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話短說，那些可愛的、離奇的陳舊方式該中止了。應該組建全國性的經典和當代詩歌銷售網。我認為，這應該由私人企業組建，但應得到國家支援。其目標年齡組應在十五歲以上。重點放在美國經典詩歌上。出版哪些人的哪些作品，這應該由內行的兩三個人，亦即兩三位詩人來決定。熱衷於意識形態爭吵的學院派專家應被排斥在外，因為在這一領域，無人享有指點江山的權威，唯一的依據就是趣味。美以及與其相伴的真不應服從任何哲學、政治甚至倫理教條，因為美學就是倫理學之母，而不是相反。如果你們不同意這一點，那麼就請你們回憶一下你們戀愛時的情景。

不過也應該記住，社會中總有這樣一種傾向，即為每一個時期(通常是一個世紀)指認出一位偉大詩人。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逃避閱讀其他詩人的責任，或者是——就這件事而言——為了逃避那位天選詩人，只要你發現他或她的性格並不合乎自己的口味。事實上，在任何一個階段，在任何一種文學裡，都會同時存在好幾位同樣偉大、同樣重要的詩人，他們都能照亮你前行的路。無論人數是多是少，他們歸根結底都能被歸入各種已知的性格，必然如此，他們之不同便由此而來。他們憑藉語言之恩賜來到世上，為了向社會提供一套美學標準的層次體系或色譜，供社會遵循、忽略或關注。他們與其說是榜樣，莫如說是精神導師，無論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了——他們若是沒有這種意識則更好。社會需要作為整體的他們，如果我提出的計劃能得以落實，也不應給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以偏愛。因為在這些高地上並無等級，榮耀應該均等。

我懷疑，社會鍾情於一位詩人，是因為較之於好幾個人，一個人更易忽略。一個社會若是擁有好幾個扮演著世俗聖徒角色的詩人，便會變得更難統治，因為政治家就不得不拿出至少與數位詩人相當的視界高度，更不用說是措辭水平了，而這樣的視界高度和措辭水平已經無法再被視作例外。但是，這樣一個社會或許會比我們迄今所知的所有社會都更民主。因為，民主的目的並非民主自身，否則便是多餘。民主的目的就是民主之啟蒙。沒有啟蒙意義的民主，至多也只是一片治安狀況良好的熱帶雨林，其中還有一位被指定的偉大詩人扮演人猿泰山。

我在這裡要談的是熱帶雨林，而非人猿泰山。對於一位詩人來說，被人遺忘並非一場了不得的悲劇，這是在所難免的，他能承受。與社會不同，一位好詩人永遠擁有未來，就某種意義而言他的詩作就是一份邀請，邀請我們領取未來的樣本。關於我們自己，至少可以這樣說——這或許也是對於我們的最高讚譽——我們就是羅伯特·弗羅斯特、瑪麗安·穆爾、華萊士·斯蒂文斯和伊麗莎白·畢曉普的未來，我僅提這麼幾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代人都是未來，更確切地說都是逝去者的未來之組成部分，尤其是逝去詩人的未來之組成部分，因為當我們閱讀他們的作品時，我們便能意識到，他們是知道我們的，這些在我們之前出現的詩歌實質上就是我們的基因庫。它不需要我們去尊崇，它在召喚我們去閱讀。

我再重複一遍：一位詩人永遠不會是輸家。他深知，會有人繼承他的事業，在他止步的地方繼續前行。(事實上，正因為繼承者人多勢眾，激情四射，高聲喧譁，譁眾取寵，才把這位詩人擠入了忘川。)他能承受，就像他不怕被視為娘娘腔。無法承受被遺忘之命運的恰恰是社會，與每一位詩人其實都具有的精神毅力相比，恰恰是社會成了娘娘腔，成了輸家。社會的主要力量就在於複製自我，對於社會而言，失去一位詩人就等於毀滅了一顆腦細胞。這會妨礙一個人的言說能力，在需要作出倫理選擇時無所適從，或者，這會使活的話語結滿修飾語的硬殼，使人變成一個熱情接納胡言亂語或純粹噪音的容器。不過，負責複製的器官並未受到影響。

對於某些遺傳缺陷(在個體身上或許並不顯眼，在群體中則觸目驚心)，治療手段並不多，我在這裡提出的建議也並非一種治療手段。我只是希望，我的這個主意如果能得到支援，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我們這種文化萎靡症蔓延至下一代的速度。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我接受了這個富有公眾服務精神的職位，或許，拿到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付給的薪水讓我有些腦袋發熱。或許，我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衛生局長，把一張標籤貼在當今的詩歌包裝盒上。這標籤上寫著：「如此經營方式有害國家健康。」我們活著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染病。

常有人說，忘記歷史的人註定會重複歷史，我覺得第一個道出此言的似乎是桑塔亞那。詩歌不作如此斷言。不過，詩歌與歷史還是有某些相似之處：詩歌也訴諸記憶，它也能造福未來，更不用說當下了。詩歌肯定無法減少貧困，但它可以驅除愚昧。再者，它還是唯一可以抵禦人心之庸俗的保險裝置。因此，詩歌應該以低廉的價格提供給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

在一個人口兩億五千萬的國家，一本兩美元一冊的美國詩歌選集可以賣到五千萬冊。也許不會很快賣光，但能常銷，賣上十來年，便能全都賣出去。書籍找到了自己的讀者。如果賣不出去，那就讓它們躺在那裡好了，落滿塵土，腐爛分解。總會有一個孩子，他將在垃圾堆裡揀起一本書來。我就曾是這樣一個孩子，如果我本人的例子有任何價值的話；也許，你們中的一些人也會這樣做。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我認識的一個人當時身在俄國，正在把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譯成俄語。我認識他，是因為我讀到了他的譯詩，那些被譯成俄語的詩作極為出色，我非常想結識譯者，同樣也非常想看到原作。他給我看了那本硬皮書(我認為是霍爾特出版社的版本)，翻開的一頁上恰好是《幸福因失去長度而達到頂點》一詩。這一頁上有一隻巨大的十二號軍靴留下的印跡。這本書的扉頁上還蓋著一個圖章，圖章上的字樣為「斯塔拉格3b」，這是二戰期間位於法國某地一座關押盟軍戰俘的集中營。

這就是一本詩集最終找到其讀者的例證。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時刻待在近旁。否則它就不會被踩到，更不可能被揀起。

1991年10月在國會圖書館所作演講。——原注。譯者按：此文原為擔任美國「桂冠詩人」的布羅茨基1991年10月2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作演講，後經修改刊於1991年11月11日的《新共和》(newrepublic)。此文原題「animmodestproposal」，是對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一個溫和的建議》(amodestproposal,1729)一文的戲仿，斯威夫特的「建議」旨在「防止愛爾蘭的窮人孩子們成為他們的父母或國家之負擔」。俄文版題為「heckpоmhоeпpeдложehиe」。

暗指福山的歷史終結說。

蒙塔萊(1896—1981)，義大利詩人，1975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布羅茨基的《在但丁的陰影中》一文就是寫蒙塔萊的。

馬維爾(1618—1678)，英國玄學派詩人，布羅茨基翻譯過馬維爾的詩。

畢曉普(1911—1979)，美國女詩人。

弗羅斯特《提供，提供》一詩中的詩句。

此處用的是拉丁文「gogitoergosum」。

施瓦辛格(1947年生)，美國電影中的壯漢明星，後任加州州長。

伍迪·艾倫(1935年生)，美國喜劇電影明星、導演。

穆爾(1887—1972)，美國女詩人。

喬治·桑塔亞那(1863—1952)，西班牙哲學家，批判實在論代表之一，1872年移居美國，曾任教哈佛大學，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領域》等著作。布羅茨基所引之語出自桑塔亞那的《理性生活》(thelifeofreason)，原文為：「thosewhodon'trememberthepastarecondemnedtofulfitit.」

即安德烈·謝爾蓋耶夫(1933—1998)，布羅茨基的友人，俄國詩人、翻譯家。

這家出版社的全稱為「holt,rinehartandwin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