛倫·坡，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是我這時期寫得最差的。
那年一整年，我一直纏著薩巴拉老師，請他教我寫專題文章。他脾氣古怪，遲遲不做決定。不過，他給我丟下一個謎團，讓我輾轉反側。聖克拉拉修道院裡埋著個十二歲的姑娘，死後兩百年間，頭髮長到了二十二米多長。沒想到四十多年後，我會把這個謎團寫進一本有著許多不祥暗示的浪漫小說。那段日子，我狀態不佳，無心思考，亂髮脾氣，無故曠工，直到薩巴拉老師派人前來規勸。我運氣好，通過了法律系二年級期末考，只掛了兩科，可以升三年級。不過，有傳聞說是報社向學校施加了政治壓力，我才如此順利。有人持假軍官證在電影院門口攔住我，招募我去執行旨在破壞公共秩序的報復性任務，也是靠社長出面擺平的。
那些天，我對政治局勢一頭霧水，連公共秩序不斷惡化導致又戒嚴了都不知道。新聞審查嚴格了好幾倍，社會環境糟糕透頂，普通罪犯加政治警察害得農村人人自危。暴力迫使自由派人士拋妻棄子，背井離鄉。達里奧·埃昌迪亞是民法專家中的專家，天生的懷疑論者，希臘語和拉丁語作家的忠實讀者，適合做自由派候選人的他支援自由派在選舉中棄權，為勞雷亞諾·戈麥斯的當選掃清了道路。戈麥斯人在紐約，遙控執政。
當時，我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些不幸不僅揭露了保守派的惡劣行徑，更表明我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惡劣的變化。我們常去「洞穴」，一天晚上，我一時興起，炫耀起自己的為所欲為。薩巴拉老師正想喝湯，勺子停在了半空，目光從鏡框上方射下來，冷冷地將我打斷：
「告訴我，加夫列爾，你做這些混賬事的同時，有沒有意識到國將不國？」
他一針見血。爛醉如泥的我大清早在烈士路的一把長椅上躺倒就睡，被瓢潑大雨澆成了落湯雞，患肺炎，住院兩週。第一代抗生素壓根不管用，還惡名在外，傳言有可怕的副作用，容易導致性功能早失。我瘦成了一把骨頭，面色蒼白。爸媽來信，說我工作太累，讓我回蘇克雷休養。《宇宙報》更誇張，登告別社論，譽我為「大師級記者兼作家」；另一篇文章說我創作了子虛烏有的小說《切乾草》，連書名都不是我起的。何況，當時的我根本沒想再去搞文學創作。那個莫名其妙的書名是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信手胡編的。為了激發論戰，豐富觀點，他還杜撰過一個地道的拉丁美洲作家，名叫塞薩爾·格拉·巴爾德斯，在《宇宙報》上釋出他抵達卡塔赫納的訊息，我也在專欄「句號，另起一段」中向他致以問候，希望能一掃塵埃，喚醒真正意義上的拉丁美洲敘事文學。多年以後，那部埃克托爾給起了個漂亮名字的子虛烏有的小說不知為何出現在一篇書評中，說它是新文學的一部重要作品。
就我那些日子的心境而言，蘇克雷的環境令人滿意。我給赫爾曼·巴爾加斯寫信，讓他給我多寄些名家名作來，休養的半年，我想一頭扎進書堆裡。蘇克雷遭遇洪水，爸爸不再為藥店所累，在鎮子入口蓋了棟房子，所有孩子都能住下。十六個月前，埃利希奧出生，算上我總共十一個兄弟姐妹。房子面積大，採光好，會客用的露臺對著一條渾水河，窗戶敞開，一月的輕風徐徐吹入。共六間臥室，通風良好，一人一張床，不像過去，兩人一張。掛吊床的鐵環高高低低，連過道里都有。院子沒有鐵絲柵欄，與山相連，山上栽著屬於公共財產的果樹，自家和別家的動物在臥室裡散步。媽媽懷念童年在巴蘭卡斯和阿拉卡塔卡的院子，於是把新家當養殖場，雞鴨散養，為所欲為的豬拱進廚房吃午飯。我們仍舊能趁夏天開著窗睡覺，聽母雞在雞架上喘氣，聞到熟透的刺果番荔枝的香味，清晨，它們從樹上簌簌掉落，發出一陣密集的聲響。媽媽總說：「聽上去像孩子們弄出的聲音。」爸爸只有早上工作，為幾個順勢療法的忠實信徒看病，然後在兩棵樹間掛張吊床，躺著讀一切印成鉛字的東西。他愛上了打檯球，說是能撫平暮日的憂傷。他形象大變，上街不再打領帶、穿白色粗斜紋布西裝，只穿青春洋溢的短袖襯衫。
兩個月前，外婆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去世了。她眼睛瞎了，腦子鏽了，彌留之際迴光返照，一個勁兒地嘮叨，家人的秘密一說一個準。嚥氣前，她成天掛在嘴邊的是外公的退伍金。爸爸在棺材裡鋪了石灰，往她身上抹了防腐的蘆薈汁，以減緩屍體的腐爛速度。外婆一生鍾愛紅玫瑰，媽媽也深受感染，她在院子深處闢出一方花園，專門種紅玫瑰送到外婆墳前。紅玫瑰開得異常絢爛，連外地人也會慕名而來，想知道如此瑰麗的玫瑰究竟是上帝造化還是魔鬼弄人。
家中時過境遷，我的生活和脾性也隨之改變。每次回家，我都感到異樣：爸媽從內到外都變了，弟弟妹妹出生了，長大了，彼此很像，容易搞混。十歲的海梅是六個月的早產兒，最晚離開媽媽的懷抱；埃爾南多（南奇）出生時，他還沒斷奶。三年後，阿爾弗雷多·裡卡多（庫奇）出生。又過了一年半，最後一個孩子埃利希奧（伊約）出生。那年假期，伊約開始滿地亂爬。
算上爸爸婚前婚後的私生子——聖馬可斯的卡門·羅薩和阿維拉多，來蘇克雷跟我們住過；赫爾邁內·哈納伊（艾米），媽媽對她視同己出，兄弟姐妹也都歡迎她；安東尼奧·馬里亞·克拉雷特（託尼奧），在辛塞由他母親撫養成人，經常來看我們——總共有十五個孩子，只要有吃的，隨便一坐，吃起來就像有三十個孩子。
我那幾個年紀稍大的妹妹的描述可以讓人對那些年家裡的狀況有個確切的印象：一個還沒長大，另一個又出生了。媽媽也意識到她自己的疏忽大意，求女兒們幫著帶更小的孩子。瑪爾戈特見媽媽又懷孕了，嚇得要死，她知道媽媽一個人帶不過來，去蒙特里亞住校前，一本正經地求媽媽生完這個，別再生了。媽媽為了讓她開心，又一口答應。媽媽堅信，智慧無邊的上帝定會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吃飯時總是一團糟，人永遠都叫不齊。媽媽和大一點兒的妹妹們不停地給陸續到的人上菜，等到該吃飯後甜點了，又冒出一個嗷嗷待哺的娃，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到了晚上，小寶貝們一個個往爸爸媽媽的床上爬，說睡不著，因為太冷、太熱、牙疼、怕死人、愛爸媽、忌妒兄弟姐妹。天亮時，所有人擠在一張床上。埃利希奧之後，家裡再沒有孩子出生，這要感謝瑪爾戈特。她從寄宿學校回來，說不讓生就不讓生。媽媽說到做到，再也沒生。
不幸的是，命運對瑪爾戈特和阿依達另有安排，她們終生未嫁。阿依達像愛情小說裡描繪的那樣，進修道院規規矩矩地待了二十二年，再也不可能找到拉斐爾或其他男人後，她才離開了修道院。瑪爾戈特脾氣不饒人，跟她的拉斐爾分了，雙方都有責任。姐姐們命不好，妹妹們則不然。麗塔嫁給了初戀，有五個孩子、九個孫子，生活美滿幸福。其餘兩個，莉西亞和艾米，也嫁給了意中人。當時，爸媽已經懶得再跟現實叫板。
家庭煩惱似乎與國家危機息息相關。政局不穩，經濟起伏。危機像倒霉天氣一般蔓延到蘇克雷，躡手躡腳但步伐堅定地潛入了我們家。當時，我們靠所剩無幾的存糧勉強度日，跟搬來蘇克雷前，在巴蘭基亞過的日子一樣窮。可是，媽媽一點兒也不慌，多年的經驗使她堅信，每個孩子胳膊底下都夾著他自己的那塊麵包。我得了肺病，從卡塔赫納回來養病時，家裡就是這種境況，還瞞著我，不讓我知道。
蘇克雷居民瘋傳我們的朋友卡耶塔諾·亨蒂雷和附近查帕拉爾村的小學教師關係曖昧。那位小學教師年輕漂亮，不輕浮，出身於一個受人尊敬的家庭，和卡耶塔諾屬不同社會階層。這並不奇怪，卡耶塔諾是個風流浪子，總是在追女孩子，不僅在蘇克雷，在卡塔赫納也是如此，在那裡讀完中學的他開始主攻醫科。不過，我們此前沒聽說他在蘇克雷交了新女朋友，甚或舞場上的心儀舞伴。
一天晚上，我們見他騎著高頭大馬從莊園來。女教師坐在馬鞍上，握著韁繩；他坐在後面，摟著纖纖細腰。鎮上的人那麼愛嚼舌根，他們竟膽大包天，在人流高峰期如此親密地進入中心廣場，讓人大跌眼鏡。無論是誰打問，他都解釋，說天晚了，她站在校門口，想搭車來鎮上，正好被他撞見。我跟他打趣，說小心一覺睡醒，匿名帖找上門。他酷酷地聳聳肩，還是那句俏皮話：
「對有錢人，他們不敢。」
確實，匿名帖來得快，去得也快，或許那只是國民宣洩政治不滿的一種方式，懼怕匿名帖的人終於又能睡上安穩覺了。另一方面，回來沒幾天，我感覺爸爸的黨內夥伴對我的態度有所改變，原因是我在《宇宙報》上發表反保守派政府的文章。其實不然。自從報社決定不再追問「卡門–德玻利瓦爾發生了什麼事？」，即使迫不得已寫政治文章，我也無須署名，責任由報社負；而我署名的專欄則無疑立場明確，對國家悲慘的現狀表示不滿，反對暴力與不公正，絕無黨派色彩。其實，當年乃至以後，我從未加入任何黨派。他們的指控讓爸媽惴惴不安，媽媽開始給聖徒們點蠟燭，求他們保佑，尤其當我遲遲不歸時。我第一次感覺到周圍氣氛壓抑，決定少出門為妙。
在那段糟糕的日子裡，一個模樣怪異的男人來到爸爸的診所。他就像自己的鬼魂，皮膚透明，骨頭清晰可見，肚子腫大緊繃，像一面鼓，只需一句話，便令人難忘：
「醫生，他們害我肚子里長了只猴子，麻煩您幫我取出來。」
爸爸檢查完，發現這個病他治不了，介紹那人去看外科醫生。外科醫生沒找到病人口中的猴子，而是找到一個無定形、有生命的龐然怪物。我在意的不是他肚子裡的野獸，而是病人口中神奇的「蛇村」。那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地方，在蘇克雷境內，要到達那裡只能穿過煙霧瀰漫的沼澤地區。受到冒犯時用傷害報復，比如讓魔鬼幼子長在人肚子裡，這類事在「蛇村」司空見慣。
「蛇村」村民篤信天主教，但他們按自己的方式信，凡事都有咒語；他們信上帝、聖女和三位一體，此外，任何展現神之能力的事物都是他們敬奉的物件。肚子里長邪惡的野獸，居然請外科醫生行旁門左道，他們會覺得匪夷所思。
很快，我驚訝地發現，在蘇克雷，人人都知道有個「蛇村」，只是去一趟，就要衝破所有地理障礙和心理障礙。最後，我偶然發現「蛇村」專家就是我朋友安赫爾·卡西。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四月九日，我們在他的護送下穿過臭氣熏天的瓦礫堆，用無線電給家人報了平安。我找到他，他說起幾進「蛇村」的離奇遭遇，頭腦比那天更清晰。於是，我知道了那片廣袤王國的主人和首領馬爾科西塔的所有事。她懂得行善或施惡的咒語，只需描繪患者的體型體貌和具體方位，就能讓奄奄一息的患者下床，也能派一條蛇穿過沼澤，六天後直取敵人性命。
她做不到的只有起死回生，那是上帝的特權。她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據說她活到了兩百三十三歲，不過六十六歲後便停止衰老。臨死前，她召集她數量驚人的羊群，讓它們圍著房子轉了兩天兩夜，直到形成了「蛇村」沼澤。那是一片無邊的水潭，覆蓋著磷光閃閃的銀蓮花。據說，沼澤中央有棵金葫蘆樹。每年十一月二日亡人節，樹幹上繫著一隻獨木舟，無人掌舵，在白色鱷魚和金色響尾蛇的守護下，駛向彼岸，馬爾科西塔在那兒埋下了無盡的寶藏。
自從安赫爾·卡西跟我說了這個神奇的故事，拜訪人間天堂「蛇村」就成為縈繞在我心頭的一個願望。我們準備了靈符護身的馬、隱身獨木舟和神奇的嚮導，總之，萬事俱備，只待出發，即可撰寫一篇超自然現實主義報道。
騾子連鞍韉都套好了。可是，我的肺病恢復緩慢，一同在廣場上跳舞的朋友取笑我，年長的朋友大驚失色地教訓我，迫使我將行期延後，終未成行。如今想來，福禍相依，沒有了神奇的馬爾科西塔，我沉下心來，從第二天起，埋首創作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不過最後只剩下書名：《家》。
我想寫一部發生在哥倫比亞加勒比地區的有關「千日戰爭」的故事。去卡塔赫納前，我跟曼努埃爾·薩帕塔·奧利維利亞聊過這場戰爭，不過，那次會面和我的寫作計劃毫無關係。他送了我一本他父親撰寫的有關「千日戰爭」老兵的小冊子，封面上印著他父親的照片，身著加勒比西裝，鬍子上沾著火藥，多少讓我回憶起我的外公。我忘了他父親的名字，永遠伴隨我的是他的姓：布恩迪亞。因此，我認為我會寫一本小說，取名《家》，講述一段家族傳奇，類似於我所在的家族，背景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幾乎白打的那些仗。
起這個書名，是因為我不想讓情節離開那個家。我寫了若干個開頭，設計了部分人物，起的全是家人的名字，後來還用到了其他書裡。我對同一句話中鄰近兩個單詞押韻這個弱點十分敏感，哪怕是母音韻。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寧願不發表。我多次想過廢掉布恩迪亞這個姓，它不可避免地會跟過去未完成時押韻，但我已經為這個姓設定好了具有說服力的身份，使它最終得以保留。
我正沉浸其中，一天早晨，蘇克雷家中出現了一隻無標識、無說明的木箱，由妹妹瑪爾戈特簽收，寄件人不詳。她以為是賣了藥店遺留下的物品。我也這麼想，安心地在家吃早餐。爸爸也沒開啟，以為是我留在別處的行李，他忘了，我在這世上早已別無他物。十三歲就又是釘又是撬的弟弟古斯塔沃，不管三七二十一，撬開來再說。幾分鐘後，他大叫一聲：
「是書！」
我的心先飛了過去。的確是書，沒寫寄件人，專業打包，滿滿一箱書。內附天書一封，是赫爾曼·巴爾加斯執筆的「象形文字」，行文倒是滴水不漏：「大師，寄書一箱，敬請學習。」簽名的還有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外加一個鬼畫符，經仔細辨認，出自我尚未相識的堂拉蒙·賓耶斯。他們只叮囑了一件事：千萬別剽竊得太明顯。阿爾瓦羅·塞佩達的字條夾在福克納的一本書裡，筆畫錯綜複雜，落筆匆忙，說他接下來那周要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進修一年。
在媽媽把餐具收走的同時，我先把書擺上餐桌。我揮舞著掃帚，才把舉著修枝剪來剪插圖的弟弟妹妹和呼哧呼哧嗅著書香、以為那是一頓美餐的野狗趕走。我也把鼻子湊上去聞，新書在手，我總要聞聞書香。我隨便拿，翻翻這本，看看那本，趁機讀上兩段。晚上看書，地方挪了三四次，要麼不清靜，要麼就是燈熄了——通向院子的過道里的那盞燈，本來就像鬼火——黎明時分腰痠背痛。天上掉下這麼一大塊餡餅，能從中汲取哪些營養，尚不清楚。
共二十三本書，全是西班牙語版當代名家名作，而選書的目的只有一個：讓我先讀，再學著寫。有剛剛面世的譯本：威廉·福克納的《喧譁與騷動》。五十年後，我已回憶不出完整的書單，而知情的那三位畢生摯友人已不在。其中只有兩本是我讀過的：伍爾夫女士的《達洛維夫人》和阿道司·赫胥黎的《旋律的配合》。印象最深的是福克納的《村子》、《喧譁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和《野棕櫚》。還有約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頓中轉站》，好像還有他的另外一本；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奧蘭多》；約翰·斯坦貝克的《人鼠之間》和《憤怒的葡萄》；羅伯特·內森的《珍妮的畫像》和歐斯金·考德威爾的《菸草路》。隔了半個世紀，有些書名我忘了，至少有一本海明威的，好像是短篇小說集，在他的作品中，巴蘭基亞那三位最愛的就是那本；一本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無疑也是短篇小說集。好像還有一本是不同凡響的烏拉圭短篇小說家菲利斯伯特·埃爾南德斯的，他剛被朋友們興高采烈地發掘出來。接下來幾個月，我把這些書通讀了一遍，有些讀得很仔細，有些則不然。就這樣，我終於走出了文學創作的瓶頸。
得了肺炎，醫生不讓我抽菸，我就自己騙自己，躲在廁所抽。醫生髮現後，很嚴肅地找我談，可我就是不聽。在蘇克雷，我試圖不停歇地讀收到的那些書的時候，就已經是拿前一根菸點後一根菸，抽到抽不動為止了。越想戒，抽得越兇，到後來一天四包，連吃飯時都要停下來抽菸；抽著煙睡著了，菸頭點著了床單；對死亡的恐懼會在夜裡隨時把我驚醒，而只有靠抽菸才能承受那種恐懼。後來我決定：寧死不戒菸。
二十多年後，我成了家，有了孩子，還在抽菸。醫生看過我的肺部x光片，嚇壞了，告訴我，再過兩三年，我將不能呼吸。我也嚇壞了，枯坐好幾個小時，啥也幹不了。不抽菸，我看不了書，聽不了音樂，說不了話——無論對方是敵是友。一天晚上，在巴塞羅那吃一頓閒散的晚餐期間，一位精神科醫生對其他人說，煙癮也許在所有癮中最難戒。我斗膽問他是何原因，他的回答很簡單，卻讓人不寒而慄：
「因為對你而言，戒菸就像謀殺至親。」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不知為何——我也不想知道——我把剛點燃的香菸掐滅在菸灰缸裡，不急不躁，無怨無悔，餘生再未沾染。
另一種癮也不好戒。一天下午，鄰家女傭過來串門，和大家聊完，來到露臺上，十分禮貌地告訴我有話跟我說。我只顧埋頭看書，不予理睬，直到她問我：
「還記得瑪蒂爾德嗎？」
我不記得，但她不信。
「別裝傻，加比託先生。」她特意拼給我聽，「妮——格——洛——曼——塔。」
難怪，原來是她。「女巫」已是自由身，她的警察丈夫死了，留了個兒子。她還跟母親和其他家人同住在原來那棟房子裡，但臥室是隔開的，有獨立的門通向墓地後方。我去看她，久別重逢，我們廝混了一個多月，回卡塔赫納的日子一拖再拖，我想一輩子留在蘇克雷算了。直到一天早晨，我從她家出來，天氣跟玩俄羅斯輪盤賭那晚一樣，狂風暴雨，電閃雷鳴。我順著屋簷，一路躲雨，實在躲不了，就一頭衝到街上，水沒過了膝蓋。我運氣不錯，媽媽一個人在廚房，她帶我從花園小徑繞回房間，免得讓爸爸看見。一進屋，她就幫我把溼淋淋的襯衫脫下，用拇指和食指捏著，伸直胳膊，很嫌棄的樣子，氣呼呼地往屋角一扔。
「你又去找那個女人了。」她說。
我頓時傻了，問她：
「您怎麼知道？」
「跟上次的味兒一樣。」她不動聲色，「幸好她男人死了。」
我很驚訝，媽媽第一次這麼冷血。她也感覺到了，不假思索地表明立場：
「這是我第一回為某人的死幸災樂禍。」
我大惑不解地問：
「您怎麼知道她是誰？」
「唉，兒子！」她嘆了口氣，「你們的事，上帝自然會告訴我。」
最後，她幫我把溼淋淋的褲子也脫了，和其他衣服一塊兒扔在了屋角。「你們呀，全都跟你爸爸一個德行。」突然，她深深地嘆了口氣，用短麻屑毛巾幫我把背擦乾，由衷地加上一句：
「上帝保佑，但願你們跟他一樣，做個好丈夫。」
媽媽嚴陣以待，細心呵護，效果很明顯，我的肺炎沒有復發。後來我發現，她故意細心再細心，是怕我再回到「女巫」電閃雷鳴的床上。此後，我再也沒見過她。
我完全康復後，興高采烈地回到卡塔赫納，號稱在寫《家》，明明剛開了個頭，卻說得煞有其事，彷彿已經大功告成。薩巴拉和埃克托爾當我是回頭浪子，好心腸的大學老師們對我則已無可奈何。與此同時，我繼續十分偶然地給《宇宙報》寫稿，報酬按工作量付。我作為短篇小說家的生涯幾近中斷，幾乎是為了讓薩巴拉老師高興才寫下寥寥幾篇：《鏡子的對話》和《三個夢遊者的苦痛》刊登在《觀察家報》上。這兩篇雖然不像頭四篇那樣注重辭藻華麗，終究沒有多大長進。
哥倫比亞其他地區的緊張局勢已經蔓延到卡塔赫納，預示著重大事件即將發生。年底，自由派遭到野蠻的政治迫害，宣佈從整個選舉中棄權，但沒有放棄旨在推翻政府的地下鬥爭。農村暴力橫行，農民逃往城市，可是，審查制度逼迫新聞媒體顛倒黑白。眾所周知，被追捕的自由派在全國各地組織游擊隊，東部平原地區——佔國土面積超過四分之一，堪稱汪洋草場——的游擊隊已經成為傳奇。總司令瓜達盧佩·薩爾塞多被傳為神話人物——甚至是被軍隊——人們成百上千地秘密印製並分發其照片，將其奉上神壇，焚香膜拜。
德拉埃斯普列亞兄弟的訊息似乎更靈通，城裡人都特別自然地說起迫在眉睫的反保守派軍事政變，但細節不明。薩巴拉老師囑咐我：街上一有騷亂，立即回報社。下午三點，當我走進美洲冷飲店去赴約時，那種緊張伸手可觸。於是，我找了張偏僻的桌子坐下，邊看書，邊等人。一位老同學經過時——我沒跟他聊過政治——目不斜視地撂下一句話：
「回報社，要出事了。」
我偏偏反其道而行：與其關在編輯部，不如待在市中心看個究竟。幾分鐘後，一位跟我相熟的省政府新聞官在我桌邊坐下。我不覺得他是奉命來穩住我的，毫無防備地跟他聊了半小時。他起身要走時，我才發現不知不覺間，偌大的冷飲店已變得空空蕩蕩。他順著我的目光看過去，又看了看時間：一點十分。
「別擔心，」他故作鎮定，「沒事。」
事實上，自由派最高層對政府暴力感到絕望，和支援民主執政的軍隊最高層達成協議，決定結束保守派為保政權不惜代價在全國各地開展的大屠殺。在四月九日與奧斯皮納·佩雷斯總統達成和平協議的多數自由派領袖，過了二十個月才幡然醒悟，大呼上當。那天受挫的行動由自由黨主席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首肯，普利尼奧·門多薩·內拉執行。前自由派政府戰爭部長門多薩·內拉與武裝部隊的關係非同一般。在全國各地自由派傑出領袖的秘密支援下，他指揮的行動本應於當天黎明時分以空軍轟炸總統府拉開序幕。支援該次行動的有卡塔赫納和阿皮亞伊海軍基地、全國大部分駐軍和貿易協會，他們決定奪取政權，建立國民政府，達成全民和解。
行動失敗後，人們才得知，距預定執行日期剩兩天的時候，前總統愛德華多·桑托斯將自由派領袖和政變領袖召集到波哥大家中，進行了最後一次討論。有人按慣例問：
「會不會流血？」
誰也不會天真或無恥地回答「不會」，只說做了最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自由派領導層被自己的驚天陰謀嚇壞了，不由分說，一致決定收回成命。許多相關人員沒有及時收到通知，要麼被捕，要麼被殺。有人勸門多薩單幹奪權，他出於道德而非政治考慮沒有接受，何況，也沒時間、沒辦法通知所有人。門多薩最後躲進委內瑞拉大使館，後來在加拉加斯流亡了四年，躲避牢獄之災：戰爭法庭缺席宣判他因犯暴亂罪入獄二十五年。五十二年後，儘管未經他允准，但我敢斷言，流亡加拉加斯，讓他抱恨終生。保守派政府瘋狂反撲，至少有三十萬人死於非命。
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也是我的一個關鍵時刻。不到兩個月後，我沒有通過法律系三年級的考試，且不再給《宇宙報》撰稿。無論在法律系還是《宇宙報》，我都看不到未來。我的藉口是騰出時間，完成剛開頭的小說，儘管我深深明白，這既非實話也非謊言。這個寫作計劃對我來說只是一種空泛的託詞，福克納讓我望塵莫及，我的寫作經驗也遠遠不夠。不久，我掌握了一個構思和寫作故事的好方法：筆下寫的是一個故事，講給別人聽的則是另一個故事，兩者平行，不劇透實質內涵。但開始時，我只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壓根就沒寫，只好口頭現編一個，自欺欺人，以饗聽眾。
這種想法迫使我將寫作計劃推翻重來，寫來寫去，從來沒超過四十頁。可是，報紙雜誌上都提到這本書——我也提到過，想象力豐富的讀者甚至提前出爐了極具真知灼見的書評。說到底，養成「寫一個、講一個」這種習慣是有苦衷的，不應被指責，而應受到同情：動筆和不動筆一樣讓人恐懼，讓人難以忍受。何況，我堅信提前揭曉故事不吉利。不過，讓我感到安慰的是，有時候，口述的故事比寫出來的故事更精彩。而且，不知不覺間，或許創造出了一種為文學所亟需的新體裁：虛構的虛構。
真實的真實是我不知該如何生活下去。在蘇克雷養病期間，我得以意識到自己混沌的人生狀態。可是，我沒有方向，也找不到新的理由去勸服爸媽：我有能力為自己的人生做主。於是，我揣著回卡塔赫納前媽媽從家用裡挪出的兩百比索，動身前往巴蘭基亞。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五點，我走進世界書店，去等五月一別——那晚，送走令人難忘的拉索萊先生，我也離開了——便未曾謀面的朋友。我只帶了個海灘包，裝了一套換洗衣服、幾本書和裝草稿的皮資料夾。幾分鐘後，他們陸續前來，大呼小叫地對我表示歡迎。除了阿爾瓦羅·塞佩達，他還在紐約。人齊了，我們去吃點心，沒去書店旁的哥倫比亞咖啡館，去了街對面新開張的哈皮咖啡館，他們和那兒的朋友走得更近。
無論當晚還是其他時候，我的人生永遠都缺少方向。奇怪的是，我從未想過，巴蘭基亞可能就是我的目的地。我去那兒，只是去聊文學，也是為了當面感謝他們寄書到蘇克雷。聊文學聊得很過癮，謝卻沒謝成，儘管我好幾次想開口，原因是大家都對彼此之間謝來謝去深感恐懼。
當晚，赫爾曼·巴爾加斯臨時湊起了十二個人共進晚餐，各行各業的人士都有：記者、畫家、公證員，甚至包括巴蘭基亞典型的保守派人士，即思維和執政方式都很獨特的市長。午夜過後，大部分人都走了，其餘的也慢慢散去，最後只剩下阿方索、赫爾曼和我，還有市長。年輕時熬個通宵，神志多少還算清醒。
徹夜長談，市長給我們上了一課，關於動盪年代如何管理城市，讓我們大開眼界。他估計，野蠻政策之下，最遭殃的是數目驚人的難民，逃往城市的他們無家可歸、飢腸轆轆。
「照此下去，」他斷言，「我黨有槍桿子撐腰，下次大選必無敵手，絕對專制。」
唯一例外的是巴蘭基亞，當地保守派願意在政治上和平共處，使這座城市成為颶風眼裡的一處避難所。我想跟他談道德，他手一揮，完全不給我說話的機會。
「對不起。」他說，「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游離於大局之外。相反，正因為我們奉行和平主義政策，社會動盪才會從後門悄悄滲入，如今早已登堂入室。」
我這才知道，城裡有五千多從內地逃來的窮苦難民，政府不知該如何安置他們，或把他們藏在哪兒才能不讓問題暴露於眾。巴蘭基亞有史以來第一次進行軍事巡邏，在要害處設崗。市民們看在眼裡，政府偏要否認，審查制度也嚴禁新聞媒體披露真相。
天亮了，我們幾乎是把市長先生拖上車的，然後去了專門給起大早的人提供早餐的李鴻章雜碎館。阿方索在街角報亭買了三份《先驅報》，社論版有篇署名「冰球」的文章——冰球是他不定期專欄的筆名——向我的到來表示歡迎。赫爾曼看完惱了，因為文章說我是來非正式度假的。
「應該寫他來這兒定居，省得先寫歡迎稿，再寫送別稿，」赫爾曼冷嘲熱諷，「對《先驅報》這麼摳門的報紙來說，能省點兒錢。」
阿方索確實想過在他的社論版增加一個專欄，可赫爾曼大清早犟得像頭牛：
「已經有四個專欄作家了，他將是第五個。」
誰也沒徵求過我的意見，好歹應該問我一下，讓我說聲「行」。沒人再聊這個話題，也沒那個必要，因為當晚，阿方索就告訴我，他跟報社領導談過了，他們同意再添一名專欄作家，只要文章好，別太自以為是就行。無論如何，任何事情都要等到新年後才能有下文。於是，我以工作為由留下了，即使二月份報社有可能拒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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