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村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樹，每到第五天，他們就會聚在樹下趕集。到時會很有看頭！所有女士都來這兒賣賣東西、鬥鬥嘴。她們會擺出青香蕉、粉芭蕉，在紙上堆起一堆堆大米和其他白色的東西、洋蔥、胡蘿蔔，甚至花生（要是那天是我們的幸運日的話），或者一碗碗小番茄，奇形怪狀，但十分珍貴。甚至還能見到一瓶瓶淺橙色的汽水。我想應該是有人從利奧波德維爾一路步行攜帶而來的，由於接下來還要走更長的路，於是決定在這裡賣掉所有的東西。有位女士在賣一塊塊焦糖色的肥皂，看上去令人垂涎欲滴。（露絲·梅偷咬了一口，然後就哭得很兇。我覺得她哭不是因為味道不好，而是她大失所望。孩子愛吃的糖果之類的東西在這兒極其少見。）有時候，我們還會見到巫醫，他有阿司匹林、粉色藥片、黃色藥片和動物臟器，全都一排排乾淨利落地擺在黑絲絨布上。他會聽你說哪兒不舒服，再告訴你是需要買藥片、買張好運符，還是直接回家別再胡思亂想。趕集日屬於每一個人。目前為止，我們只是從周邊買些東西，還不能徹底放心地走進裡面去買買買。但低頭瞅瞅一排排貨物，再抬頭看看那些身著斑斕纏腰布、俯身審視著擺在地上的東西的長腿女人，還是很有意思的。女人伸手接錢的時候，會把嘴唇往上拉到鼻子那兒。你感受著那裡做買賣時的喧囂，再眺望遠方連綿起伏的綠色山丘，看到羚羊在平展的樹冠底下吃著草，就會覺得前後兩者毫不搭調，像同時在播放兩部電影。
不趕集的日子裡，村民們有事沒事就會聚到主廣場上：理髮、修鞋，或者乾脆躲在樹蔭底下八卦。有個裁縫在樹下襬了臺腳踏縫紉機接訂單，就這麼簡單。理髮就是另一碼事了，複雜得出奇，畢竟女人們都談不上有真正的頭髮。她們用錯綜複雜的方式將長長的頭髮分成很多綹再編起來，結果腦袋看上去就像幾百顆黑色羊毛球被奇妙地編在了一起。如果她們頭髮不怎麼長的話，理髮師就會用黑線把頭髮小撮小撮地紮起來，使之像一把把小尖刀似的立著。瑪瑪·波安達二號就是那樣。理髮這門生意總是能吸引觀眾。有句諺語好像是這麼說的，要是你自己長不出頭髮，那就看看別人的頭髮。老頭老太就喜歡待在一旁瞅著，活動活動牙齦，穿著和皮膚一模一樣顏色的衣服。那身行頭都是洗了又洗，穿了又穿，但還是有許多洗不淨的汙漬。從遠處看，你會覺得他們好像什麼都沒穿，只是一片留著雪白頭髮的朦朦朧朧的影子，彷彿傑克凍人輕輕摸了摸他們的腦袋似的。他們看起來與這世界一樣古老。各色鮮豔的東西，比如塑膠桶，他們拿在手裡，就特別顯眼。他們的相貌和現代化的世界格格不入。
瑪瑪·洛是頭牌理髮師。她還同時做棕櫚油生意，先讓小男孩們用她自制的榨汁機把紅色油棕果壓榨出油，再賣給其他村民。每天也就能榨一點點，用來炒蔬菜和不管什麼東西。瑪瑪·洛沒有丈夫，雖然她起早摸黑地幹活。照這裡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狀態來看，應該會有男人搶著要她，畢竟對男方來說，會添一筆不小的財富。我得承認，她不怎麼好看，眼神悲慼戚的，嘴角噙著皺紋。她就這麼從早到晚地給每一個人理髮，嘴唇也一天到晚都緊閉著。至於她怎麼給自己理髮仍是個謎，因為她總是在頭上纏著塊布頭，布頭上是孔雀羽毛的圖案，快要炫花人的眼。那些活色生香的羽毛和她的個性還真不相配，但和穿女式運動衫的塔塔·波安達一樣，她似乎也沒意識到那身打扮有多諷刺。
我發現，如果我在村子的廣場邊上隨便找個樹樁坐下來，他們或遲或早就會把我遺忘。我喜歡坐在那兒，打量那個頂著個白色大手提包的女人，瑪米·艾森豪威爾購物時可能就拿那樣的包。她把手提包頂在腦袋上，得意揚揚地穿過村子。我也很喜歡看男孩們爬棕櫚樹，割油棕果。高高的樹上，紅褐色的陽光落到樹幹和男孩們細瘦的四肢上，他們看上去那麼美，似乎受到了主的仁慈的撫觸。不管怎麼樣，他們從來都不會摔下來。棕櫚葉在他們腦袋四周晃悠著，猶如鴕鳥的羽毛。
有兩次，我看見蜂蜜男從樹林裡出來，赤手空拳地捧著一大坨滴著蜂蜜的蜂窩——有時蜜蜂什麼的都在裡面！他嘴裡那根冒煙的葉卷就像一根碩大的雪茄。他邊穿過村子，邊柔聲對蜜蜂哼著歌，孩子們都追著他跑，因蜂蜜而心神盪漾。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嚐這甘甜，好似蜜蜂般震顫著、嗡嗡著。
埃本·阿克塞爾羅特難得出現在飛機場邊窩棚裡的那幾天，我也會去那兒窺視他，姐妹們都知道這一點。有時候，艾達也會來，儘管她一般更愛獨來獨往。但阿克塞爾羅特先生實在太有誘惑力，他能激起別人夾雜著厭惡的好奇心。我們藏身於香蕉樹間——他的茅廁四周長滿了香蕉樹。我們只要想到這兒茂盛的樹木都是靠這個噁心男人的糞便催肥長成的，心裡就一陣陣發毛。然而巨大的香蕉樹葉正好抵著窩棚髒兮兮的後窗，留下極窄的縫，那裡是窺視的絕好之地。觀察阿克塞爾羅特先生其實很沒勁。每天，他都會睡到中午，然後繼續打盹。你能看出來他這人沒救了。但他的那堆東西都很棒：槍、玩具、軍服，甚至還有無線電之類的東西，那玩意兒他就藏在一隻富樂客軍鞋裡。我們能隱隱約約聽見無線電發出的靜電噪聲，以及遙遠而詭異的英語和法語說話聲。父母親告訴我們在村子方圓一百英里之內根本就沒無線電。（為安全起見，他們很想弄一臺，但迄今為止，無論是傳教聯盟還是主，都還沒提供給我們。）可見他們並未意識到阿克塞爾羅特先生就有無線電。由於我是偷看才知道的，所以沒法對他們說。
父母對他避而遠之。母親確信我們沒人願意走近他住的房子，也就懶得發出禁令。這樣一來，我就走運了。如果沒人直截了當地說窺視阿克塞爾羅特先生是罪，那嚴格意義上說，或許上帝也不能反對我。哈迪兄弟為了做好事而窺探別人，我向來覺得自己也是這麼回事。
九月中旬的一天，露絲·梅取得了進展。那天下午，我窺視完回來，發現她正在和村裡一大半的孩子玩「媽媽，我可以走嗎」遊戲。我大驚失色。我家小妹妹就站在我們的院子中央，那些黑黝黝的孩子圍成半圓跑來跑去，把她圍在中間。那些孩子靜靜地咂著甘蔗，眼睛連眨都不眨，盯著露絲·梅的樣子就像被透鏡匯聚的陽光。我心想她身上可別著火啊。
「你，那個，」露絲·梅朝一個孩子伸出四個手指，「走四步剪刀步。」
被選中的孩子大張著嘴巴，唱起升調四個音符的歌：「瑪——達——梅——伊？」
「對，可以。」露絲·梅親切地回答道。
小男孩兩腿交叉，先微微後仰，然後才一扭一擺地向前走兩步，再走兩步，簡直像只會數數的螃蟹。
我在一旁看了很長時間，震驚不已地發現露絲·梅竟然揹著我搞出了這麼多名堂。這些孩子每一個人都能跨大步、踏碎步、走剪刀步，甚至還會一些露絲·梅發明的步法。她勉強讓我們加入了遊戲，我們也勉強玩起了遊戲。於是在接下來的好幾天下午，烏雲密佈的天空下，我們幾個——包括常常「趾高氣揚的」蕾切爾——都在玩「媽媽，我可以走嗎」。我試圖把自己想象成正在完成某種傳教的任務，才讓小孩子們聚到了身邊。因為那些孩子身高只到我腰際，要我承認自己在和他們玩稚氣十足的遊戲，實在好尷尬。但那時候我們對自己、對彼此都膩煩了，有人做伴一塊兒玩實在讓人難以抵擋。
但我們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因為毫無懸念——剛果孩子總是超過我們，贏得遊戲。當我們想方設法用剪刀步或隨便什麼步法來增加距離時，姐妹們和我有時候會忘了問「媽媽，我可以走嗎」這句話。而其他孩子根本就不會忘。對他們來說，喊一句「瑪——達——梅——伊」是他們死記硬背下來的遊戲步驟中一個爛熟於心的環節，而對我們來說，那就像「是，夫人」和「謝謝你」之類的話一樣，是句可用可省的禮貌用語。如果你好好想一想，就會發覺在剛果孩子對這遊戲的理解裡，並沒把禮貌或粗魯考慮進去，一如瑪土撒拉對我們的謾罵或詛咒。看著遊戲是如何讓懂得規則卻不懂上帝訓誡的人獲勝，總讓人有種奇怪的失落感。
但「媽媽，我可以走嗎」打破了堅冰。當其他孩子摸清了露絲·梅頤指氣使的脾氣後，就漸漸跑開了。只有一個男孩留了下來。他叫帕斯卡，或類似這樣的名字。他激烈誇張的手勢語言俘獲了我們。帕斯卡是我的恩昆迪：我在剛果的第一個朋友。他的身高差不多能達到我三分之二的高度，但他比我壯得多。對我們倆來說都很幸運的是，他擁有一條卡其布短褲。雖然這短褲的後面有兩個磨損出來的破洞，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屁股，但這也沒什麼。我很少會跟在他後面，除了爬樹。比起純粹的赤身裸體，這樣的效果根本不會讓我覺得有多難為情。我認為自己還是不可能和一個完全光著的男孩交朋友的。
「貝託恩基圖塔薩拉？」他會以打招呼的方式來問我，「我們乾點什麼呢？」這是個好問題。我們待在一起的時候，主要由帕斯卡來告訴我我們見到的任何一樣東西的名字，包括那些我從沒想過會見到的東西。比如，班加拉，就是差點讓我們死翹翹的毒木樹。最後，我學會了怎麼去發現、避開它那光滑亮潔的葉片。他還跟我講了恩貢迪，就是各種天氣：瑪瓦拉拉指遠方下雨，這兒不下。當雷聲隆隆，閃電照亮草地，便是努尼恩多羅；雷聲不那麼響，閃電不那麼亮，就叫作恩卡茲恩多羅。意思分別是「男孩雨」和「女孩雨」，他說的時候就指著他的私處和我的私處，但絲毫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兒。還有其他涉及男孩和女孩的詞，像右和左：字面意思就是男人手和女人手。我們成為朋友之後，這一類討論持續了好幾個禮拜。那是在帕斯卡發現我其實不是男孩，而是個穿褲子的女孩（於他而言完全是新鮮事物）之後了。這訊息讓他震驚不已，但我不想就他如何發現說得太多。總之跟在灌木叢裡撒尿有關。但帕斯卡很快就原諒了我，這很不錯，因為根本找不到和我年齡相當、性別相同的朋友，基蘭加與我同齡的女孩都忙著拖木柴、扛水、帶孩子呢。我搞不明白的是帕斯卡為什麼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閒逛，而他的姐妹們卻不行。當小男孩們跑來跑去，假裝互相射擊，倒在路上裝死的時候，看上去是小女孩們在經營著整個國家。
但帕斯卡是個好夥伴。我們面對面蹲著時，我就會打量他的大眼睛，嘗試教他英語單詞：palmtree（棕櫚樹），house（房子），run（跑），walk（走），lizard（蜥蜴），snake（蛇）。帕斯卡可以準確地把這些單詞重複給我聽，但他顯然沒想去記住。如果是他從沒見過的東西，比如蕾切爾的天美時手錶，上面有根長長的秒針，他就會多加留意。他還想知道蕾切爾頭髮的名字。嘿兒，嘿兒，他會一遍遍地重複，好像那是某種他陰差陽錯從沒見過的食物的名字。後來我才明白，我應該告訴他的是「金髮」。
我們一成為朋友，帕斯卡就借來一把大砍刀，砍甘蔗給我嚼。他砍得很猛，把甘蔗砍成一根根棒冰的長度，再把大砍刀放到他父親的吊床旁邊。基蘭加的大多數人一笑就露出黑色的牙床，毫無疑問和這裡人吸甘蔗汁的習慣有關，母親從來不會錯過揭示這種關聯的機會。但帕斯卡的牙齒很有勁，也很白，所以我也決定試一試。
母親不在的時候，我就邀請帕斯卡來我們家的灶間玩。我們在瀰漫著香蕉味的黑暗中潛行，打量著木櫃臺上方的牆面——母親把雜誌上撕下來的圖片都用大頭釘釘在上面。我覺得，這些家庭主婦、兒童、香菸廣告上的帥氣男人就是她的伴侶，如果主有機會引領父親來到灶間，他肯定見不得這些畫。但那是不可能發生的。母親還在那兒釘了張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相片。在這一片昏暗之中，總統球莖似的蒼白腦袋猶如電燈泡般閃著白光。艾克就是我們的電！但帕斯卡總是對掏摸麵粉袋更感興趣，他有時候能掏出一小把雀巢奶粉。我覺得那東西讓人噁心，他卻迫不及待地吃了起來，好像那就是糖。
作為對初次品嚐奶粉的回報，帕斯卡帶我去看了一棵樹，我們可以爬上去找鳥窩。我們掂量過那些粉嫩的雛鳥後，他就抓起一隻塞進嘴裡，吃棗子似的嚼了起來。他好像很享受，還抓了只雛鳥給我，打手勢讓我也吃。我很清楚他什麼意思，但我拒絕了。看起來他不像是失望到要把那一整窩雛鳥全都吃下去。
有天下午，帕斯卡向我展示了怎麼搭一座六英寸高的房子。他蹲在番石榴樹蔭底下，把一根根小樹枝筆直地插進土裡。他把小枝排成牆壁，又編籃子似的用一條條樹皮在四周裹了一圈。他朝塵土吐唾沫，弄成紅色的爛泥，再拍到牆上，直到把牆壁全部蓋住。最後，他鄭重其事地用牙齒把棕櫚葉的兩端咬掉，做成屋頂。搭完後，他蹲在腳後跟上，皺著眉頭熱切地瞅著自己的作品。我意識到，帕斯卡的這棟小房子和他住的那棟房子，無論材質還是設計都一模一樣。只是大小上有差別。
讓我吃驚的是，我們玩的遊戲「媽媽，我可以走嗎」「捉迷藏」和他玩的「找食物」「辨認毒木」「造房子」有極大的差異。他是個不過八九歲的男孩。他有個妹妹，不管去哪兒都揹著家裡的小孩子，還要在木薯田裡和母親一起割野草。我發現，「童年」的概念以及童年應該怎樣度過的設想，完全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事實上，我覺得那或多或少像是白人發明出來的，猶如裙子上的一道褶邊，被強行縫綴到了成人生活的前端。生平第一次，我對父親讓我成了佐治亞州白人牧師的女兒感到憤怒。這不是我的錯。我咬著嘴唇，在番石榴樹下搭著自己的小房子。但與帕斯卡遊刃有餘的才能相比，我的雙手卻像海象不知所措地舞動著的白鰭一般笨拙不堪。尷尬讓我滿面通紅，強烈的窘迫被隱藏在了我的衣服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