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見地與新意的文章，與大家共賞.

---------------------------------------------------

再過兩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用中國的老話說，這個新中國成立已將一甲子。我以為，今天已經很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來重新認識中國1979年以來的改革，而不宜再象歷來那樣把改革論述僅僅侷限於「後79」的近三十年。把改革論述僅僅侷限於「後79」，不僅人為地割裂了新中國前三十年（1949－1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歷史連續性，而且這種論述往往隱含著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的強烈傾向，這就是很多人在強調中國經濟改革高度成功的時候，總是首先隱含著一個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三十年才能夠解釋後三十年中國的改革成功。而另一方面，我們在近年來也看到另一種日益強大的論述，這就是在批評目前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時，許多論者往往走向用時代來否定時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來否定其後三十年。可以說，近年來中國社會內部有關改革的種種爭論，已經使得新中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關係問題變得分外突出。這實際也就提醒我們，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

新改革共識的形成

我個人認為，無論從哪種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完全對立起來的論述都是有失偏頗的，而且難以真正解釋共和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首先，無論中國社會現在存在多少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問題，但我以為仍然必須強調，中國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幾乎是前無古人，甚至是後無來者的。世界銀行行長（前美國國防副部長）最近說，過去25年來全球脫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67%的成就應歸功於中國，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使得4億人擺脫了貧困。這種巨大成就是實實在在的，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強調，無論中國的農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狀況仍然存在多少問題，但把中國的農民和工人說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不符合事實的。總的來說，改革以來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顯的實質性提高，中國基本解決了歷史上長期無法解決的「捱餓」問題，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毫無疑問，九十年代以後的改革導致貧富差異的日益擴大，從而使社會公平的問題成為當代中國的頭號問題。但也正是在這裡，我想指出，晚近以來關於改革的種種爭論，實際不應該簡單地說成是「改革共識的破裂」，恰恰相反，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一種「新的改革共識的形成」。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就是強烈要求中國的改革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優先」，要求改革的結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數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確「以人為本」的目標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長。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實際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最強大公共輿論，並且已經促成近年來中國政府和執政黨改革方針的重大調整和轉向，這就是新政以來「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基本綱領的提出。在2005年底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強調，中國的改革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誠然，這種新改革共識會受到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但我們應該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開地反對這種「新改革共識」，換言之，「新改革共識」的輿論威力不容低估，這種共識現在至少已經形成了對利益集團的一定製約作用。

新改革共識與當代中國的三種傳統

我認為，上述「新改革共識」的逐步形成，實際是共和國六十年整體歷史所形成的某種綜合效應，亦即「新改革共識」實際首先帶有調和共和國前三十年曆史與後三十年曆史之張力的傾向。如果說，「舊改革共識」往往帶有否定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傾向，那麼，「新改革共識」實質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國前三十年形成的傳統重新整合進來。更進一步說，「新改革共識」實際可以看成是當代中國三種傳統相互作用的結果。

如我近年來所指出，我們目前在中國可以看到三種傳統，一個是改革二十八年來形成的傳統，雖然時間很短，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很多觀念包括很多詞彙基本上都已經深入人心，融入為中國人日常詞彙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基本上是以「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包括很多為我們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權利等等。另外一個傳統則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時代的平等傳統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表現得非常強勁，從90年代中期以來就有關於時代的很多重新討論，而九十年代後期以來這個毛時代的平等傳統更是日益強勁。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會想到，但今天卻已經無人可以否認，時代的平等傳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生活當中的一個強勢傳統。最後，當然就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即通常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傳統，這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當中的主要表現簡單講就是注重人情鄉情和家庭關係，這在中國現在的許多電視劇特別是家庭生活劇以及講結婚離婚的日常倫理劇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種傳統的並存是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大陸非常獨特的國情。如果我們以香港社會作為對照的話就可以看出，香港社會有上面說的第一種傳統（市場和自由的傳統）和第三種傳統（注重人情鄉情的傳統），但香港社會沒有上面說的第二種傳統，即沒有強烈追求「平等」的傳統。因此儘管香港社會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這種不平等，但不平等的問題在香港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美國作對比的話則可以看出，美國有上面說的第一種和第二種傳統，即自由和平等的傳統都非常強烈而且這兩種傳統之間的張力可以說就是美國的基本國情，但美國沒有我們上面說的第三種傳統，沒有什麼人情和鄉情觀念，更沒有人情和鄉情背後的一整套文化傳統和文化心理。

中國道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

中國改革的共識形成，不可能脫離上述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即三種傳統的並存。我認為，當代中國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其特點在於這種共識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種傳統的方式來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時承認上述三種傳統各自的正當性，並逐漸形成三種傳統相互制約而又相互補充的格局。

可以說，現在的「新改革共識」初步體現了上述三種傳統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諧社會」這個概念本身毫無疑問是植根於中國儒家傳統的，這與執政黨以往強調的西方傳統的「階級鬥爭」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諧社會」的實質目標亦即「共同富裕」則是毛時代社會主義傳統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標並不可能通過排斥市場機制來達成，而仍然將通過進一步完善改革以來形成的市場機制來落實。毫無疑問，這三種傳統的合力過程將充滿張力，充滿矛盾甚至衝突，但三種傳統形成矛盾，張力和衝突，並不是壞事，而是好事，以一種傳統排斥壓倒其他傳統才是壞事。我們需要反對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遊戲」政治格局。可以肯定，無論有多少張力，中國的「新改革共識」必然要同時包融上述三種傳統，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種傳統。

有人或許會批評說，以上這種看法有否定「階級鬥爭」的取向，對此我將回答說，我們今天或許很有必要重新思考當年提出的區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國改革過程目前存在的種種矛盾張力和衝突，大多數仍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宜輕易把它們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我們必須反對任何人以「政治正確」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內部矛盾，同樣，對於現在許多人動輒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謂「性別，族群，和階級」等理論來討論問題的傾向，我們也有必要強調，男人與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同性戀與異性戀的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許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過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來和平地解決的，任何把「人民內部矛盾」擴大為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錯誤的，而且將導致政治上的災難。對西方流行的種種所謂理論，無論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我們都必須批判地加以檢討，而不應隨便拿來就套。事實上現在「太陽底下早已沒有新東西」，我並不認為當代西方種種所謂理論對我們有多少價值。中國人需要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用自己的腳走路。

從長遠的意義看，當代中國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識」，如果得到健康的發展，將有可能逐漸突顯「中國道路」的真正性格，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要形成一個象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達成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在不久前曾經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含義實際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因為首先，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明，而中華文明的主幹是儒家為主來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國」的意思表明這共和國不是資本的共和國，而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人民的共和國，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國改革的最深刻意義，就是要深入發掘「儒家社會主義」的深刻內涵，這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大課題（參見本文附錄：「關於中國的軟實力」）。

重新認識共和國六十年

從以上的視野出發，我在近年來曾借用從前中國傳統公羊學的一個說法，提出中國的改革今後需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亦即認為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的傳統，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改革成功與時代的聯絡和連續性，同時重新認識整個傳統中國歷史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將暫時擱置關於中國歷史傳統與當代中國的關係問題，而比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關於共和國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關係問題。

首先，共和國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亦即時代與時代，當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這就是鄧時代開始決定性地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強調，僅僅這個轉移並不足以保證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因為蘇聯東歐很早就放棄了階級鬥爭，很早就把一切都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可是他們的經濟改革卻不能成功。為什麼中國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改革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而前蘇聯東歐當年的經濟改革卻不成功從而導致全盤的社會解體？我們今天必須重新提出這個老問題，亦即在原社會主義國家中，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能比前蘇聯東歐國家更成功？中國改革二十八年來，經濟成就非凡，為什麼中國的改革能取得這種成功？這個問題事實上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的解釋。

我們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會記得，從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輿論界和學術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國的經濟改革。原因很簡單，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如果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國又怎麼可能成功呢？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既然同樣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如果蘇聯東歐經濟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國怎麼可能改得下去？這個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別是蘇聯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程度、哪一樣不比中國高得多？他們的農村人口比中國少得多，他們的廠長經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質當然都比中國當時高得多：到1978年前後，中國所有的廠長和經理的平均教育水準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畢業，11年高中還沒有畢業，高中畢業要12年，而蘇聯當時的經理廠長自然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學畢業。那時比較中國和蘇聯東歐的生活水準就更不用講了，他們各方面的生活水準都比中國高得多，80年代時中國人一般家裡都沒有電話，更不要說汽車了，但是蘇聯、東歐那時候電器汽車早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蘇聯東歐沒有搞中國式的，沒有中國的，他們遠比中國更早放棄階級鬥爭而轉向了經濟建設，他們也遠比當時的中國政治上更開放，為什麼他們的經濟改革搞不下去，憑什麼最落後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

對這個問題，實際可能只有一個解釋，這就是：改革能夠成功的秘密恰恰在於時代，特別是決定性地破壞了中國建國後想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努力。這裡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說法，時代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的和等確實對當時的中國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這種破壞同時是一種「創造性破壞」，這就是破壞了中國變成蘇聯式計劃經濟的方向，創造了中國經濟體制在改革前就已經不是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結構，從而為時代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礎。

的「創造性破壞」奠定改革的基礎

搞破壞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把中國88％的工廠的管理權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轄範圍，而把它們轉交給各級地方政府管理，把財權、企業權統統給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區、而且各縣都有自成一套的工業，這就是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主張，要求每一個縣都可以自己發展工業。1961年以後劉少奇把所有的工廠都收回中央管轄，但1964年以後又開始把所有的經濟下放給地方，提出要「虛君共和」，反對一切由中央管轄。當時說的罵人話非常有名：從地方上收編中央的企業統統都拿出去，連人帶馬都滾出北京去。到，1968年甚至根本沒有計劃，整個國家沒有國民經濟計劃，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從到，實際上把中國當時力圖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

以上的故事雖然人所共知，但人們通常都把它看成是的破壞成性，很少有人認為的這一系列行為恰恰為以後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礎。因此這裡我願引用一個美國學者的研究，這個美國學者既不是，也不是親中派，而是後來曾任克林頓第二屆政府的遠東助理國務卿，亦即美國政府的亞洲事務最高官員，中文名字是謝淑麗（susanshirk）。但在她當官以前，曾出版一本專著，叫做《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politicallogicofeconomicreforminchina）。這書是根據她從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國實地考察的結果寫的，是1993年出版的。這個書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為她實際覺得，中國經濟改革的這個「政治邏輯」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邏輯的，而蘇聯的改革則是比較符合西方邏輯的。問題是，為什麼符合西方邏輯的蘇聯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邏輯的中國改革卻反而高度成功？這就是她實際提出的問題。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給他自己設定的目標，自然不是要把蘇聯瓦解，他希望蘇聯像中國一樣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的目標是一樣的，但是成功了，卻搞垮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國的教育水準、經理的水準、工業化的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和蘇聯怎麼能夠相比，怎麼會中國是成功了？

她寫這個書最早的出發點，實際也是象其他西方學者那樣，認定中國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帶著這個基本問題詳細考察中國以後，她在西方學者當中是比較早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有可能走出來，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實際就是，中國改革和蘇聯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是在奠定的「分權化」的軌道上進行的，而這是蘇聯無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點在於，由於的的「」和他的，使得中國的中央計劃經濟從來沒有真正建立過：不斷的破壞中國建立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作，使得中國實際在改革前就從來不是一個蘇聯意義上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這個美國學者實際認為，如果沒有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定會成為象蘇聯東歐那樣的失敗過程，亦即如果中國像蘇聯那樣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話，那麼就沒有理由想象中國的改革會與蘇聯東歐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來。

作者「仙人」的其他小說

《仙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