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鎮，農業站也幾近荒棄。辛巴們雖未在此地安營紮寨，卻仍將歐洲人的地盤清理得乾乾淨淨。種植園裡到處都是殘磚碎瓦。（在我的想象當中，是那些橡膠工人被砍掉的幽靈之手把這裡拆除的。）僅剩下的一棟樓裡有座圖書室，正是阿納托爾小時候當用人時自學英語讀寫的地方。在我的請求之下，我們就在那個房間裡成了婚，由村長主婚。婚禮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圖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賜福，並給母親帶去了一束紅色的九重葛。伊麗莎白姨媽在我們肩頭披上了傳統的婚紗，叫作恩佐勒，這種漂亮的超大纏腰布象徵了百年好合，還可以當床單用。

在鼎盛時期結束之後，種植園主的宅院裡有部分房間曾被用作軍隊的庫房、產科醫院和山羊廄。如今的計劃則是用來作學校。科基拉維爾的部長頗為欣賞阿納托爾，所以對他坐過牢的記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仍聘他當該地區中學的校長。我們還想推出農業拓展專案，培訓以前在橡膠種植園工作的工人種田、自給自足。我自願去診所幹活，一名幾內亞醫生每個禮拜會從科基拉維爾過來一次，給嬰兒打疫苗並看診。儘管我們吃盡了苦頭，但去年秋天，阿納托爾和我仍是風雨同舟，高聲宣講著「獨立」。我們說出這個詞的時候，會抬眼望天，彷彿那是一隻神奇的鳥兒，我們可以呼喚它，讓它自空中下凡。

之後發生了很多事，讓我們的希望日趨渺茫。但每件事都發生得太快，猶如魔術師在變戲法——外國黑手輪番在幕後操縱，白人國王換了一個又一個。黑人只是被推上臺前的面孔。蒙博託的美國顧問甚至在這裡發起過一次選舉，後來卻惱羞成怒，因為當選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託萬·基贊加，盧蒙巴的副官。於是，他們就派軍隊闖入國會，重新選了一次，好扶蒙博託上臺。

「如果美國人想教我們民主的話，那這堂課實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納托爾評論道。

「刺激得讓人大氣都不捨得喘上一口。」我也贊同。

他說我有多重人格：說林加拉語時，甜美、母性；講英語時卻盡是嘲諷。我告訴他：「盡瞎說——我說法語的時候，還是掃雷艦呢。那哪種人格讓你最惱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額。「最讓我惱火的是，我竟然這麼愛我的貝埃內。」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嗎？當鄰居或學生們問我的國籍時，我告訴他們我來自一個早已不存在的國家。他們都相信。

最近幾個月，政府發給我們的薪酬日漸縮水，從接近於零淪落至徹底為零。我們告訴共事的人們，不必僅僅因為缺少資金就氣餒。但我們知道，哪怕是在私下裡抨擊蒙博託，都會冒腦袋被砸開的風險，這自然會讓我們氣餒萬分。我們靠自己能找到的東西過活；聽說有朋友們的訊息時，總會先深吸一口氣。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納托爾的其他兩名學生，在南邊的一條路上被軍隊殺害了。帕斯卡的背包裡裝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響的二戰時期的手槍。我們是在聖誕節那天聽說這件事的，當時法因坦和賽琳·福爾斯前來拜訪我們。他們現在住在基貢加，在他們之前說過的那座萬巴河邊的傳教團醫院裡。能看見他們，我自然很高興，但每次重逢都會帶來可怕的訊息。他們離開後，我哭著入了眠。我幾乎已經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開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夢中，猛地推開一扇扇窗子，讓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麼樣的大膽舉動，讓路上的某個軍官注意到了他們？會是因為我愚蠢地教給了他某個英語單詞，才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嗎？就像我們無知地讓家裡那隻鸚鵡學會了髒話，害它一命嗚呼。

這就是與我們同生共息的那種瘋狂和恐懼。我們的鄰居既害怕蒙博託手下計程車兵，也害怕蒙博託的反對者，辛巴們。後者猶如獅子般在剛果北部尋釁獵殺。辛巴們遷怒於所有外國人情有可原，但其行為卻日益離譜。我們在短波電臺上收聽到各種暴行，之後又在蒙博託的官方新聞播報裡聽到更誇張的版本，很難知道何者為真。大多數時候，我想的是我們要吃什麼，讓看管孩子這件事佔據我的頭腦。我的確不怎麼害怕辛巴，儘管我是白人。阿納托爾極受尊敬，我和他的聯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過或許也不能。正義的行事方式充滿神秘。

父親仍繼續慘淡經營著他的「耶穌是班加拉」教堂。福爾斯夫婦還帶來了一個壞訊息：父親在某種狂躁的狀態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車到達了基貢加的傳教站，嚷嚷說自己體內滿是毒素，火燒火燎地讓人難受。他聲稱自己生吞了一條活蛇。傳教團的醫生給了他奎寧和驅蟲藥。花錢可以讓蟯蟲滾蛋，但綠曼巴蛇卻不太可能被驅走。可憐的父親。如今，他已徹底離開了基蘭加，沒入叢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時，入夜之後，我會想，也許他已經死了，而我還不知道。在黑暗中，這種想法摧人心肝。於是我躺在那兒，醒著，醞釀著搜尋他的計劃。但到了白天，滿腔的怒火又將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著告訴自己再也不要去理會父親。我沒法獨自行動，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這個險。我很清楚現在他對我來說就是個危險。

他對許多人來說都是個危險，且向來如此，我想道。當年法因坦和賽琳回基蘭加見到我們那個走入歧途的傳教據點時，想必已是大驚失色。我們就睡在他們住過的房子裡，卻與他們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將他們的鸚鵡逐出家門，任其自生自滅。而基貢加的那個傳教團醫生想必也已發覺父親是個奇葩——一名頭髮蓬亂的牧師，肚子裡竟然還有條蛇。那位醫生明知危險，仍和家人繼續留在這裡。法因坦認為，他們來自南部某個地方，佐治亞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訪他們，用自己的母語，用我舌頭上生出荊棘前就已知曉的英語，與他們交談。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鄉，美國披著傳教士的偽裝降落到我家門階上。還有別的人也沒有回去，像我一樣。但他們似乎都理直氣壯，覺得就應該留在這兒，那是信仰紮下的根——法因坦·福爾斯便是一例，還有那些偶爾現身的陌生人，他們問我能否幫個忙，傳個資訊，或代為儲存一盒藥品，直到找到船把藥品送往上游。我很高興能為他們做一頓飯，在地上弄個鋪位，就為了能聽一聽他們的故事裡流露出的善意。他們和父親實在不像。沒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著空虛，所以，能聽聽這些男人柔聲講述他們在茅草苫頂的棚屋裡組織醫療團隊、和村裡的婦女一起蹲著栽種大豆、為學校安裝發電機等種種事蹟，確實是種安慰。他們冒著被蒙博託發現的危險，忍受著窮鄉僻壤種種難以想象的寄生蟲，留在了這裡。在昂德當夫婦和他們的同類逃離這個國家後，他們不忍看到這裡的兒童只能坐以待斃、忍飢挨餓。正如福爾斯修士很久以前對我們說的那樣：有這樣的基督徒，也有那樣的基督徒。

但形形色色的來訪者終究難得一見，大多數時候，日子完全一成不變地過著。我覺得，如果說這種生活無聊，聽起來實在好笑。若我小時候試過去想象如今在叢林裡的這般生活，應該會被這種冒險經歷驚呆吧。我現在倒也是挺呆的，卻是因為艱難生活的單調乏味。到了晚上，我們就癱倒在床。我成天在大豆田、灶間、集市、診所，以及我在農業學校開授的營養班之間來來回回。每一天，我都在懷疑自己吸收的資訊不及給出的多。而卡路里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我們有木薯和甘薯可以填飽肚子，可是蛋白質比鑽石還要稀有。為了一個雞蛋、幾把豆子、一隻珍貴的雞或幾條新鮮的河魚，我整天都要討價還價。要不然就搭個順風車去科基拉維爾的集市，在罐裝火腿這樣的寶貝前駐足凝視，那可要花一大筆錢哪。有時，我還真買了下來！但今年冬天，阿納托爾的體重下降了。我則瘦得更厲害，八公斤。降速奇快，讓我著實有點害怕。或許，我又感染鞭蟲了吧。聖誕節期間，我很確定我已經懷孕了，但如今又很肯定並沒有在懷。或許我就是因為這個才體重下降的吧。不過還是不向阿納托爾提這事為好。如果可能的話，不去多想反而更好。

我正在逐一失去家人。父親已然失去，不管他在哪兒。而蕾切爾，我只會更唾棄她，要是我知道要朝哪個方向噴射怒火的話。想必是在南非。我猜她終於採到了富礦，就是她那位極具白人品質、唯利是圖的丈夫。我沒法找到可靠渠道給母親和艾達寫信。蒙博託的郵政部長是蒙博託老婆的親戚，去年一年，他已停發了郵政職工的工資，這樣他就能用這筆錢給自己在提斯維爾蓋棟豪宅。如今得花大筆的錢賄賂，或通過私人關係，才能向國外寄信。至於寄來的信件，我只能認為它們都堆在了利奧波德維爾的某個地方，等著被檢查是否能從信裡搜刮到錢或值錢的東西。

如果說民眾因這些不清不楚的損失——信件、工資、某位步行回家的朋友——而震驚莫名，他們也都不會去提及。除了忍受，這兒的民眾還能怎麼辦？他們只消瞅一眼蒙博託手下那些警察所穿的外國製造的昂貴制服，就會明白自己心裡的想法是萬萬不能外露的。他們知道究竟是誰在給蒙博託撐腰，也知道在遠達天邊的某個地方，極其宏大的規則已然制定：白人和黑人的性命乃是截然不同的貨幣。當三十個外國人在斯坦利維爾被殺時，每個死者都以某種方式和實實在在的金錢捆綁到了一起，他們得到的是像比利時法郎這樣的金本位硬通貨。但一個剛果人的生命就像百無一用的剛果紙幣，你大可以一抓一大把或把它裝滿一大桶，堆到生意人的手裡，卻仍舊買不了一根香蕉。我這才明白，我身邊的男人女人一向都很清楚，他們的整個存在對大多數白人而言，還不如一根香蕉來得實在。當他們抬眼看我時，我能從他們的眼裡讀出這一點。

一月是個難熬的乾旱月份，我覺得很孤獨。也許是想念我的同類，無論是誰。有時候，我想離開，至少回家見見母親和艾達，但金錢、旅行的可能性和護照——要得到此等必備之物比登天還難，讓人連想都不敢想。我的白日夢最多也就延伸到家門口，我在那兒止步，回頭望向阿納托爾，他在說，和你無關，貝埃內。

今晚，他會憂心忡忡、筋疲力盡地回到家。若無資金，要想讓中學再辦一個學期，絕無可能。做父母的都很擔心教育只會將他們的孩子置於更大的險境之中。可怕的是，他們沒錯。但他不會談這事。他會躡手躡腳地走入灶間，潛行至我身後，摟住我，惹得我驚聲尖叫、哈哈大笑。他會用指關節摩挲我的頭髮，喊道：「老婆，你的臉拉得和鱷魚一樣長啦！」

我會告訴他這張臉也已經和鱷魚一樣醜，皮膚也和鱷魚差不多粗糙。我這麼說只是想讓他和我理論一番。一月對我來說很難熬，我很清楚這點，我需要他再三說我是個頂樑柱、好妻子，他當時娶我並非犯傻，我的白皮膚不會讓人一見就覺得受了冒犯。讓我們淪落到如今這個一月十七日的每一個錯誤，那些讓人揹負著那麼多罪惡及悲哀的錯誤，均與我無關。

他曾有一次提醒我，第一條綠曼巴蛇是衝他去的。因為是他鼓勵大家對我們這些白人進行討論，才激起了塔塔·庫伏頓度的怨火。他責備自己對村落政治做出了誤判。我想我們大家的肚子裡都有那條蛇，但阿納托爾卻無法拿走我體內的那一條。如果我無法為在這天離世的無數人哀悼的話，那我就從一個人開始，從那裡出發。我所珍愛和信任的童年信仰至今已所剩無多，但我仍然知道何為正義。只要我這輩子還在揹負著露絲·梅，只要我的耳中仍能聽見她的嗓音，我就仍能和她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