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伊科公園。」

我們倆誰都不知道也不關心我說得是否正確。

我漸漸認識到，伊麗莎白突然變換話題向來都是出於一個好理由——通常是為了某人的安全考慮，很可能就是我的。我也在集市上觀察過她，我很清楚，沒有哪個課堂曾教會了我這麼多。剛果人都有第六感，我稱之為社會感。這是一種第一眼就能知人知面也知心、考量各種交易可能性的洞察力。這種能力猶如呼吸般必須。生存乃是持續的協商，因為你得偷偷摸摸地換取政府假裝提供、實際上不曾提供的各種服務。在這個由其領袖設定了絕對腐敗標準的國度裡，我該如何描述此處生活的複雜性呢？在金沙薩，你甚至連個信箱都沒法擁有；你剛租好一個信箱，郵政部長就會把你的信箱賣給出價更高的人，而那人一齣門就會把你的信扔到馬路上。郵政部長會合情合理地爭辯說，舍此他也別無他法，他得養家餬口——每週他的工資袋都空空如也，上面還印著一則宣告，說這是緊急經濟措施。同樣的爭辯也會出現在電話接線員口中，只有當你明確告知他你把裝了賄金的信封留在了金沙薩的某個地方之後，他才會為你打通撥往國外的電話。處理簽證和護照的辦事員也是如此。對外面的人來說，這兒一片混亂，其實不然，這就是協商，無限有序，無窮無盡。

身為金沙薩的一名白人婦女，我對這裡的人而言意味著各種可能性。但哪怕是一名黑人婦女，只要拿著和我一樣的手包、穿著和我一樣的皮鞋走在馬路上，也會有人接近。我永遠都無法適應這種情況。上星期，一個年輕人走上前，直截了當地問我要三千紮伊爾幣，又一次讓我大跌眼鏡。

「蒙黛萊，他不是真的問你要三千紮伊爾幣。」伊麗莎白平靜地說道，當時我們已經把話題轉換到有多麼多麼想吃菠蘿。他是在開啟一扇交易的大門，她這麼解釋道。他有東西要出售，也許是內幕訊息、黑市商品，或未經認證（因而價格也更便宜）的長途電話接線員的名字。這種事她已跟我解釋過不下十幾次，但只有當我親眼見識到，我才恍然大悟。在金沙薩，任何人想要任何東西，無論是一次腎結石手術還是一張郵票，都得為之精打細算、討價還價。剛果人早已習慣這一套，還衍生出了上千種捷徑。他們通過研究彼此的穿著和性格來歸納對方的期望，討價還價的流程早在說話之前就已開始籌備。如果你對這種微妙的交談一無所知，那一旦開標，比如「夫人，我想問你要三千紮伊爾幣」，你就會被驚得目瞪口呆。我聽說過外國訪客抱怨剛果人貪婪、天真、效率低下。可見，他們什麼都不懂。剛果人是生存方面的行家裡手，其洞察力更是敏銳得難以置信，那些不夠敏銳的老早就夭折了。適者生存。

我想，很久以前，我其實就從阿納托爾那裡瞭解到一些這方面的情況了，在他解釋為什麼要翻譯父親的佈道詞那會兒。那根本不是什麼充分無遺的傳教熱情，而只是向可能入教的會眾開啟交易的平臺。那一天，我對阿納托爾的智慧有了十倍的認識。如今回首往事，我也得對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重新做一番理解。每天纏著我們要錢要食物的孩子並非蠢笨的叫花子。他們早已習慣把多餘的物品拿出來分發的觀念，所以根本摸不透我們為什麼會只顧自己。提議娶我姐姐的酋長當然不是指望父親真會交出他那隻牢騷滿腹的白蟻！我認為塔塔·恩杜是在溫和地暗示，在這幾近饑荒的時刻，我們已成為他的村子的負擔。當地人容留這種負擔的辦法是重組家庭。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想法毫不靠譜，那還是另尋高就為好。塔塔·恩杜下起命令來當然是頤指氣使的，甚至還要求村民在教堂投票，以羞辱我的父親。但在事關生死的場合，我現在才發現，他卻有著難以理解的禮貌。

扎伊爾人如此高的天分和外交手腕只能消耗在基本的生存上，而鑽石和鈷礦中的財富卻每天都在從我們的腳下溜走，這著實令人悲從中來。「這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我提醒兒子，直到這句話融入了他們的睡眠之中，「這只是一個窮人的國家。」

晚上當然沒看見工資的影子，更別提什麼補助金了。但阿納托爾回家的時候卻因全體罷課而興奮不已，晚餐時他一直用平靜的語調說著這件事，仍像往常那樣，用的是代號和假名。任何對這類資訊的知情都會危及孩子們。但我相信今晚，就算是珍珠港事件也會繞開他們，畢竟他們在如此專心致志、狼吞虎嚥地大嚼木薯呢。為了能多吃一會兒，我用左手掐下一小塊一小塊，再用右手餵馬丁。他每嚥下一口，我都能感受到他有多想吃。

「最近我要抽一天時間，」我宣佈，「帶上我的弓箭，從宅邸的柵欄溜進去。」蒙博託在金沙薩的宅邸坐落在一座公園之中，幾匹斑馬和一頭可憐的大象就待在公園裡扒草吃。

帕斯卡一聽就來了勁兒。「哦，媽媽！我們去把那頭大象殺了吧！」

帕特里斯清醒地提醒我們，他認為弓箭是射不穿大象皮的。

帕斯卡才不管呢。「你見過它嗎？媽媽的箭會把它射翻的，啪！庫發！」

伊麗莎白則思慮周詳地問：「蒙黛萊，你要怎麼煮大象肉呢？」

我們能吃的就是木薯、木薯、木薯。無論是帶番茄皮的粉色木薯，還是帶水芹葉的綠色木薯，終究還是木薯。如果能弄到大米或大豆，就不但能解饞，還可以平衡我們的氨基酸，否則，我們的肌肉組織就會消化自身——這個過程還有個獨特的名字，叫誇希奧科。當我們剛剛搬到基蘭加的時候，我記得自己還以為當地的孩子肯定吃得太多了，因為他們的肚子全都脹鼓鼓的，往外凸著。現在，我知道那是因為他們的腹肌太弱，沒法讓肝臟和腸子待在原來的位置。我在帕特里斯身上看到了這種苗頭。在金沙薩，任何食物要到達我們手上，都必得從內陸乘著破爛的卡車穿越根本無法通行的路面，所以即便你能找到吃的，那價格也貴得離譜。有時候，阿納托爾會提起我們很久以前的一次談話，當時我想解釋清楚在我們家那裡是怎麼種莊稼的，如何在遠離消耗食物的人群的地方，耕種成片成片的田野。如今我理解了他為什麼不安。這個主意很糟糕，至少對非洲來說是如此。這座城市是外國人所謂的「效率」錯植於這片土壤上的產物。這是個很糟糕的主意。住在這裡，沒人會懷疑這一點。這裡是飢餓、傳染病、絕望的聚集區，卻偽裝成了一片機遇之地。

我們甚至沒法自己種莊稼。我的確嘗試過，就在我們家後門的金屬門框旁邊，晾衣繩的下方。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幫我清出了一小塊地，最後終於產出了幾束蒼白的、髒兮兮的芹菜和豆子，卻在一夜之間就被鄰居家的山羊啃了個精光。那戶人家的孩子看上去太餓了。（那山羊也是。）我無法為這樣的贈予感到遺憾。

至少，我們還有餘地，我們還可以離開。在內心深處，我始終覺得，我們可以去亞特蘭大再做嘗試。為了阿納托爾能在這兒教書、組織當地人進行一些活動，我們留在了這兒，靠清湯寡水的工資度日，但我們仍然擁有鄰居們無法理解的優勢。我帶兒子去美國打了疫苗，這種疫苗在扎伊爾無論什麼地方連個影兒都見不著。我看著他們全都活著來到這世上，而且誰都沒有因天花或肺結核夭折。我們比大多數人都要幸運。然而在這裡，最讓人難以承受的是窗外的風景。城市是一座塵土色的陰鬱家園，讓我患上了想念內陸生活的思鄉病。在比柯基和基蘭加，至少我們總能從樹上摘到點東西。沒有哪一天，我們沒見過花朵。時疫有時候會將村子毀滅，但它們總會終結，不會傳播得太遠。

我有時會好好地笑話一番以前的自己。記得我和姐妹們曾神經過敏地列出我們能指望的家底：橙子，麵粉，甚至雞蛋！即使在傳教生涯最低潮的時期，照基蘭加的標準，我們仍富有得不可思議。難怪我們不小心擱置在門廊上的任何一件傢什都會在晚上找到一個新家。難怪當我們抽出口袋內襯表明自己有多窮時，鄰居的女人們都會在我們家門口緊鎖眉頭。鎮上的人甚至連口袋都沒有。他們看著我們時的感受，就好比我此刻站在蒙博託童話般的宮殿門口對他怒目而視，而他則聳聳肩，把雙手深深地埋進被他奪來的亮閃閃的礦脈之中。

「我記得你說過，剛果人不信獨享財富那一套，他們相信自己的東西用不完就應該分享出去。」有一次，我對阿納托爾這樣說，想要來場辯論。

但他只是哈哈笑了起來。「你想說誰，蒙博託嗎？他現在甚至都不算是非洲人。」

「好吧，那他是什麼？」

「他就是個供白人擺佈、人盡可夫的女人。」

阿納托爾是這麼解釋的：如同故事裡的公主，剛果生來富有，卻招來嫉羨，引得各地的男人紛紛垂涎，都想在她身上予取予求。美國現在成了扎伊爾經濟的老公，卻不怎麼講道理。又是大肆剝削，又是裝作高人一等，還美其名曰要使她免受本性裡的道德淪喪之累。

「哦，我完全瞭解那是種什麼樣的婚姻。」我說，「我從小就親眼見識了這麼一樁。」

但我到現在才恍然明白，母親最後將我們家的每一件物品搬到屋外，是作為告別基蘭加的禮物。有這樣的妻子，也有那樣的妻子。我們中間只有身為異教徒的母親才懂得何為救贖。

我們其他人大概都是後來才明白的。上帝讓我們活得夠長，就是為了讓我們懲罰自己。一月十七日，盧蒙巴與露絲·梅之死，那天仍舊是令我們家黯然神傷的日子。阿納托爾和我無語凝望著遠方，望著自己內心的悔恨，如今這悔恨再也不會與我們分開了。一月的晚上，我常被噩夢驚擾，我伸展開身體懸在水面上方，試圖保持平衡。當我回望岸邊，那兒的一排雞蛋卻倏忽成了飢餓孩童的臉蛋。然後我又墜入憂鬱的絕望，不得不將一座在我手中崩塌的山脈移走。我驚醒的時候已然渾身溼透，發現阿納托爾的身子就在自己身邊，這才如釋重負。但即使是他的忠誠也無法卸去我肩頭的重荷。「神啊，求你按你的豐盛的慈悲憐恤我。」在半夢半醒間，在我徹底清醒，進入這沒有父親、也無法指望慈悲的世界之前，我念起了禱詞。

阿納托爾說，反覆做夢是得過惡性瘧疾者的通病。當我緊張或悲傷時，我也會成為絲蟲的獵物，渾身瘙癢難耐。那是一種微小的寄生蟲，會爬入你的毛孔，時不時地發作一番。非洲有成千上萬種方式融入你的皮膚之中。

我們在金沙薩的生活其實包含著很多慈悲，比大多數人所能指望的更多。我還不必去幹掉蒙博託的大象。曾有一段時期，我甚至還帶回家過一份豐厚的薪水。當時我幫美國人幹活掙工資，自我安慰說，如此一來我至少可以在城裡自己住的那個小角落裡向小販們散點美元。因為可以肯定的是，外國的資金援助無論如何也送不到他們手上。

恩甘巴夫人，英語教師，是我的新身份。結果我發現，這身份就像本篤會的修女服那樣讓我很惱火。我在美國人聚居區裡的一所特別學校教書，那些美國人是來這兒建造英加－夏巴輸電線工程的。出資建造英加－夏巴輸電線工程，是美國贈予剛果的一份結婚大禮。這條龐大的輸電線路穿越一千一百英里的叢林，將利奧波德維爾南邊的水電大壩同南方偏遠的夏巴礦區連線了起來。專案引入了普渡大學的工程師、得克薩斯州的一幫粗人及其家小。他們全都住在利奧波德維爾郊外一座名為「小美國」的怪異小城裡。每天清晨我都要乘巴士去那兒，給這些從事該宏偉工程的人家裡毫無詩意的孩子們上課，教他們語法和文學。他們面色蒼白，背井離鄉，抱怨在這裡看不到某些聽上去有點可怕的電視節目，那些節目名稱裡都有邪惡、條子、危險之類的詞兒。說不定，他們離開剛果的時候，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曾真真切切地被邪惡、條子、叢林裡蛇患肆虐的危險包圍過。這片聚居區猶如監獄，路面和房子整齊劃一，最外邊圍著帶刺鐵絲網。孩子們也像囚犯似的，只要找到任何尖銳的東西，就會打打鬧鬧。他們取笑我的著裝，叫我「秋葵夫人」。我可憐他們，蔑視他們，默默地希望他們能坐第一班船回家。我時常受到警告，因為校監認為我「態度」有問題。但他只能容忍我，因為找不到人代替。到第二個學期結束時，我就辭職了。

那地方讓我毛骨悚然。我會在「一月十七日巷」盡頭的街角乘上巴士，趕在晨曦初露之前在路上顛簸著打半個小時的盹兒，然後睜開眼睛，進入另一個世界。聚居區內有一排排閃亮的金屬房屋和幾十家烈酒吧，在拂曉時分金光閃耀，散發著新鮮嘔吐物和碎玻璃的光暈。巴士會嘶嘶響著剛好停在大門內，進行怪異的交接儀式：我們這些老師和女傭下車之後，巴士就會載上疲態盡顯、蓬頭垢面的妓女。剛果女孩，染著漂白的橘色頭髮，蹦著一兩個粗俗的英語字眼，昂貴的美國胸罩的吊帶從緊繃的襯衫裡滑落至肩頭。我想象得出她們回到家後，疊好這身制服，裹上纏腰布，再去集市趕集的情形。就在我們全都站在那兒，彼此眨巴著眼睛，找不著北的時候，聚居區的卡車呼嘯著從我們身邊駛入叢林，車上載著顯然（從妓女可以推斷）一刻都沒合過眼的男人們。

這一年間，我看著這些粗俗的外國人鋪好幾千英里的臨時路面，以供運載電纜、機床或鈑金。這條路沿途的村民們卻仍舊過著沒有電、機床或鈑金的日子。順便說一句，夏巴省瀑布轟鳴，要自己發電簡直綽綽有餘。但如果電力源自首都，礦井就可由蒙博託親手點亮。只要民眾有一絲反叛的跡象，他就能拉閘斷電。畢竟，加丹加省就曾想分離出去。我在那兒上班的時候，我們都相信，就這項奇異的工程而言，這也算是個說得過去的理由。

離職後，我們瞭解到了更多情況，足夠讓我去詛咒自己對英加－夏巴專案做出的那份微薄貢獻。它並不僅僅是一項走入歧途的工程。它包藏著禍心。輸電線壓根兒就沒打算架起來過。由於沒法維護、檢修這橫亙於黑暗之心的設施，工程師們只能眼看著這頭巨獸剛剛架好了前端，尾巴就崩塌殆盡。整個工程最終被清理得乾乾淨淨，與森林裡的樹被切葉蟻採集一空如出一轍：螺母，螺栓，任何一種可用於苫蓋屋頂的材料都漸漸融入了叢林之中。任何人都能預測到這個失敗。但恰恰由於向剛果貸款了十多億美元架設輸電線，世界進出口銀行便得到了取之不盡的債權。我們得從現在起就用鈷礦和鑽石來償還，直至時間盡頭，或至少到蒙博託任期結束。這是個熱門遊戲，不知會先等到哪個。由於現在背上了幾十億的外債，我們獨立的任何希望都被戴上手銬銬入了債務監獄裡。如今，黑市倒是要比合法經濟市場健康得多。我見過人們把扎伊爾幣用作修補牆面裂縫的材料。外國人非法盜礦販礦的手段不可謂不徹底，我們的鄰居法屬剛果雖不見一處鑽石礦，卻也成了世界第五大鑽石出口國。

若說還有什麼沒被送出這個國家，那就得到國王的餐具室裡看看了。就算我姐姐蕾切爾和威廉·莎士比亞先生合力創造一個放縱奢侈的專制君主，也無力超越蒙博託。他正在建造一座宮殿，仿照的是他的朋友伊朗國王在其國內的原型。宮殿就建在他的祖籍戈巴多萊。他們說那裡四周有高牆護衛，他弄來了肥肥的孔雀在庭院裡昂首闊步，還在刻有摩爾式紋樣的銀盤上啄穀粒吃。點亮宮殿的汽油發電機發出恐怖的咆哮聲，日日夜夜從不停歇，將附近地區的猴子全都嚇跑了。空調系統必須全天候開啟，這樣才能避免叢林的酷熱損毀他宮殿裡枝形吊燈上的金葉裝飾。

我都能想象到。宮殿的高牆外，戈巴多萊的女人們蹲坐在各家的院子裡，把木薯擱在撿來的車軲轆裡燒煮。如果你問她們獨立是什麼意思，她們會立刻怒容滿面，揮棍子把你趕走。還嫌不夠煩人哪，她們會說。各個鎮子都有了新名字，記都記不住，現在還得互稱公民了。

在金沙薩市區，許多酒吧都有電視機，每天晚上七點，蒙博託都會頭戴豹皮帽，在螢幕上閃爍不歇，為的是將我們國家聯合起來。「有多少父親？」他在電視節目裡一而再再而三地問，而他那錄影裡的觀眾就會回答：「一個！」

「有多少部族？有多少黨派？」他繼續提問，「有多少主人？」

每一次，那些忠心耿耿的聲音都會尖叫：「穆庫！一個！」

影像跳躍閃爍，公民們或是喝啤酒，或是各忙各的。蒙博託說的是自己部族的語言，大多數人根本就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