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胡言亂語。」

梅希亞神父記下了我的回答，將那組打油詩命名為「我的胡言亂語」，署名「加比託」，並事先徵得了「主人公們」的同意，預備刊登在下一期校刊上。應同學們的要求，在之後兩期校刊上，我又發表了另外一組打油詩。甭管願不願意，嚴格來說，這些兒時的詩作是我的處女作。

嗜書佔用了我的業餘時間和幾乎所有的課堂時間。我能背出哥倫比亞所有膾炙人口的詩作，以及西班牙黃金世紀和浪漫主義時期的佳篇，其中很多詩也出現在正在學的中學課本里。以我的年齡，這些脫口而出的知識讓師長們惱火。他們在課堂上刁難我，而我總是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說得他們難辨真假。梅希亞神父說：「這孩子愛咬文嚼字。」他其實想說：「這孩子沒法兒忍。」我從不刻意去記，讀三四遍，詩歌佳作自然銘記於心。我的第一支自來水筆就是教務長獎給我的，因為我非常流利地背出了加斯帕爾·努涅斯·德阿爾塞的五十七節八音節十行詩《眩暈》。

課堂上，我明目張膽地把書放在膝蓋上讀，沒捱過批，只能說是老師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緣故。無法靠朗朗上口的打油詩逃掉的，唯有每天早上七點的彌撒。除了創作「胡言亂語」系列，我還在合唱團當領唱、畫諷刺漫畫、在隆重場合朗誦詩歌，還做其他雜七雜八的事。誰都不明白我哪兒來的時間學習，原因很簡單：我不學習。

我不務正業，忙得很歡。奇怪的是，關注我的老師從不關注我糟糕的拼寫。媽媽不同，我的信，她會藏幾封吊爸爸胃口，其餘的修改好後再寄還給我。有時，她會表揚我語法有長進，用詞得當。只可惜兩年過去了，成效甚微，拼寫問題遺留至今。我永遠不明白為什麼有的字母不發音，有時兩個字母發一個音，還有那麼多沒用的規則。

接下來要講的事讓我發現了一項伴隨我一生的愛好：跟學長交流。即便今日，參加年輕人的聚會時，哪怕他們足以做我的孫輩，我也得努力調整，才能感覺自己不比他們小。我和兩位學長交上了朋友。後來，他們陪伴我度過了人生中幾個重要的時期。一個叫胡安·b．費爾南德斯，巴蘭基亞《先驅報》三位創始人和業主之一的公子。我從《先驅報》開始涉足新聞界，他在《先驅報》從學寫文章幹到總經理。另一個叫恩裡克·思科佩爾，古巴一位傳奇攝影師的公子，住在巴蘭基亞，後來也當上了攝影記者。我之所以對他心懷感激，不是因為我們一塊兒跑新聞，而是因為他會鞣製行銷半個世界的野生動物皮，我頭幾次出國，他送了我一張三米長的鱷魚皮。

「這塊皮子很值錢，」他的口氣一點兒也不誇張，「但我勸你，餓不死，就別賣。」

至今，我仍在問自己，睿智的基克·思科佩爾究竟知不知道，他給了我一張永遠的護身符。在動輒捱餓的日子裡，我多次動過出手的念頭，但它至今還在我身邊，儘管落滿灰塵，硬得像石頭。自我把它裝進箱子，周遊世界起，我就再也沒缺過吃飯的錢。

耶穌會老師上課時一本正經，下課後則判若兩人，會迫不及待地把課上不能教但其實特想教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在我那個年紀，孰輕孰重，我相信自己已然分得清。路易斯·波薩達神父是內地佬，年輕，思想進步，做了多年工會工作，有一套百科知識卡片，關於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最全。伊格納西奧·薩爾迪瓦神父是巴斯克山裡人，等到他年事已高，住進了卡塔赫納的聖佩德羅·科拉瓦修道院，我還常去看他。愛德華多·努涅斯神父當年有本哥倫比亞文學史鉅著即將殺青，後來此書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年長的曼努埃爾·伊達爾戈神父教唱歌，已然十分老邁的他能慧眼識珠，看出誰有音樂天賦，還會介紹一些出人意料的世俗音樂。

我跟校長皮耶斯查孔神父偶爾聊過幾次。他選擇的話題、大膽的解釋，都讓我堅信：他當我是大人。簡單的地理障礙讓我看不懂教義問答，釐清天堂和地獄的概念對我的一生至關重要。校長不教條，解釋得很大膽，讓我豁然開朗。上帝所在之處即為天堂，反之則為地獄，僅此而已，沒有更多複雜的神學解釋。有兩回，他向我坦承他的困惑，說他想不通為什麼「地獄裡始終有火」。多虧這些課外知識，而非一本正經的課堂知識，我在學年末得了一大堆獎章。

我在蘇克雷的第一個假期始於某個週日下午四點。碼頭裝飾著花環和綵球，廣場成了聖誕集市。我剛上岸，一位美若天仙的金髮女郎便無比自然地摟住我的脖子，亂親一氣。她是爸爸婚前的私生女卡門·羅薩，來這兒和陌生的家人生活一陣子。同來的還有爸爸的另一個兒子阿維拉多，他是個巧手裁縫，在中心廣場邊開了家裁縫鋪，他是我青春期的人生導師。

新家又添傢俱又添丁，一派節日的氣氛。弟弟海梅五月出生，雙子座（好兆頭），是個六個月的早產兒，我到家才知道，因為我本以為爸媽決定不再年年生孩子了，但媽媽急忙跟我解釋，說弟弟是獻給聖麗塔的禮物，謝謝她給家裡帶來的幸福和成功。媽媽青春煥發，喜氣洋洋，比往日更愛唱歌。爸爸心情也很舒暢，診所病人爆滿，藥店貨品齊全，尤其是每到週日，附近山裡的人也會前來問診。不知他是否知情：門庭若市、生意興隆的確是因為他有「藥到病除、妙手回春」之名，但鄉村的人沒有將其歸功於他順勢療法的小糖丸和神奇的水，他們都以為爸爸會施巫術。

蘇克雷如今更勝從前。依照傳統，聖誕節期間，市民分成兩大陣營：南邊的蘇麗雅區和北邊的孔戈維奧區。小比賽不說，還要舉辦花車大賽，宿敵之間展開一場藝術較量。聖誕前夜，花車聚集在中心廣場，公眾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年度冠軍花落誰家。

卡門·羅薩的降臨是聖誕慶典一道亮麗的風景。她時髦、妖嬈，被追求者爭搶，成了舞會皇后。媽媽對女兒們嚴加管束，對她則不然，甚至支援她談情說愛，給家中增添了些許不同尋常的氣氛。媽媽和她是閨蜜，和自己的女兒們則從未有過這樣的關係。阿維拉多一個人過，裁縫鋪只有一間屋子，用屏風隔開。他手藝不錯，但重色輕藝，躲在屏風後卿卿我我的時間長，坐在縫紉機前百無聊賴的時間短。

那個假期，爸爸突發奇想，讓我學做生意。「沒準兒今後用得著。」他提醒我。他先教我如何替藥店上門討債。一天，他派我到郊外有客就接的時光妓院去收幾筆賬。

有一間朝街的房子門半開著，我探頭進去，只見房裡有個女人光著腳，正躺在充氣墊上睡午覺，襯裙短得遮不住大腿。我還沒開口，她就在床上坐起來，睡眼惺忪地看著我，問我有何貴幹。我說幫我爸爸給老闆堂埃利希奧·莫利納帶個口信。她沒說老闆在哪兒，而是讓我進去，把門關好，衝我勾了勾食指，意思很明白：

「過來。」

我走過去。我走得越近，她的呼吸就越急促，像河水漲潮，淹沒了整個房間，直到她右手抓住我胳膊，左手滑進我褲襠。我怕，又有快感。

「這麼說，你是小糖丸醫生的兒子。」她一邊說話，一邊用五個指頭，不，好似有十個指頭，靈巧地在我褲襠裡摸來摸去。她脫掉我的褲子，一面不停地在我耳邊呢喃軟語，一面從頭上脫掉襯裙，仰面躺下，渾身上下只剩花內褲。「這件你來脫，」她說，「這是男人應該做的。」

我去扯內褲邊兒，太急，扯不下來。她只好把腿伸直，游泳般快速扭動，幫我一把。之後，她撐著我的胳肢窩，讓我趴在她身上，姿勢十分規範。其餘的由她來做，我在她小母馬般騷味十足的大腿間撲騰，差點兒沒死過去。

她側躺著不說話，盯著我看。我也盯著她看，不怕了，想再來一次，做久一點兒。她突然說，我並不是有備而來，兩個比索的服務費不收了。之後她躺平，仔細端詳著我的臉。

「對了，」她說，「你是路易斯·恩裡克那個一本正經的大哥，是不是？你們倆的聲音一模一樣。」

我天真地問她怎麼會認識路易斯·恩裡克。

「別傻了！」她笑了，「我這兒還有他一條內褲，上次是我幫他洗的。」

路易斯·恩裡克才那麼小，她胡說。可她拿內褲給我看，沒錯，是弟弟的。後來，她帶著芭蕾舞的優雅，光著身子從床上跳起來，邊穿衣服邊說，堂埃利希奧·莫利納在左手那間屋裡，最後問我：

「第一次，對吧？」

我的心漏跳了一下。

「誰說的？」我胡扯，「都七八回了。」

「不管怎樣，」她的表情在笑話我，「讓弟弟教你兩招。」

第一次性愛經歷在我體內激起無限活力。假期從十二月持續到二月，我反覆問自己要不要弄兩個比索回去找她。弟弟路易斯·恩裡克已經對肉體那點事兒很老練了，他說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要為這種兩人做、兩人樂的事情付錢，這也太好笑了。

按照拉摩哈納地區的封建思想，領主享有初夜權，可以佔有少女，享樂幾晚，再把她們交還給命運。舞會過後，廣場上有四處拉客的女人可供挑選。但過完假期，我卻像怕電話那樣怕女人，當她們是水中月鏡中花。我的第一次冒險純屬偶然，它在我體內留下的那種孤獨感讓我時刻不安。返校後，我的脾氣變得古怪，相信根源就在這兒。甚至今天想來，我也不認為這是誇大其事。我完全折服于波哥大天才詩人堂何塞·曼努埃爾·馬洛金的胡言亂語，他的詩從第一節起就讓人大跌眼鏡。

現在吠狗，現在叫雞，

現在曉拂，現在鳴鐘，

嘶驢，啼鳥，

曲吹，哼豬

霞粉，野金，

珠露當我淚滴，

冷身，炙魂，

我息嘆，下窗。

我不僅隨意篡改一大堆詩，還學會了天知道是哪裡的方言，說得很溜。上課提問，我亂答一氣，要麼搞怪，要麼搞笑，氣得老師不再管我。要是我在考卷上答對一道題——儘管開頭會讓人看不懂——別人反倒會擔心我的心理健康。那些只是玩笑而已，圖個開心，根本沒有惡意。

我發現神父們跟我說話，有點兒神神道道，我也就順著他們，將錯就錯。還有一件了不得的事：我把歌詞改了，神聖的合唱變得一點兒也不神聖了，還好沒人聽懂。經父母同意，指導老師帶我去看專家，做了一個特別費腦子但特別有趣的測試。專家思維敏捷，待人隨和，方法得當，讓人躍躍欲試。他讓我閱讀並理順一大堆複雜的長句。我做得津津有味，他也按捺不住，陪我一起做。我們還想出其他測試方法，記下備用。他事無鉅細地盤問我的各種生活習慣，最後問我手淫的頻率。我脫口而出：沒做過，不敢做。他不信，看似輕描淡寫地說，對於健康的性生活而言，恐懼是負面因素。他的嚴重懷疑刺激了我。我覺得他是個非常好的人。長大後，我在《先驅報》當記者，想去找他，私下問一問那個測試結果究竟如何，而我收穫的唯一訊息是他已在多年前移民美國。他的一位老同事再明白不過，他飽含深情地對我說，要是這位專家被關進芝加哥精神病院，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他常說，自己比病人更瘋。

他的診斷結果是飯後讀書，神經疲勞，建議我每天靜養兩小時消食，同時加強體育鍛煉。我至今仍覺奇怪，爸媽和學校老師居然一一照辦：他們規範我的閱讀習慣，上課在桌子底下看書，書不止一次被沒收；功課難，就免做；每天必須多鍛鍊幾小時。就這樣，其他人上課時，我一個人傻乎乎地在籃球場上邊投籃邊背詩。同學們從一開始就意見不一：有的說我自始至終瘋瘋癲癲；有的說我貪圖享樂，裝瘋賣傻；有的說瘋子必有過人之處，繼續跟我交往。後來傳出謠言，說算術老師在黑板上寫比例習題時，我衝他扔墨水瓶，因而被學校開除了。幸好爸爸沒把這當回事，決定不等學期結束，就讓我回家，也不必浪費時間和金錢在這種小病上了，也許只是肝病。

對於哥哥阿維拉多來說，一切人生難題都能在床上得到解決。妹妹們只知道同情，我去裁縫鋪，哥哥給我開了個神奇的方子：

「你需要和女人有一腿。」

他說到做到，幾乎每天都去街角的檯球廳待半小時，把我留在裁縫鋪的屏風後，會他的各種紅粉知己，天天換人。那段日子，我創意無限，胡作非為。阿維拉多的診斷沒錯，第二年，我就神清氣爽地回學校了。

聖若瑟中學的同學對爸爸的小糖丸頂禮膜拜，對我的歸來熱烈歡迎，讓我永生難忘。我沒回巴爾德布蘭克斯表哥家——他們添了個兒子，家裡住不下——改住在奶奶的兄弟堂埃列塞爾·加西亞家。他誠實、善良，在銀行工作到退休，終生熱愛英語，讓我深受觸動。他學了一輩子英語，從拂曉學到深夜，說得字正腔圓，直到年事已高，仍盡力說到最好。每逢過節，他都去碼頭跟遊客練口語，英語程度趕得上母語。不過，他生性靦腆，跟熟人從不說英語，他的三個兒子——都比我大——和女兒巴倫蒂娜都沒聽他說過。

巴倫蒂娜是我的好友，讀書很有靈氣，是她讓我發現了「沙子與天空」。一群年輕詩人決定以巴勃羅·聶魯達為榜樣，革新加勒比海岸的詩歌，說白了，就是「石頭與天空」的本地版。那些年，「石頭與天空」統治了波哥大詩人聚集的咖啡館和愛德華多·卡蘭薩主編的文學增刊，在西班牙詩人胡安·拉蒙·希梅內斯的影響下，意氣風發，希望一掃十九世紀暮氣沉沉的詩風。他們是五六個剛走出青春期的年輕人，強勢闖入沿海地區的文學增刊，被寄予了很大的藝術期望。

「沙子與天空」的舵手名叫塞薩爾·奧古斯托·德爾巴列，二十二歲，熱情高漲，不僅要革新詩歌的主題與情感，還要革新拼寫和語法規則。語言純正主義者視他為異教徒，院士們罵他白痴，古典派說他偏激。其實，除了那極具感染力的鬥爭精神一如聶魯達外，他是個不可救藥的浪漫派。

週日，巴倫蒂娜表姨帶我去塞薩爾家，他和父母住在最鬧騰的聖羅克區。塞薩爾骨骼健壯，不胖，淺黑色頭髮，大兔牙，和同時代詩人一樣，頭髮凌亂不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下層，四面書牆，再多一本也放不下。他父親不苟言笑，說愁眉苦臉更確切，一副退休公務員的派頭，被兒子所謂的「高尚」追求折磨得死去活來。他母親招呼我時有些扼腕，因為我跟他兒子一個毛病。為兒子，她流過太多眼淚。

對我來說，塞薩爾家是另一個世界，十四歲的我也許臆想過，但它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那天是我第一次上門，之後便頻繁拜訪，佔用了他太多時間，至今我也不明白他怎麼受得了。我甚至認為他那些天花亂墜、讓人眼花繚亂的文學理論，需要一個像我這樣瞠目結舌但又隨和的聽眾。他借詩作給我看，雖然從未聽過那些詩人的名字，我居然無知者無畏地跟他討論。尤其是聶魯達，他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我爛熟於胸，為的是回校惹耶穌會老師發飆，這些「冷門」知識他們從不涉足。那些日子，梅拉·德爾瑪致卡塔赫納的詩成為沿海地區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物件，巴蘭基亞文化圈為之沸騰。塞薩爾·德爾巴列讀給我聽，措辭精妙，聲音悅耳，讀完第二遍，那首詩就印在了我的腦子裡。

很多時候，我們並不交談。塞薩爾用他自己的方式進行創作。他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遊走於房間和過道，酷似夢遊症患者，每隔兩三分鐘就從我面前經過，突然坐下，在打字機上敲出一句詩、一個詞，或一個分號，然後站起身再走。我看著他，終於發現了詩歌創作的不二法門，心頭一陣竊喜。於是，我在聖若瑟中學打下修辭學基礎後，也如此這般初試文筆，抒發胸臆。兩年後，我在波哥大得知了這位令人難忘的詩人最後的訊息。巴倫蒂娜發來電報，寥寥數語：「塞薩爾已故。」無簽名。

在巴蘭基亞，無父母管束，我的第一感覺是自由。走出校門後，和老同學們依然關係親密，其中有課後跟我唱副歌的阿爾瓦羅·德爾託羅和常跟我溜去書店和影院的阿特塔兄弟。埃列塞爾舅公行使監護權，我住在他家唯一要遵守的是：晚上八點前必須回家。

一天，我去塞薩爾·德爾巴列家時，他不在，我就在客廳邊讀書邊等。一個超凡脫俗的女人也來找他。她叫瑪蒂娜·豐塞卡，或許是他的情人，一個按黑白混血女人的模子雕刻出的白人姑娘，聰明，自立。我和她聊了兩三個鐘頭，心情十分舒暢，直到塞薩爾回來，他們兩人一同外出——沒說去哪兒。直至那年的聖灰星期三，我才和她重逢，望完大彌撒，見她坐在公園長椅上等我。我以為那是個幽靈。她穿著亞麻繡花長袍，清麗脫俗，胸前戴著一根裝飾性項鍊和一朵火紅色的花。我記得她不假思索地邀請我去她家，根本不在意我們倆額頭上還塗有神聖的聖灰十字。她丈夫是馬格達萊納河上的一名領航員，正當班，每班十二天。她不就是請我週六去她家喝巧克力，吃奶油雞蛋餅嗎，有什麼要緊？只是這項禮節一直持續到那年年底，只要她丈夫上船，總是在四點到七點，雷克斯影院青少年場時間。我以此為由，向埃列塞爾舅公告假，和她廝混。

她的職業專長是輔導小學教師競崗晉級，有空會邀請成績優異的學生來家裡喝巧克力，吃奶油雞蛋餅。因此，週六多了個新學生，嘰嘰喳喳的街坊四鄰並不在意。偷情順利得讓人吃驚，慾火瘋狂地從三月燃燒到十一月。兩個週六過去，我就忍不住渴望成天跟她如膠似漆。

我們的交往沒有任何風險。她丈夫回城時會給訊號，告訴她輪船正在進港。第三個週六，我和她正在床上，遠處傳來一聲吼叫，她頓時緊張了起來。

「要鎮定。」她對我說。又傳來兩聲吼叫。我很怕，以為她會從床上跳起來。她沒有，反倒不動聲色地說：「我們還有三個多小時。」

她把丈夫描繪成「身高兩米一的巨形黑人，老二威猛如高射炮」。我難壓妒火，差點兒違反遊戲規則，可不是小打小鬧：我想把他宰了。她比我成熟，問題由她化解。此後，她領我走過現實生活的溝溝坎坎，像領著一匹披著羊皮的小狼。

我在學校表現極差，根本沒有心思念書，瑪蒂娜救我於水火之中。她很詫異，我怎麼會那麼孩子氣，居然為一時貪歡荒疏學業。「這很正常。」我對她說，「如果學校是這張床，你是老師，我不僅會是全班第一，還會是全校第一。」她深以為然。

「行，咱們就這麼做。」她對我說。

她沒費多大勁兒，就安排出固定時間幫我補習：解決作業難題，預習下一週的功課。她既跟我在床上親熱，又像媽媽似的數落我這兒不好那兒不對。要是作業沒有保質保量地完成，那就每三個錯罰一個週六不見面。而我頂多犯兩個錯。我的轉變被老師和同學們看在眼裡。

只可惜，她在補習中傳授給我的那個屢試不爽的方法，我讀到中學最後一年才想起來用：上課認真聽講，作業獨立完成，不抄襲，我就能取得好成績，空閒時間想讀什麼就讀什麼，自己安排，用不著辛辛苦苦熬通宵，也用不著白白擔驚受怕。服了這一劑靈丹妙藥，我在一九四二年勇奪年級第一，獲得優秀獎章及各種榮譽。但我暗暗感激的是那些幫我治好瘋病的「醫生們」。慶祝會上，我意識到往年的榮譽因為受之有愧，別人誇獎，我會姿態醜陋地千恩萬謝；最後一年實至名歸，別人誇獎，我倒理直氣壯地照單全收。不過，作為回應，在結業典禮上，我全文背誦了——不用提詞——吉列爾莫·巴倫西亞的《古羅馬競技場》，雖然比面對獅子的基督徒還要害怕，但絕對發自內心。

那年過得很順，假期我想回阿拉卡塔卡看望外婆特蘭基利娜。誰知，她卻緊急來到巴蘭基亞，做白內障手術。再見到外婆，我很開心，特別是她還捎來外公的詞典，作為給我的禮物。外婆視力衰退，卻不自知，或自知，卻不承認，直到連門也出不了了。仁愛醫院立即給她動手術，做完後，說很成功。拆去紗布那天，她坐在床上，睜開閃閃發亮的眼睛，像綻放了第二次青春，滿臉喜悅，開心地說：

「我看見了。」

醫生想知道她究竟看見了多少。外婆用全新的目光掃過房間，歷數每件物品，精確得令人髮指。醫生傻了，只有我能聽懂，外婆歷數的物品不在病房，而在老宅臥室。有哪些東西，放在哪裡，她都記得。外婆的視力此後再也沒有恢復。

爸媽非讓我放假回蘇克雷，順便把外婆帶過去。外婆比她的實際年齡所指證的要蒼老許多，腦袋稀裡糊塗，但她更愛唱歌了，音色越發甜美，歌聲也越發動人。媽媽當她是個大洋娃娃，把她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很顯然，她有意識，只是停留在過去。特別是收音機，喚起了她孩童般的興趣。她認出主播們是她年輕時在里奧阿查的朋友，因為阿拉卡塔卡老宅沒有收音機。她對他們的某些評論或不滿或批評，就各種話題與他們展開討論，罵他們有語病，彷彿對方就站在床邊。主播們不說再見，她就不換衣服。他們說再見時，她也會非常禮貌地對他們說：

「先生，祝您晚安。」

她自言自語，解開了許多有關失蹤的物品、保守的秘密或禁忌話題的不解之謎：阿拉卡塔卡老宅失蹤的水泵，是誰偷偷拿走藏在了她的箱子裡；瑪蒂爾德·薩爾莫納的父親究竟是誰，那可憐人的兄弟們認錯了人，把他一槍崩了。

見不到瑪蒂娜·豐塞卡，我在蘇克雷的假期也難捱，但她絕不可能跟我回家。我不敢相信要跟她分開兩個月。她卻不這麼認為。相反，我剛提出這個問題，她就一如既往地成竹在胸。

「我正想跟你談這事兒。」她開啟天窗說亮話，「咱們倆太黏糊了，你去別的地方讀書，對你我都好。你會發現，咱們倆的故事只是一段過往。」

我以為她在說笑。

「我明天就走，三個月後回來找你。」

她用探戈舞曲回答：

「哈，哈，哈，哈！」

我這才明白，說「是」，她多半會答應；說「不」，則沒得商量。於是，我乖乖聽話，淚流滿面，決定如她所想，改頭換面，重新做人：換城市、換學校、換朋友，甚至換一種方式生活。我有一大把獎章壯膽，幾乎不假思索、一本正經地對爸爸說，我不想回聖若瑟中學，也不想回巴蘭基亞。

「老天有眼！」他說，「我一直納悶，你怎麼會浪漫到願意有一幫耶穌會老師。」

媽媽當沒聽見：

「不去巴蘭基亞，那就去波哥大。」

「哪兒都別去，」爸爸立即反駁，「咱們家沒錢養公子哥。」

奇怪！不念書曾是我的夢想，如今真要不念了，我反倒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據理力爭，求助於一個難以企及的夢想。

「有獎學金。」我說。

「有很多，」爸爸說，「但只給有錢人。」

他說得也對。倒不是因為有徇私現象，而是獎學金申請手續複雜，具體條件又沒有很好地廣而告之。政府實行中央集權，申請人必須去波哥大。波哥大在千里之外，去一趟要八天，花銷基本等於一所好學校三個月的住宿費。再說，去了也會竹籃打水一場空。媽媽火冒三丈：

「錢匣子一旦開啟，就別想合上。」

花錢的地方多的是。路易斯·恩裡克小我一歲，先後在本地兩所學校報了名，都是沒念幾個月就輟學。瑪爾戈特和阿依達在修女小學成績挺好，打算去附近城市找個學費不貴的中學繼續念。古斯塔沃、莉西亞、麗塔和海梅暫時還不著急，可一個追著一個瘋長。這些弟弟妹妹（包括後來出生的三個）都把我看成家裡來去匆匆的過客。

那年對我來說十分關鍵。每輛花車最大的看點是精挑細選的扮成王后代表兩區賽詩的美女。我是半個外鄉人，可以保持中立，我也向來如此。可那年，扮成王后登大花車的是姐姐卡門·羅薩，孔戈維奧區的船長們請我給她寫幾首詩。我欣然應允，但我根本不瞭解遊戲規則，出言不遜，惹出了亂子；沒轍，只好再寫兩首詩和解：替孔戈維奧區的美女圓場，讓蘇麗雅區的美女息怒。事件轟動一時，人盡皆知。市民幾乎沒聽說過的無名詩人成為當日英雄。我藉此進入公眾視野，和南北兩區締結友誼。之後，我忙不迭地寫兒童劇、參加慈善義賣和慈善抽獎，甚至幫競選市政官員的人撰寫演講稿。

路易斯·恩裡克彈吉他天賦異稟，後來果然成長為一名吉他手。他教我彈高音吉他，我們倆和菲拉戴爾佛·貝利利亞變成了小夜曲之王，最大的獎賞莫過於討得姑娘歡心，她們快快地穿好衣服，開啟家門，叫醒鄰家女孩。而我們的狂歡繼續，鬧騰到吃早餐為止。那年，該組合又喜迎何塞·帕倫西亞的加盟，他爺爺家財萬貫，一擲千金。何塞天生就是樂師，任何樂器，到手就彈。他有電影明星的派頭，舞技超群，聰明絕頂，情場得意，讓人又羨又妒，卻恨不起來。

我卻是個舞盲，在羅伊塞烏姐妹家都沒學會。羅伊塞烏六姐妹先天殘疾，坐著輪椅，教舞蹈卻是一流的。爸爸向來在意名氣，如今對我另眼相看，互不瞭解的我們有了促膝長談的機會。其實，回望過去，我和爸媽從阿拉卡塔卡到巴蘭基亞、卡塔赫納、辛塞、蘇克雷，一起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三年。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經歷，有助於我深入瞭解他們。媽媽對我說：「你能和爸爸成為朋友，真好！」幾天後，她在廚房煮咖啡，又對我說：

「爸爸很為你驕傲。」

第二天，媽媽躡手躡腳地把我叫醒，對我耳語道：「爸爸要給你一個驚喜。」果不其然，我下樓吃早餐，爸爸當著所有人的面，鄭重其事地對我說：

「收拾東西，去波哥大。」

我第一反應是失望透頂，情願留下來夜夜笙歌，但還是乖乖聽話的好。波哥大氣候冷，衣服不是問題。爸爸有一件黑色蘇格蘭羊毛外套和一件燈芯絨外套，兩件腰圍都小了，我們去找神奇裁縫佩德羅·萊昂·羅薩萊斯按我的尺寸改。媽媽還給我買了一位已故參議員的駝皮大衣。她在家給我量大小時，天生有眼力的妹妹莉西亞悄悄告訴我，參議員的魂靈夜裡會穿著大衣在家中游蕩。我沒理她，但她的話真的應驗了。我在波哥大穿上那件大衣照鏡子，看見了那位已故參議員的臉。我去慈悲當鋪，當了十個比索，再沒去贖。

家庭氣氛好了許多，以至於臨別時，我差點兒落淚。可計劃在不折不扣地執行，不容傷感。一月第二週，我先在馬甘格自由自在地住了一晚，隨後登上哥倫比亞航運公司的旗艦「大衛·阿朗戈號」。同艙旅友重兩百二十磅，渾身無毛，盜用了「開膛手傑克」的名號，是小亞細亞飛刀馬戲家族唯一的後代。我第一眼看到他，覺得他會在夢中把我掐死，後來發現他外強中乾，是個心腸特別好的大娃娃。

第一晚，官方安排了慶祝活動，樂隊伴奏，晚餐豐盛。可我卻逃到甲板上，最後一次欣賞——原以為會揮一揮衣袖，沒有悲傷地遺忘——那個世界的燈火，痛哭了一場，直到天明。今天，我敢說，我想變回孩子的唯一理由是想重新享受那段旅程。之後，我念了四年中學加兩年大學，那段路來回走了若干次，關於人生這門課，每次走這段路都比在學校學得多、學得好。雨季水量充足，從巴蘭基亞到薩爾加港，逆水而上需要五天，再從薩爾加港坐一天火車到達波哥大。旱季，要是時間不趕，最有意思，旅程會長達三週。

船名都很好記，過目不忘：「大西洋號」、「麥德林號」、「卡羅船長號」、「大衛·阿朗戈號」。船長們似乎來自康拉德筆下，說一不二，為人和善，胡吃海喝，獨自在尊貴的船長室裡無法入眠。輪船慢吞吞地行駛，旅途中驚喜不斷。乘客們整日坐在甲板上，看著被人遺忘的村莊，看著張嘴靜候昏頭蝴蝶的短吻鱷，看著受船尾水波驚嚇振翅飛翔的成群蒼鷺，看著從內陸沼澤游來的鴨群和河口沙洲上邊餵養幼崽邊唱歌的海牛。在整個旅途中，人們清晨在長尾猴和小鸚鵡的喧譁中醒來，溺死的奶牛噁心的臭味常常燻得人睡不成午覺。奶牛在水裡一動不動，肚子上站著一隻孤零零的禿鷲。

如今，在飛機上很難結識朋友。當年在輪船上，學生們就像一家人，每年都會約好一塊兒走。有時，輪船能在沙灘上擱淺十五天，可誰也不擔心，繼續鬧騰。船長出證明，蓋上戒指章，晚到學校的話，以此為憑。

從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了一家人中最年輕的一個小夥子。他整天在頭等艙的甲板上拉著手風琴散步，彷彿半夢半醒，讓我豔羨不已。自從我在阿拉卡塔卡七月二十日國慶活動中聽過「好漢弗朗西斯科」演奏的手風琴曲，就一直纏著外公給我買手風琴。外婆橫插一腳，一如既往地荒謬，說手風琴是底層人的樂器。大約三十年後，我在巴黎國際神經學專家研討會上認出了當年輪船上那個帥氣的手風琴師。時光留痕：他長出了波西米亞式的鬍子，穿的衣服大了差不多兩碼。但我不會認錯，他昔日的風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沒有自報家門，而是直接發問：

「手風琴師，您好嗎？」

他十分驚訝地回應道：

「說什麼呢？我聽不懂。」

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趕緊道歉，說我認錯人了，以為他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旬在「大衛·阿朗戈號」上拉手風琴的學生。他聽了眼睛一亮，往事湧上心頭。他是哥倫比亞人薩洛蒙·哈金姆，世界著名神經學專家。他棄藝從醫，令人失望。

我注意到的另一位乘客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年輕壯實，臉色紅潤，戴眼鏡，早早脫髮，但打理得精緻，像是典型的公子哥。第一天，他就霸佔了那把最舒服的沙發椅，往茶几上堆了好幾摞新書，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讀，直到被晚上的狂歡鬧飲攪擾得無法專心為止。他穿花襯衫去餐廳，每天都不同款，一個人坐在角落，吃早飯、吃午飯、吃晚飯，邊吃邊讀，似乎沒有跟任何人打過招呼，我稱他為「不知疲倦的讀者」。

我忍不住去偷窺他讀的書。大多是艱深難懂的公法著作，他早上讀這些，圈圈點點，在空白處留批註；下午涼快，他就讀小說。其中一本讓我愕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我曾在巴蘭基亞的一家書店偷過，沒偷成。我發瘋似的想讀，想跟他借，又不敢。有一天，他讀的是《大摩爾納》，之前我沒聽說過，但它很快就成為我最愛的經典之一。而我只帶了幾本我讀過的但還沒機會重讀的書，比如，科洛瑪神父的《赫羅明》（從來沒讀完過）、何塞·艾烏斯塔西奧·里維拉的《漩渦》、愛德蒙多·德亞米契斯的《尋母三千里》和外公送我的那本詞典（我會連續看好幾個小時）。「不知疲倦的讀者」的書多得讀不完。我想說但沒說出口的是：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跟他換。

我注意到的第三位乘客當然是同艙旅友「開膛手傑克」，他會在睡夢中說土語，嘰裡咕嚕地能說好幾個小時，很動聽，我權當是清晨讀書時的背景音樂。他不知道自己說夢話，也不知道那是哪種語言。小時候，他會用六種亞洲方言和馬戲團走繩索的演員交流，母親去世後他全忘光了，只剩下母語波蘭語還記得。但我們能分辨出他說夢話時用的並不是波蘭語。給殺氣騰騰的飛刀上油、用粉紅色舌頭去舔刀刃的「開膛手傑克」是我最崇拜的人。

他唯一的麻煩，是第一天去餐廳，跟服務生說，不給他四份飯菜的話，他會餓死在船上。水手長說，要另外付費，但可以打折。他說他坐過世界各地的船，無論坐哪艘，都有權不被活活餓死。官司一直打到了船長那兒，船長用典型的哥倫比亞人的方式，決定給他提供兩份飯菜，並讓服務生工作疏忽，失手再多給他兩份。他還自力更生，用勺子去取食慾不振的同桌或鄰桌的飯菜，說些俏皮話逗人開心。除非身臨其境，否則難以置信。

我無所事事，後來，在拉格洛里亞港上來了一群學生，他們晚上組織三重唱、四重唱，把博萊羅情歌唱成優美的小夜曲。我發現他們多出一把高音吉他，便自告奮勇地去彈，下午跟他們排練，一直唱到天亮，抒發胸臆，打發閒極無聊的時光，不唱歌的人無法想象唱歌多麼讓人愉快。

皓月當空的一個夜晚，岸邊傳來撕心裂肺的哭聲。克利馬科·孔德·阿維略是位了不起的船長，他下令用探照燈尋找聲源：原來是樹倒了，母海牛困在樹枝裡，脫不了身。水手們跳下水，把它拴在起錨絞盤上，設法幫它脫困。海牛是種讓人心疼的奇妙生物，它們既像女人又像奶牛，身長近四米，皮膚柔軟，呈青色，長著大乳房的軀幹讓人想到《聖經》裡的母親。「要是繼續屠殺河裡的動物，世界很快就會滅亡」這種言論，我也是第一次從孔德·阿維略船長那兒聽來的。他禁止從船上開槍。

「想殺人的回家去殺，」他叫道，「不準在我船上撒野！」

十七年後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是個不幸的日子。朋友打電話到墨西哥，告訴我「大衛·阿朗戈號」在馬甘格港起火，燒成了灰燼。我掛上電話，有種可怕的感覺：我的青春到此為止，思念之河的僅剩之物也隨之逝去。今天，馬格達萊納河已死，河水腐臭，動物絕跡。歷屆政府反覆提及的河流整治工作尚未開始：兩岸亟須栽種六千萬棵樹，將佔用沿海私有土地的九成面積，這意味著私人業主需要僅出於愛國，就放棄現有收入的九成。

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課堂，我們和沿途城鎮的接觸短暫而又難忘，許多人的命運和這些城鎮的命運永遠地聯絡在了一起。一個有名的醫學系學生作為一個婚禮舞會上的不速之客，未經允許，邀請最美的女人跳舞，被其夫開槍打死。另一個喝得酩酊大醉，在貝里奧港娶了他愛上的第一個姑娘為妻，生了九個孩子，婚姻美滿，家庭幸福。我們在蘇克雷的朋友何塞·帕倫西亞在特內里費鼓手大賽中贏了一頭奶牛，就地出售，賺了五十比索。這在當年可不是小數目。在石油之都巴蘭卡韋梅哈廣闊的紅燈區，我們意外發現安赫爾·卡西·帕倫西亞在一家妓院的樂隊裡唱歌。他是何塞·帕倫西亞的堂兄，一年前在蘇克雷銷聲匿跡，音訊全無。樂隊喧鬧歡騰，直到天明。

記憶中最不愉快的事發生在貝里奧港一家昏暗的小酒館裡。警察棍棒交加，把我們四名乘客拉出去，不解釋，也不聽解釋，以強姦女學生的罪名逮捕了我們。到警局後，他們發現真兇已經毫髮無傷地落網：是當地的幾個小混混，和輪船無半點兒干係。

輪船最後停靠在薩爾加港，乘客們凌晨五點下船。那兒海拔高，要穿暖和點兒。人們裹著黑呢外套加坎肩，戴著圓頂禮帽，胳膊上掛著大衣，和之前聽著蛙鳴、聞著水臭——河裡盡是動物屍體——的形象迥然不同。下船時，我嚇了一跳。原來我的一個女性朋友在最後一刻說服我媽媽給我準備了特別土氣的鋪蓋卷：一張龍舌蘭纖維做的吊床、一床羊毛毯和一隻應急便盆，所有這些都卷在一張茅席裡，用吊床掛繩綁在一起，打了個十字結。樂手朋友們見身處文明社會的我還帶著這麼土氣的鋪蓋卷，忍俊不禁。反應最強烈的一個為我所不敢為：直接把鋪蓋卷扔進了水裡。那次旅行令我十分難忘，最後一幕便是鋪蓋卷順著水流，從何處來，歸何處去。

從薩爾加港開出的火車最初四個小時順著山脊往上爬，到最陡處，會向下滑增加向上的衝力，然後再試著上升，像條龍一樣呼哧呼哧著。有時需要乘客下車，以減輕火車重量，爬過山頭再上車。沿途的小鎮冰冷淒涼，車站冷冷清清，只有一輩子都在那兒賣東西的人守在那兒，從車窗塞進煮好的又肥又黃的整雞和可口的白色土豆。我就是在那兒第一次感到寒冷，那種感覺很陌生，看不見摸不著。幸好黃昏時，視野突然開闊，綠色的草甸似大海般伸到天邊，美極了。世界安靜了，動得快起來了，車廂裡的氣氛也為之一變。

我已經把「不知疲倦的讀者」拋到九霄雲外了，他卻突然冒出來，急不可耐地坐到了我對面。簡直不可思議。他喜歡我們晚上在船上唱的一首博萊羅，請我幫他寫下來。我不僅寫了，還教他唱。我驚訝地發現，他聽力好，嗓子也好，單獨唱第一遍的時候就既準又好。

「那個女人聽了一定會暈死過去！」他容光煥發，神采奕奕。

我這下明白他為何急不可耐了。自從在船上聽我們唱了那曲博萊羅，他就覺得那是對女友最好的表白。三個月前，他的女友在波哥大送他離開；那天下午，她會到車站接他。那首博萊羅他聽過兩三遍，能唱幾句，見我一個人坐火車，決定請我幫個忙。我也壯著膽子，專門提到——無關其他任何事——有本書很難找，居然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他著實很驚訝，問我：

「哪一本？」

「《雙重人格》。」

他開心地笑了。

「我還沒看完，」他說，「但這是我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之一。」

他只說了這些，然後為那首博萊羅向我致謝，緊緊握手告別。

火車減速，經過堆滿生鏽物件的棚屋，停靠在一個陰暗的碼頭時，天漸漸黑了。我趕在人群把我撞倒之前，提著箱子往外走。正要出站，有人大叫：

「年輕人！年輕人！」

我回頭看，好幾個年輕或不那麼年輕、跟我一起跑的人也回頭看。「不知疲倦的讀者」從我身邊走過，沒停下，遞給我一本書。

「願您喜歡！」他喊道，隨後消失在人群中。

是那本《雙重人格》。我懵了，都沒反應過來剛才發生了什麼。我把書放進大衣口袋，頂著傍晚的寒風走出車站。我精疲力竭，把箱子放在站臺上，坐在上面喘氣。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站在海拔兩千四百米的地方，寒風凜冽，呼吸困難，細雨裹著煙垢，只看得到冰冷陰森的街角。

我凍得要命，等了至少半小時。應該有人來接我，爸爸給他的親戚、我未來的監護人堂埃列塞爾·託雷斯·阿朗戈發了封加急電報。那時令我憂心的不是有沒有人來接，而是身處異鄉，舉目無親，坐在一隻墳墓般的箱子上的恐懼。突然，一個男人下了計程車，他打著綢傘，穿著長及腳踝的駝皮大衣，很體面。儘管他對我視而不見，揚長而去，但我明白他就是我的監護人，可我不敢跟他打手勢。他跑進車站，幾分鐘後，又絕望地跑出車站。他終於看見了我，指著我問：

「你是加比託，對嗎？」

我真誠地回答：

「差不多吧！」

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其他小說

《百年孤獨》《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回到種子裡去》《霍亂時期的愛情》《迷宮中的將軍》《世上最美的溺水者》《愛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