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藝文類聚卷二十九·漢李陵贈蘇武別詩》）；不管怎樣，他真是一點選擇也沒有了：而他從來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選擇的機會。
這實在是李陵的巨大莫名的大悲哀。
（五）
徵和三年，李陵作為漢朝的降將，大抵第一次參加了匈奴和漢之間大規模會戰。由於後世有不少漢奸或試圖當漢奸者，總絞盡腦汁試圖從李陵的這一次參戰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賣命的心靈解脫的瀉藥，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次會戰，多作一些瞭解。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叄萬餘人出西河（作者按：《資治通鑑卷二十二》載商丘成所帶兵為二萬人），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裡。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餘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叄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資治通鑑卷二十二·漢紀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載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帶兵為二萬人，與漢書異，不贅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瞭，亦不再加解釋。
李陵所帶的匈奴軍，和漢御史大夫商丘成所領之漢兵，會戰於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數年前李陵最後一次與匈奴決戰之地點。那時，李陵曾「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叄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漢書卷五四·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因此，他對浚稽山一代的地形，無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廣之風」，乃一代名將，精通兵法；同時，熟悉地形要略，對於帶兵打戰之將而言，極為重要；因此，李陵可謂佔盡地利。
反觀商丘成，「（徵和二年）九月，商丘成為御史大夫」（《資治通鑑卷二十二·漢紀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御史大夫之職責，不是來帶兵打戰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別。同時，商丘成帶兵迎擊匈奴，是徵和三年五月。換言之，從他新官上任當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後只有半年多一點的時間。這麼短的時間要想熟悉兵權軍事、上下溝通，是相當困難的。又，漢軍之與匈奴兵會於浚稽山，乃是被其騎兵窮追而至的，而非如當初李陵先在彼處安營紮寨，勘探地形。對此處之地形，商丘成縱是絕代軍事天才，恐怕慌亂之中也斷難熟悉。如此，漢軍之地利有大虧之處。
又，以兵力計，即本《漢書》，商丘成所帶兵不過三萬餘，與李陵所帶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銳騎兵，戰鬥力十分強勁。同時，漢兵乃以遠兵來襲，疲憊已極。面對的是以逸待勞之匈奴軍，並被窮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戰鬥力實在大可值得商榷。於此點上看，則漢軍實力上又有大虧之處。
再，當年李陵「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馬還個個效命，以一當十。面對匈奴八萬之兵，相持亦不過十日左右，最終是以大部戰死，自己被俘，「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作為收場。商丘成之兵雖眾，大概很難和李陵之兵相提並論，在中人包圍倉皇逃奔進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後，卻反能「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一個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窮卒，最終反能把由名將所帶的驍勇善戰以逸待勞乘勝追擊之精銳騎兵打敗、最終無獲而歸，這難道不要讓人奇怪的麼？
如果李陵真為了報一己之仇，全心全意為匈奴服務，賣起命來不遺餘力，如吳三桂洪承疇之流一般，和當今之在各處歇斯底里地叫囂著制裁中國的無恥蠢徒們一樣，那，商丘成尚有頭否？
歷史就是歷史，更多的詮釋已全然無益。雖然說如果從純軍事的角度上講，給出一個可以接受的解釋，並非難事，然而這大抵也是毫無必要的。因為無論怎麼論道，都難免有以今人之胸釋先人之懷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叄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這數十字，更也為後人留下了無窮的想象空間。至於有人必要以此來為自己的賣靈賣肉尋得精神慰藉，則不過是一種低階而愚蠢的精神自淫罷了。
「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蘇武書》）。後世但作此書者，可謂陵之知己也。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來為自己的出賣民族祖先之行徑辯解者，其心已為仇毒所壞，其眼已為蠅利所堵，其耳已為淫音所蝕，如此他們又如何能聽得兩千年前無奈的李陵所發出的悲涼的哀鳴呢？
注：本文也引述《文選·答蘇武書》和《藝文類聚·別詩》中之部分內容。書與詩都疑為後人偽託，但引述只為行文之需要，故不根本影響本文之史實。
（六）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蹠跋氏生養了幾個兒女，餘則基本無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間曾被單于指派當說客去勸降老朋友蘇武，兩人見了幾面，喝了點酒，大概相互還贈送了幾首詩（但今存於《昭明文選》和《藝文類聚》中之別詩，疑為後人偽託）。蘇武當然沒有被說動，但兩個人仍保持著很深的友誼，以致於後來蘇武還朝，還頗為他講了幾句話。後元二年（前八七年），漢武帝死，八歲的漢昭帝繼位，由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石單】和左將軍上官桀三公輔政。霍光與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對他和他的遭遇也很瞭解；因此，雖痛惜於李陵之降，卻頗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試圖請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國如夢而親人不再，破家亡親身敗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復歸何益？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實這應是託辭。如果李陵真是心無故國，盡全力效忠於匈奴，則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沒那麼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於匈奴蠻荒之地，實踐了其「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的諾言。
關於李陵的評價，在其生前即頗存爭議，卻並無人能多言，因為他的案例是被漢武帝欽定而且是被族滅的。唯一替他說話的司馬遷，也受了腐刑，那還是被特殊寬宥了的；這樣誰還敢為他說話？漢武晚年雖也有所悔悟，卻也終未付諸行動。對李陵的相對客觀的評價，還有待漢武去世之後。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對李陵評價之爭議，卻遠非就此而止，而是綿延千年而不絕。尤其每到特殊的歷史時期，他就會被一些人翻出來，重新貶謫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則大都不過是借古人之行跡，澆心頭之塊壘，各抒各的懷抱罷了。
後世對李陵非議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後者不再贅述；非議李陵比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鉅著《讀通鑑論》中，對李陵曾進行了十分尖銳的批判；甚至連帶為其辯護的司馬遷，也一起痛貶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過這裡，我將盡力本乎事實對船山先生之論作些跨越時間的評析和反駁。
船山先生《讀通鑑論》卷三武帝三十：「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掩。如謂有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緒；迨其後李廣利徵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為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其世業。遷之書，為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為將而降，降而為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汙，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為反面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愧蘇武而為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馬遷為李陵案而橫遭腐刑，不得不長期忍受一個生者所能經受之最大的恥辱，是故「腸一日而九回」，埋頭修史以盡其先父之囑託；若於評論中有所偏發，以抒解胸中之鬱結，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馬遷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則，在闡述事即時，盡最大能力考證梳辨、去偽存真，也是為世所公認的。即以他所敘述之李陵事蹟為例，班固出於維護漢室需要出發，而「譏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漢書中關於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襲司馬遷所列舉之事實，二者鮮有差異。即宋之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也本乎此。這就足以說明，司馬遷對李陵經歷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實的，而決非「挾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評論中說「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雖有為李陵文飾之嫌，卻也基本本乎事實，並談不上怎麼過分。因此，船山先生以為「遷之書，為背公死黨言」，這一論斷，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於其時而言，自然難可寬宥。然而若細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戰敗之原因，則從漢武、李廣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浚稽山之戰，李陵是盡了全力的，而失敗之責，主要應歸之於李廣利和路博德之側應不力，甚至根本就不準備救援。說「陵自炫其勇」，雖為事實，然而以五千兵馬而能力抗匈奴八萬精兵達近十日之久，最後若非出了漢奸，尚有不敗之可能。則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實事求是，又何誇之有哉！
漢武數次聽信讒言，一致李陵於絕地，再則族之使其氣絕；漢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殺漢奸李緒一為自己正名，二亦為漢朝消除了一大禍害，即不認其功，亦無可言其過，如何反能說是「嫁禍於李緒」呢？船山先生之糊塗，不亦明乎？
至於其所道之「李廣利徵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韜略，精通兵法，竟沒察覺出其中的端倪來，居然認定李陵是「效死以戰」，不能不讓人遺憾。至於談到「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此一問倒應該留給漢武的了！馭將之道，當「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單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懼，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漢武竟聽一人讒言即族誅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親見本朝崇禎皇帝聽信讒言中賊反間，無辜誅殺名將熊廷弼、袁崇煥，自壞其萬里長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嘩啦盡附於異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滿清鐵騎要想直驅山海關，殊非易事！由此觀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顯然矣！
國家之治，首在人才。國有才而才盡其用，則國鮮有不治者；國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盡其用，乃治國之大痛者也。反觀我今日之中國，眾心浮蕩，人莫不欲窮奔他域；未得出奔則鮮有安心於本職工作者。於此觀之，當今治國者治理之術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麼船山先生何以會發此一番難於立足的宏論呢？其實，如果稍微瞭解一下船山先生創作《讀通鑑論》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難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船山先生所寫乃是史論，就更難免於要雜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評史，實則針砭現實也！
船山先生生於明萬曆末（萬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中葉。其漫長的一生，正跨越了風雲突兀狂潮跌蕩的明清嬗越之際。他出生時，明王朝內憂外患，氣息奄奄；外有滿清鐵騎虎視眈眈，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囂行宇內。年二十五時，崇禎自盡，吳三桂開關延敵，清兵入關；未己清軍鐵騎即殺掠江南。船山於湖南老家組織鄉勇抵抗未果，投奔廣東肇慶之南明永曆帝；不久為奸人設陷幾死獄中。後見孫可望挾持桂王，心有異志，知「勢愈不可為，遂決計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顛沛流離。晚年乃退居衡陽船山，發憤著書，察歷代興亡之事，徵明之所以亡，以資後來有志復明者鑑。這事實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學者，如顧炎武、黃梨洲、李二曲等的學術之最終目的。故船山先生之史論，實則時論也！而既是時論，則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習，亡國之徵，無一可逃先生之針砭。船山尤曾目睹甚至親身參與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殘喘之艱苦歲月，則小南明之興衰成敗，必牢牢印其腦中；其事蹟於他之影響，亦必至巨。
小南明雖短命，卻也承繼了明末時期的所有亡國之徵。除了司徒琳所舉證的「文武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大臣們在如何作為皇帝的輔弼問題上陷入了困境」這兩個原因外（司徒琳：《南明史》），戰將怕死而不守節義，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明末到小南明覆滅這一段時期，內憂外患，正是武將用命之際。然而自崇禎三帥之熊廷弼袁崇煥被殺、孫承宗被棄後，二十年間除了間或出一兩個如李定國何騰蛟張煌言鄭成功這樣的能戰而知忠義之將外，其他大多數或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無能人格卑下。滿兵之滅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將之力。先是，吳三桂開關延敵，立首功一件；及順治移師江南，吳三桂、洪承疇、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無不盡力用命，有如惡狼走狗，瘋狂咬殺其之同胞、滅亡其故國，爭先恐後。清兵在南直隸徽州、蘇州、常州諸府中之揚州、江陰、嘉定、崑山、松江等地所進行的瘋狂大屠殺之主使者張天祿、李成棟等，率皆原明之降將。小南明諸王朝如弘光、永曆、潞王、唐王、魯監國等，亦無一不是滅於明降將之手。永曆逃入緬甸，吳三桂更千里窮追不捨；永曆哀求道：「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兵，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明桂王致吳三桂書》）。永曆帝的哀鳴終未能打動吳三桂效忠新主子之心，而被生擒就死；則吳三桂效命之力、對新主子之「忠誠」，亦感人至深矣！若當初能稍假萬一之力以抗清兵，多爾袞又焉能不費一兵一卒即可大搖大擺度入關中哉！
這一幕幕，都是船山先生所親見者。即以船山試圖投靠的孫可望為例，他也是先和李定國內拱以爭地位，使得原已朝不保夕之西南態勢更加岌岌可危；失敗後，更一怒之下投降清軍，甚至極力敦促清軍儘快讓他「雪深仇」、「洗大恥」，並稱自願為清軍當先鋒率兵攻打自己十分熟悉的川、貴、滇等境。這些人為了私己之利，甚至僅僅為了洩一人之憤，什麼國家民族，什麼人格尊嚴，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這些事實，又豈能不讓船山痛心疾首而咬牙切齒呢！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船山之所以對李陵投降之舉動，何以會如此深惡痛決之而決不寬容、甚至要連帶到司馬遷那裡一起痛責了。當他注目李陵時，眼裡必噴發出燃燒的怒火，心裡必在剋薄地咒罵。要他來給李陵來個冷靜而客觀的評價，又如何可能呢？對他來說，國已破、家亦亡，丈夫之志不得伸，只有困居一隅。一罵以抒悒悶之氣，借古人之愁思澆心頭之塊壘，未嘗不是一條解脫的途徑。因此，他之罵李陵，又豈止於李陵哉！他是在罵吳三桂、罵洪承疇、罵尚可喜、罵耿仲明、罵孔有德、罵孫可望，罵如蝗蟲一般蜂擁而出前赴後繼的無可數計之壞吾家國亡我天下的大小漢奸呢！
行文至此，意亦不能稍平。一國之立也，必倚忠義；一人之立也，必知尊嚴。嶽武穆說治國之道說繁極繁，說簡亦簡，不過「文官不愛財，武將不怕死」而已。朱子曰：武穆有此十字，足以不朽。治國者安能不詳察之乎？
李陵之降也，其情固可原之，其責則斷不可免。然而正是在他身上這種情和責被雜揉於一處如此難於明晰分開，使得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他並細細察量時，才發現要想看清他那個獨特的世界，又該有怎樣的艱難！這種艱難，不但源生於對其一生之苦難與不幸的深深同情、和對其失足之憐惜之間之矛盾的無奈沉吟，更也是對兩千多年來多少興亡舊事的悲涼的嘆惜。然而青史的一頁頁，不就是如此寫就的麼？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能看到逝去的舊影，似乎仍如幽靈般在眼中晃動；眼前的一幕幕，雖被包裝了新鮮的色調，然而偶一沉吟，卻總讓人心裡砰然一動，總覺得它們是如此的似曾相識。
嗚呼！吾復何言哉？惟題詩一首以志之，詩曰：
浚稽山上白雲飛，塵黯殘碑去不回。
對酒難酬家萬里，天涯何處有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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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鐵：對於李廣和李陵祖孫二人，我一直是充滿同情的，只能用壯哉！悲哉！來形容，若是李陵和李廣，遇到劉備這樣的君王，又會建立怎樣的功業？相反，若是關羽遇漢武那樣的皇帝，又將是如何的悲劇？
在五代這個特殊年代，正是民族大交融的時代，很多人身上都夾雜著唐漢人和胡人血脈，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不論沙陀、契丹、女真、奚族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構成部分，他們缺少的只是一個民族認同感，事實上這個時代民族認同感已經基本上變得很淡薄，金大俠的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是典型的一個形象代表，本書中的李存勖是突厥人、十三太保大部分也是突厥人，乃至李昪都有可能有異族血統，但他們都將自己視為唐人，所以他們是我大中華民族的一員，而反過來後來的蒙古、滿清、日本就從來沒將自己視為漢人，就此打住，不談這些；
總結一句，無論是出生胡地的漢人，還是出生於漢地的胡人，其命運都只是融合在我大中華民族中的一個元素,但歷史之所以精彩，就是因為多了這些精彩的人物，驀然想起一句話老掉牙的話：到底是英雄創造了時事，還是時事創造了英雄?
飲不盡胡漢恩仇，灑不盡烈酒英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