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的原始民族

關於最早遷入義大利的移民，我們一無所知，甚至沒有傳說可考。古人們普遍認為，義大利與其他地區一樣，最早的居民都是原住民。至於不同種族的起源以及氣候對種族多樣性的影響，這些問題當然要留給博物學家去解答。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確定一國最早見於記載的居民究竟是原住民還是移民，這既不可能，也沒有任何意義。但對於史學研究者來說，揭示各國人民如何陸續分化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以便從儘可能久遠的時代起，追溯文明的形式如何漸趨完美，以及無力發展文化或文化較落後的民族如何被文化較發達的民族所壓迫。

義大利非常缺乏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古物，在這一方面，它與其他文明地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根據德意志考古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在印度日耳曼族還未在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納維亞定居之前，有一個民族，也許屬於蒙古人種，曾在這些地區居住過，或更確切地說是漫遊過。他們靠打獵和捕魚為生，用石頭、陶土或骨頭製造工具，並以動物的牙齒和琥珀加以裝飾，但不會耕作及使用金屬。同樣的，在印度日耳曼族人定居印度之前，也有一群不甚開化的黑色人種居住在那裡。但是在義大利，我們不僅沒有發現被驅趕民族的痕跡，如凱爾特—日耳曼人領域中的芬蘭人和拉普人，以及印度山區中的黑色人種；而且迄今為止仍沒有發現已經滅絕的原始人留下的任何遺物遺址，如同從德意志所謂的石器時代遺留下來的異樣骸骨、聚會場所和古墓所昭示的那樣。有人推測，在人類學會耕作和冶煉金屬之前，就有人在義大利居住，但至今仍未發現任何證據以證實這一推測。如果人類確實曾在義大利境內進入了文化的原始階段，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野蠻狀態，那麼這一事實早已無跡可尋。

各個民族是構成最古老歷史的要素。後來在義大利定居的民族，有些是外來移民，例如希臘人；有些是同化的異族，例如佈雷提人和薩賓地區的居民，他們都得到了歷史的證實。除了這兩類外，還有一些民族，他們的移民過程已不能憑史料來加以證明，而只能靠演繹和推測。並且，他們的民族性是否由於外來因素而發生了劇變，也不得而知。確定這些民族的個性是我們探究的首要目標。在此次研究中，如果我們只依靠紛繁複雜的民族名稱和雜亂無章的所謂的歷史傳說，那麼我們很可能會認為這一研究毫無希望，並宣告放棄。其實這些號稱史實的傳說，不過是有文化的遊客寫的一些有用的遊記，以及大量毫無價值的傳聞。這些傳聞通常是由不懂歷史和傳說的人拼湊起來的。但是，傳說的另一個來源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從這一來源獲得的資訊雖然殘缺不全，但卻真實可靠，那就是自古以來居住在義大利的各民族的本土語言。這些語言隨著民族的發展而發展，並已經被深深印上了發展的痕跡，以至於後來的文化沒有將其完全磨滅。雖然義大利的語言為我們所熟知的只有一種，但其他幾種語言遺留下來的殘跡足以為我們研究各種語言和各個民族的存在，以及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提供一個根據。

這樣，通過語言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分清三個原始的義大利語系：耶皮基語，埃特魯斯坎語，以及我們所謂的義大利語。義大利語又分為兩大支，一支為拉丁語，另一支則是翁布里亞人、馬爾西人、沃爾西人和薩莫奈人說的方言所屬的語言。

耶皮基人

關於耶皮基人，我們知之甚少。在義大利東南端的梅薩皮亞或卡拉布里亞半島，人們發現了大量用一種已經絕跡的特殊文字刻寫的銘文。毫無疑問，這是耶皮基人使用的方言所留下的遺蹟，流傳下來的資料很明確地將他們與拉丁人和薩莫奈人區分開來。根據可信的陳述和種種跡象，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這種語言是阿普利亞的本土語言，這個民族是阿普利亞的土著民族。我們如今對這一民族所掌握的資料足以證明，他們與其他義大利人有所不同，但並不足以斷定他們及其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應占據何種地位。銘文還沒有被破解，也幾乎不太可能有破解的一日。所有格的形式aihi和ihi與梵文的asya和希臘文的oio相當，說明這種方言屬於印度日耳曼語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跡象，如使用送氣的子音時，不用字母m和t作尾音，表明耶皮基語不同於義大利語，而在某些方面與希臘方言相符。在耶皮基銘文中出現了許多希臘神明的名字。耶皮基人比較容易希臘化，他們在這一方面與其他義大利民族的遲疑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都進一步印證了耶皮基人與希臘人關係非常密切這一推斷。在蒂邁歐時代（羅馬紀元400年即西元前354年），阿普利亞仍被描述成蠻荒之地。到了羅馬紀元第六世紀，雖然希臘人並未直接在這裡定居，但此地已經完全希臘化了，甚至野蠻的梅薩皮亞人也在許多方面出現了類似的傾向。我們已經知道了耶皮基人與希臘人存在一般的親緣關係或特殊的親密關係，但這並不足以斷定耶皮基語是一種粗俗的希臘方言。在得出更明確、更可靠的結果之前，我們的研究至少在現時必須告一段落了。資料的匱乏並不是十分嚴重的問題，因為這個民族在我們歷史的起始階段就已經開始走向沒落，我們看見的只有它的退縮和消逝。無力奮起抵抗的耶皮基人很容易被其他民族吞併，有人假設這個民族是義大利最早的移民，或是在義大利土生土長的原住民。他們居住地的地理位置增加了這一假設的可信度，其民族性又恰好與假設相符。毋庸置疑，各民族的遷移最初都是在陸地上進行，向義大利的遷移更是如此。由於只有技藝精湛的水手才能航行至義大利的海岸，因此，希臘人在荷馬時代仍然對義大利一無所知。但是，如果早期的移民曾越過亞平寧山來到這裡，那麼，歷史學家就能像地質學家根據山峰的層次來推斷其起源一樣，大膽猜測南行最遠的民族是義大利最早的居民，並且我們就是在義大利的東南端發現耶皮基人的。

義大利人

我們根據可靠的傳說盡可能地向前追溯，就能看到這個半島的中部居住著兩個民族，更確切地說，是同一民族的兩個分支。他們在印度日耳曼族中的地位比耶皮基人的地位更加明確。可能將這個民族稱為義大利人比較恰當，因為它承載著這個半島的歷史意義。這個民族分為兩支——拉丁人和翁布里亞人，後者還包括其南部分支，即馬爾西人和薩莫奈人，以及薩莫奈人在古代分出的移民。對這些民族的本土語言所作的語言學分析表明，他們所說的語言共同構成了印度日耳曼語系中的一環，並且後來到了比較晚的時期，它們仍然是一個整體。在這幾種語言的發音體系中，都有特殊的摩擦音f，它的用法與埃特魯斯坎語相同，但卻與尚未開化的希臘族的語言和梵語截然不同。希臘人始終保留著送氣音，埃特魯斯坎人也保留了更為刺耳的送氣音。而義大利語中本來就沒有這種音，於是便用這些音中的一個成分來代替，或用帶聲破裂子音，或用單送氣的f或h。希臘人儘可能多地省掉了s、w、j等輕摩擦音，義大利語卻幾乎原封不動地將其保留了下來，且在許多情況下加以發展。義大利人和一些希臘人、埃特魯斯坎人所使用的語言中，都有重音後移的現象，從而導致了語尾遭到破壞。但在義大利人中，這一現象涉及的範圍比在希臘人中要大，而比在埃特魯斯坎人中要小。翁布里亞語的語尾非常混亂，這與語言的固有本質當然並無關係，而是後來在演變過程中出現偏差所造成的結果，這種趨勢也同樣出現在了羅馬，只是沒有那麼明顯罷了。因此，在義大利語中，尾音的短母音通常被省略，長母音也多被省去。然而，在拉丁語中，結尾的子音被堅持保留了下來，在薩莫奈語中則更是如此，但翁布里亞語連這種音都省略了。由此我們發現，動態在義大利語中只留下了些許痕跡，並終被加r構成的特殊被動語態所代替，而且大多數語態都是與詞根es和fu組合而成。而希臘語的語尾更為豐富，增音的方式使其能在很大程度上省去助動詞。義大利語與伊歐里斯方言一樣，都省略了雙數詞，但普遍保留了希臘語省去的奪格，方位格也基本保留了下來。義大利人的邏輯十分嚴謹，似乎並不贊同將複數的概念分為雙數和多數，但他們仍非常精確地用詞形變化來表示各詞的關係。義大利語具有一個特徵，這是在梵語中不曾出現的，那就是變動詞為動名詞，使動詞有名詞的性質，這種變化在義大利語中的體現比在其他任何語言中都更加徹底。

義大利人與希臘人的關係

這些從大量類似現象中選出的例證足以確立義大利語的獨特個性，並將它與印度日耳曼語族的其他語系區分開來，同時表明，義大利語與希臘語在語言學上關係最為密切，正如義大利與希臘在地理上是親近的鄰邦一樣。希臘人和義大利人是至親兄弟，凱爾特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則是他們的堂兄弟。義大利和希臘這兩大民族早已清楚地意識到，所有義大利的語言和種族與所有希臘的語言和種族一樣，在本質上都是一致的。因為我們在羅馬的語言中發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古文詞彙graius或graicus，這個字是用來表示所有希臘人的。同樣，在希臘語中也有類似的稱呼opikos，用來表示希臘人在早期所見到的拉丁人和薩莫奈人，但絕不會用在耶皮基人或埃特魯斯坎人身上。

拉丁人與翁布里亞—薩莫奈人的關係

在義大利語系中，拉丁語與翁布里亞—薩莫奈方言對比明顯。的確，在這三種語言中，我們只對其中兩種——翁布里亞方言和薩莫奈方言或奧斯坎方言，有一定程度上的瞭解，而且這種瞭解還只是基於極其不完備和不確定的資料之上。其餘的一些方言，如馬爾西語和沃爾西語，保留下來的唯有隻言片語，我們根本無法據此瞭解它們的特徵，或準確篤定地將各種方言分門別類。而還有一些語言，如薩賓語，除了作為方言特色在地方拉丁語中留下了些許痕跡之外，如今已經完全銷聲匿跡了。然而，綜合語言和史實的具體情況來看，以上所有方言無疑都屬於義大利語族中的翁布里亞—薩莫奈分支。雖然這個分支與拉丁語的關係比與希臘語的關係要親近得多，但它與拉丁語還是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遇到代詞和其他情況時，羅馬語用q的地方，薩莫奈語和翁布里亞語通常用p，如用pis表示quis，這正是聯絡密切的語言之間存在的差異。例如，p是布列塔尼和威爾士地區的凱爾特語所特有的，而k是蓋爾語和愛爾蘭語所特有的。在拉丁語和多數北方方言中，雙母音被大量省去，而在南義大利方言中，這一情況則比較少見。因此，在構詞中，羅馬人弱化了嚴格保留下來的語根母音，這種變更在同類語族中從未出現過。在這個語族中，以a結尾的詞的所有格與希臘語一樣，都是以as結尾，在發展成熟的羅馬語裡，則以ae結尾；以us結尾的詞的所有格，在薩莫奈語中以eis結尾，在翁布里亞語中以es結尾，在羅馬語中則以ei結尾；方位格越來越多地從羅馬語中消失，但在其他義大利方言中卻依然運用廣泛；以bus結尾的間接受事格的複數形式如今只見於拉丁語。翁布里亞—薩莫奈語中以um結尾的不定式在羅馬語中很少見，奧斯坎—翁布里亞語仿照希臘語，用es作詞根所組成的將來時態已經差不多從拉丁語中消失了，可能已完全不見其蹤跡，取而代之的是簡單動詞的祈願語態或類似的fuo（amabo）構造。然而，在許多此類例子中，兩種語言只有在完全成形後才會存在差異，它們在初始階段則是一致的。因此，雖然義大利語獨立於希臘語而存在，但其分支中的拉丁方言與翁布里亞—薩莫奈語的關係，有點類似於伊奧尼亞語與多利安語的關係，它與奧斯坎語、翁布里亞語和同類方言之間的差異，也可與西西里和斯巴達兩地的多利安語之間的差異進行比較。

以上所有的語言現象都是歷史所導致的結果，也是證明其存在的依據。這些現象使我們確定無疑地得出一個結論：在人類和語言共同的發祥地，孕育了一個種族，其中包括希臘人和義大利人的祖先；之後，義大利人從這個種族中分離出來，然後分成了東、西兩個分支，再後來，東支又細分為翁布里亞人和奧斯坎人。

這些分裂到底發生於何時何地，我們當然無法從語言中找到答案；在這些鉅變中，最早的一次無疑發生在義大利人的祖先越過亞平寧山進行遷移之前，至於其經過，我們不敢妄加揣測。但是，如果我們對這些民族的語言進行準確謹慎的比較，就能大致瞭解在民族發生分裂之時，他們的文化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我們藉此就會明白，歷史的開端只不過是文明的發展而已。因為語言——尤其在其形成時期——是反映文化發展程度的真實寫照和表達工具；它像檔案庫一樣，儲存著藝術和風俗發生的巨大變革；有了它的記錄，關於那些毫無直接傳說可考的時代，我們一定能從中找到資訊和資料。

印度日耳曼族的文化

當如今已四分五裂的印度日耳曼民族還是一個說著同種語言的統一整體時，他們已經達到了某種文化程度，並擁有與之對應的詞彙。許多民族將這些詞彙作為共同財產一代代地傳承下去，並以此為基礎，按照約定俗成的原則加以運用，進一步發展完善其結構。在這些詞彙中，我們不僅發現了表示存在、動作和直覺的最簡單詞彙，如sum、do、pater，它們都是對外部世界在人腦中形成印象的原始反映；還發現了一些表示文化的詞語，這些詞語無論從詞根還是從約定俗成的形式來看都是文化的代名詞，它們是印度日耳曼族的共同財產，既不能用一致發展的原則加以解釋，也不能用後來的相互借鑑進行說明。於是，我們通過固定不變的家畜名稱，獲得了遠古時代畜牧生活發展的證據：牛在梵語中作gaus，在拉丁語中作bos，在希臘語中作bous；羊在梵語中作avis，在拉丁語中作ovis，在希臘語中作ois；馬在梵語中作asvas，在拉丁語中作equus，在希臘語中作ippos；鵝在梵語中作hansas，在拉丁語中作anser，在希臘語中作chein；鴨在梵語中作atis，在拉丁語中作anas，在希臘語中作neissa；同樣地，pecus（牲畜）、sus（豬）、porcus（豕）、taurus（雄牛）、canis（犬）都是梵語詞彙。從荷馬時代直至今日，人類智力所賴以發展的那個民族，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超越了文明的最低階段，即漁獵時期，並且至少有了相對穩定的住所。另一方面，關於這一時期是否存在農業，我們還沒有確鑿的證據加以證明。在這一問題上，語言更偏向於持否定的觀點。拉丁語和希臘語中的穀物名稱都沒有出現在梵語中，只有zea一詞除外，它在語言學上表示梵語中的yavas，但在印度語中表示大麥，在希臘語中則表示赤小麥。與家畜名稱的一致性截然不同，作物的名稱具有豐富的多樣性，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多樣性絕對無法讓我們排除存在共同的原始農業這一推測。在原始時代，植物的運送和對環境的適應性較動物更加困難；印度人的稻穀種植，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小麥、赤小麥種植，以及德意志人和凱爾特人的黑麥、燕麥種植，都可以追溯到一種共同的原始農耕體系。然而，一種穀物在希臘語和印度語中名稱相同，最多隻能證明印度日耳曼族在分裂之前，收割和食用的是生長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野生大麥和赤小麥，而不能證明他們已經開始種植穀物了。雖然我們由此並沒有得出任何確定的結果，但這一問題通過觀察研究還是取得了進展：我們發現，許多與這個文化領域相關的重要詞彙都出現在了梵語中，但其指代的都是一般意義。在印度語中，agras泛指平地；kurnu表示磨碎了的東西；aritram表示槳和船；venas泛指令人愉悅的東西，尤其指備受青睞的飲品。這些都是非常古老的詞彙，但在民族最早發生分裂之時，它們還未更確切地運用於田地（ager），運用於有待磨碎的穀物（granum），運用於像破浪的船一樣在土地上開鑿溝渠的工具（aratrum），運用於葡萄汁（vinum），所以它們的意義在後來被引申到不同的情況中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有待磨碎的穀物和用來碾磨的磨（在哥特語中作quairinus，在立陶宛語中作girnos），它們的名稱都是源自梵語中的kurnu一詞。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原始的印度日耳曼族還不知道農業，即使知道，農業在其經濟中也僅居非常次要的地位。因為，如果農業當時佔據的地位與後來在希臘人和羅馬人中佔據的地位同等重要，那麼它在語言中一定會留下更深的印記。

另外，印度日耳曼族的房屋和茅舍建築在以下名稱中得到了證實：在梵語中作dam（as），在拉丁語中作domus，在希臘語中作domos；在梵語中作vesas，在拉丁語中作vicus，在希臘語中作oikos；在梵語中作dvaras，在拉丁語中作fores，在希臘語中作thura；而且，帶槳小船的建造有小船的名稱為證：在梵語中作naus，在拉丁語中作navis，在希臘語中作naus；槳的名稱，在梵語中作aritram，在希臘語中作eretmos，在拉丁語中作remus，tri-res-mis；用車和動物拉車運物，在梵語中作akshas（車軸和車），在拉丁語中作axis，在希臘語中作axon，am-axa；在梵語中作iugam，在拉丁語中作iugum，在希臘語中作zugon。表示衣物的詞，在梵語中作vastra，在拉丁語中作vestis，在希臘語中作esthes；還有表示縫補和紡紗的詞，在梵語中作siv，在拉丁語中作suo；在梵語中作nah，在拉丁語中作neo，在希臘語中作netho，這些詞在印度日耳曼族的所有語言中都是相似的。然而，對於更高層次的技藝——織布，就不能如此斷言了。學會用火烹製食物和用鹽調味，是印度日耳曼族從原始時代傳承下來的方法；同樣，人們最早用金屬製造器具或裝飾品的技藝也是如此。至少在梵語中出現了銅（aes）和銀（argentum），或許還有金的名稱，在人類懂得提煉和使用礦石之前，這些名稱是不可能出現的；梵語中的asis和拉丁語中的ensis實際上都顯示了，人類在原始時代已開始使用金屬武器。

我們還發現，印度日耳曼族各國最終所賴以發展的基本觀念也可追溯到這個時期，如夫妻的相對地位，氏族制度，家長的祭司制度，獨特的祭司等級以及各種姓的劃分的缺失，奴隸制度的合法化，每逢新月和月圓之時公開舉行的審案日。另一方面，積極組建政體，解決君主與地方之間、王室貴族世襲特權與公民在法律上的絕對平等之間存在的爭議，都是後來才開始的。

科學和宗教的一些要素甚至也有同源的痕跡。數字從一到一百都是相同的（在梵語中作satam，ekasatam，在拉丁語中作centum，在希臘語中作e-katon，在哥特語中作hund）；月亮在所有語言中的名稱都是由於人們靠它計時而得來的（mensis）。神的概念本身（在梵語中作devas，在拉丁語中作deus，在希臘語中作theos）與許多最古老的宗教和自然象徵概念一樣，都屬於各民族繼承的共同遺產。例如，人們將天奉為萬物之父，將地奉為萬物之母；諸神在節慶日乘坐自己的戰車，沿著平坦的道路在各地巡視；認為人死後，靈魂會繼續存在於世上，這些都是印度、希臘和羅馬神話的基本觀念。恆河上的一些神靈的名稱甚至與伊利索斯河和臺伯河信奉的神靈相同：希臘人的烏拉諾斯（uranus）就是伐樓拿（varunas），他們的宙斯（zeus）就是約維斯·巴特（jovispater），狄斯匹特（diespiter）就是《吠陀經》中的朱斯庇達（djauspita）。近期對古印度神靈的研究，意外地使人們對希臘神話中錯綜複雜的形象有了一定了解。頭髮灰白、充滿神秘色彩的復仇女神（erinnyes）並非由希臘人創造，而是隨著最古老的移民從東方傳播過來的。神聖的印度獵犬薩羅摩（sarama）為天神守衛著金色的群星和陽光，並替他把天牛，即滋養萬物的雨雲聚集起來擠奶，它還忠實地帶領去世的虔誠信徒前往極樂世界。這個神靈在希臘人那裡卻變成了薩羅摩的兒子薩羅梅耶（sarameyas），也就是赫爾梅耶（hermeias）；那個令人費解的盜竊太陽神（helios）神牛的希臘故事，毫無疑問與關於卡庫斯的羅馬傳說有關，如今，我們可以將這個再也不會為人們所理解的傳說，看作是充滿幻想、意義深遠的古老自然觀的最後一聲迴響。

希臘—義大利族的文化

無論如何，確定印度日耳曼族的文化在民族分裂之前達到了何種程度的任務，應該屬於上古世界通史。而義大利史的特殊任務就是，儘可能弄清在希臘人和義大利人分道揚鑣之時，希臘—義大利民族處於何種狀況。這一任務並不是多餘之舉；藉助這項研究，我們可以找到義大利文明的開端，也就是義大利史的起點。

農業

印度日耳曼人可能過著畜牧生活，只知道野生穀物。所有的跡象都表明，希臘—義大利民族當時已經掌握了種植穀物的方法，甚至懂得種植葡萄。支援這個結論的證據並不僅僅在於兩個民族都掌握了農耕的技巧，因為總的來說，我們不能由於這兩個民族都從事農業就斷言他們同宗同源。印度日耳曼族的農業與中國人、阿拉米人和埃及人的農業之間存在歷史聯絡，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些民族要麼與印度日耳曼族毫無關係，要麼就是在人類知曉農業之前就與印度日耳曼族劃清界限了。事實上，在古代比較發達的民族與在現代一樣，經常會彼此交換工具和農作物；中國的編年史將中國農業的起源歸功於某位帝王於某年引進五穀，這種說法至少從總體上來看，準確描述了遠古文化時期存在的種種關係。兩個民族有共同的農耕方式，就像有共同的字母、戰車、領導階層以及其他工具和裝飾品一樣，這更能證實兩個民族在古代交往密切的推斷，但並不能證明他們是同宗同源。而談到希臘人和義大利人，我們對這兩個民族彼此間的關係相對比較瞭解，有人推測義大利的農業、文字和錢幣最初是由希臘人傳過來的，這種說法完全是不可信的。另外，要證明兩個國家的農業是否存在最密切的關係，可以看它們在農業方面是否有相同的古老用語：ager與agros；aroaratrum與arooarotron；ligo與lachaino並存；hortus與chortos；hordeum與krithei；milium與melinei；rapa與raphanis；malva與malachei；vinum與oinos。同樣，希臘和義大利在農業方面具備的許多共同點，也證明了這兩個民族在農業上關係十分密切。例如，從刻在古阿提卡和古羅馬遺蹟上的犁的圖案來看，其形狀完全相同；兩個民族選擇的最古老的穀物都是粟、大麥和赤小麥；他們都習慣用鐮刀割麥穗，然後將麥穗鋪在光滑的打穀場上，用牲口將穀粒踩出來；最後，兩個民族做飯的方式也相同：pulspoltos，pinsoptisso，molamulei；由於很久以後才發明出烘烤的方法，所以在羅馬的祭祀中，通常用生麵糰或麵糊，而非麵包。義大利有「酒國」（oinotria）之稱，這一名稱可追溯到希臘的航海者最早到達義大利之時，這也證明了義大利在第一批希臘移民到來之前就開始種植葡萄了。因此，一定是在印度人離開各民族共同的發祥地之後，在希臘人與義大利人解除舊有關係之前，印度日耳曼族才從畜牧生活過渡到了農耕生活，或更確切地說，是將農業與之前的畜牧業結合起來了。而且，在農業的肇始時期，希臘人與義大利人似乎不僅彼此聯合成了一個整體，而且與這個大家庭的其他成員也聯合了起來；以下至少是事實：最重要的農耕用語並未出現在亞洲的印度日耳曼語系中，但為羅馬人、希臘人、凱爾特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和立陶宛等民族所共有。

在風俗和語言方面，各民族繼承的共同遺產以及後來各自所取得的成果之間，遠不能依據其細節和層次的不同來進行區分。目前幾乎還未從這一角度研究過語言，對原始時代的歷史研究主要不是取材於豐富的語言寶庫，而是需要從浩如煙海但大部分都毫無價值的傳說中去搜尋。因此，我們目前雖然只能指出，印度日耳曼族聚居時代的文化與希臘—義大利族尚且和平共處時代的文化之間所存在的差異，但這已經足夠了。將歐洲的印度日耳曼各族所共有而亞洲的印度日耳曼族所沒有的文化成就，與歐洲一些族群，如希臘—義大利族群和德意志—斯拉夫族群為了自身發展而創造的文化成就區分開來，這一任務如果真有可能完成，也只能等到語言學和歷史學研究取得更大進步之後。毫無疑問，對於希臘—義大利民族和其他所有民族而言，農業成為了民族生活和人民個人生活的萌芽和核心，而且這一觀念一直深植於這些人民的心中。農夫建造房屋和固定的爐灶，以取代牧人的簡陋茅舍和經常移動的火爐，這在精神領域有所體現，並在女神維斯塔（vesta或estia）的身上得以理想化，維斯塔女神是唯一一位不為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的神靈，她一開始就為希臘和義大利兩個民族所共有。義大利民族最古老的傳說之一就是該族人民從畜牧生活到農耕生活的過渡，這一轉變要歸功於國王意大盧斯（italus），或者如義大利人曾經說過的，維大盧斯（vitalus）或維圖盧斯（vitulus），並巧妙地將他與最初創立義大利法制一事聯絡起來。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薩莫奈民族的傳說將一頭公牛當作他們原始聚居地的領袖，在最古老的拉丁民族的名稱中，這個民族被稱為「刈穀人」（siculi，亦作sicani）或「耕田夫」（opsci）。所謂的羅馬起始時期的傳說將一個漁獵民族描述成一座城市的締造者，這與神話並不相符。義大利與希臘的傳說和信仰、法律和風俗，從始至終都與農業息息相關。

不經過任何測量，即使是非常粗略的測量就進行耕種是難以想象的。與農業一樣，兩個民族測量土地面積和劃分地界的方式也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之上。奧斯坎人和翁布里亞人以一百平方英尺為一佛蘇（vorsus），正好與希臘人的普列特隆（plethron）相同。他們劃分地界的原則也是相同的。測量土地的人根據一個基點調節方位，然後先畫兩條線，一條自北向南，另一條自東向西，他就站在這兩條線的交叉點（templum）上；接著按固定距離畫幾條與那兩條交叉線平行的線，這樣就將土地分成了若干個矩形，再把界樁（termini，在西西里的銘文中寫作termones，通常作oroi）立在這些矩形的四角上作為標記。埃特魯斯坎人可能也使用這種劃分土地的方法，但他們並不是創始者。我們發現羅馬人、翁布里亞人和薩莫奈人都使用這種方法，在塔蘭託的希拉剋略特人的遠古記載中也出現了這一方法，這既不可能是希拉剋略特人從義大利人那裡借鑑的，也不可能是義大利人從希拉剋略特人那裡引進過來的，而是各族自古就共同擁有的。另一方面，羅馬人具備一個獨有的特色，他們嚴格實行正方形原則，即使有的地方有海岸和河流作為天然界線，他們也不會以此為界，分配土地時，最後一塊也必須是正方形。

希臘與義大利經濟的其他特徵

希臘人與義大利人極為親密的關係不僅體現在農業方面，在人類其他的早期活動中也有所體現。根據荷馬的描述，希臘人的房屋與義大利一直保持的建築模式相差無幾。拉丁人的房屋中，最初用來居住的整個內房是其主要部分，叫做atrium，也就是「黑室」的意思，擺放有家族祭壇、婚床、餐桌和灶臺；這些與荷馬史詩中所描述的megaron正好相同，裡面也有家族祭壇、灶臺和被煙燻黑了的天花板。然而，兩個民族在造船方面就不盡相同了。帶槳的小船為古印度日耳曼族所共有，但發展至帆船並加以應用不太可能是希臘—義大利時期所發生的事，因為我們發現除了印度日耳曼族共有的航海用語之外，希臘人和義大利人根本沒有任何相同的航海用語。另外，義大利人在原始時代有共進午餐的習慣，神話將這一習慣的起源與農業的引進聯絡起來，亞里士多德則把它與克里特島人的共餐制（syssitia）相比較；在用餐習慣方面，古羅馬人還與克里特島人和拉科尼亞人相同，他們是坐著吃飯，而不像這兩個民族後來那樣斜倚著長榻吃飯。用兩塊不同類的木頭相互摩擦來生火的方法是各族人民通用的，但兩片取火木在希臘語和義大利語中的名稱是相同的，這絕非偶然：「磨木」作trypanon，terebra，「墊木」作storeuseschara，tabula（可能是從tendere，tetamai演變而來的）。同樣，兩個民族的服裝也基本相同，tunica與chiton完全相同，fuller只不過是一件比較肥大的himation。這兩個民族在戰爭中所使用的武器，雖然在不斷變化改進，但至少他們主要的進攻武器都是標槍和弓箭；就羅馬而言，這一點明確地表現在最古老的戰士名稱（pilumni-arquites）之中，而且這些武器適合於最古老的作戰方式，但並不適於近距離戰鬥。因此，在希臘人和義大利人的語言和風俗中，所有與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有關的事物，都可以追溯到相同的基本要素；當這兩個民族還是一個統一的民族時，他們就已經共同解決了世界對人類提出的最古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