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這些銀幕上的薄嘴唇漢子歸根結底是會扣動扳機的。當今的歷史學家卻難以做出此類動作，他會用科學來解釋他的保留態度。換句話說，對於闡釋客觀性的追求超越了闡釋物件所激起的情感。因此，人們會疑惑闡釋的意義究竟何在：歷史僅僅是一種可以丈量出我們逃離歷史事件的距離、貌似反向溫度計的工具嗎？歷史是獨立存在的嗎，還是僅僅因為歷史學家的存在而存在，也就是說，僅僅是為歷史學家而存在？
我更願意把這些問題擱置一段時間，否則我就永遠無法說清我的免責宣告，更不用說這些宣告的含義了。首先我想指出，我之所以提出下列意見，其動機並非在於我將自己的身份定位為一個受害者。當然，我是一個猶太人，生來就是，血統純正，可或許會讓人感到遺憾的是，我沒有接受過猶太文化的薰陶。這原本足以成為產生親緣感的理由，只是我恰恰出生在猶太人大量死去的時候，而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對他們的命運知之甚少，直到我十幾歲，此時我已對我的民族和其他許多民族的遭遇如飢似渴，而我們的國家剛剛戰勝德國，並在戰爭中失去了兩千萬國民。換句話說，我有太多的身份需要去認同。
我此刻提到這些，並非因為我感染上了歷史客觀性的病菌。恰恰相反，我發言的立場是極其主觀的。事實上，我一直希望主觀效能更強一些，對於我而言，猶太人在第三帝國的遭遇並非歷史，因為他們的被消滅與我的存在之萌芽狀態有著部分的重疊。當我享受著無知嬰兒那種可疑的舒適生活，吐出甜蜜的咿呀聲時，他們卻正在如今被稱為東歐或中歐的土地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依然將那片土地視為西亞)走向火葬場和毒氣室。我還意識到，如果沒有這兩千萬死去的俄國人，我或許會用許多方式對第三帝國的猶太犧牲者產生認同感。
因此，如果說我時常瀏覽此類圖書，其原因也大多是自私的，即獲得一幅更為立體的圖畫，以觀察那構成我的生活的一切，觀察我在其中看見了半個世紀前的我的那個世界。由於德國和蘇聯的政治體制十分相似，甚至完全重疊，由於後者絕少提供鐵窗內的圖景，我凝視著我生活背景中的這一堆堆屍體時，無疑帶有雙倍的專注。我問自己：他們是如何落到這步田地的呢？
答案驚人地簡單：因為他們就在那兒。要想成為犧牲者，就需要身在犯罪現場。要想身在犯罪現場，就需要不相信犯罪的可能性，還需要無法逃離現場，或不願逃離現場。在這三種前提中，我猜想，發揮主要作用的是最後一個前提。
不願逃離的原因值得深思。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過許多思考，雖說人們對犯罪根源的思考要更多一些。這部分是因為，對於歷史學家來說，犯罪根源是一個較為簡單的話題。它們全都被歸結為德國的反猶主義，其譜系通常被程度不等地追溯至華格納、路德，直到伊拉斯謨、中世紀，乃至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普遍衝突。一些歷史學家試圖將其讀者帶回黑暗的條頓殖民時期，一直溯源至瓦爾哈拉宮。另一些歷史學家則將其歸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凡爾賽和約以及德國經濟崩潰背景下猶太人的「高利貸」行為。還有一些歷史學家將所有這些東西攏在一起，再不時添上有趣的一筆，比如，納粹的反猶宣傳竭力醜化猶太人，充滿關於猶太人衛生習慣的種種描述，有人將納粹的反猶宣傳與流行病的歷史聯絡起來，因為在歷次瘟疫流行時，猶太人的死亡人數都比主要民族要少。
這些歷史學家是拉馬克主義者，而非達爾文主義者。他們似乎願意相信，對一種信仰的依附關係可以成為一種遺傳基因(如此觀念倒也與猶太教的主要信條之一很接近)，與此相伴的一些偏見、思維方式等等也同樣如此。他們是兼職歷史學家的生物決定論者。因此他們劃出的是一條從瓦爾哈拉宮直入沙坑的直線。
不過，這條線如果真是筆直的，那麼球或許也就不會落入沙坑了。一個民族的歷史就像一個個體的歷史，它所包含著的更多是遺忘而非銘記。歷史與其說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不如說是一個喪失的過程，否則我們立馬就不再需要歷史學家了。更不用說，保留記憶的能力並不能將自身轉譯為道出預言的能力。由哲學家或政治思想家作出的此類轉譯嘗試幾乎註定會變成一張新社會的藍圖。第三帝國的興起、繁榮和衰亡，就像俄國的共產主義體制一樣，之所以未能避免，恰恰因為它們是出人意料的。
這便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能夠因為原作的質量不高而指責翻譯嗎？我想給出的答案是「是的」，請允許我在此屈從於這一想法的誘惑。無論是德國版的社會主義還是俄國版的社會主義，均抽芽自十九世紀晚期的那株哲學之根，它將不列顛博物館的書架當做燃料，將達爾文的思想當做榜樣。(因此，它們兩者後來的對峙就不是一場善與惡的搏戰，而是兩個惡魔的纏鬥，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也可以稱之為一場家庭內訌。)
更早一些的肥料，自然是法國十八世紀的那場出色表演，這場表演使德國人在軍事和智性方面都落後了相當長的時間，由此派生出的民族自卑感卻披上了德國民族主義和德國「文化」觀念的外衣。德國浪漫唯心主義起起落落，從最初的「心靈呼號」很快轉向「戰爭呼號」，尤其是在工業革命時期，因為不列顛的工業革命進展順利。
還要考慮到俄國，它比德國的表演機會還要少，而且還不僅僅是在十八世紀。這是一種雙倍的自卑感，因為俄國在千方百計地——不，是竭盡所能地——模仿德國，派生出自己的斯拉夫派，提出了俄羅斯靈魂特殊性的概念，似乎上帝是根據地理原則分配靈魂的。這裡開一個玩笑：在一個俄國人聽來，「心靈呼號」和「戰爭呼號」這兩個詞會合二為一，成為「最新的呼號」。正是出於自卑感，正是出於外省人的心理，即總是追逐最新的時尚，列寧才坐下來閱讀馬克思；列寧的閱讀動機並非某種被意識到的必需。俄國的資本主義畢竟剛剛冒出它的頭幾根菸囪，整個國家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
但是，你們卻很難指責他倆不去閱讀其他的哲學家，比如說維科。那個時代的精神模式是線性的、循序漸進的、進化的。人們會不知不覺地墜入這一模式，在檢討某項罪行時更多地關注其起源，而非其目的。是的，我們就是這樣一種獵犬，我們更願意去嗅倫理學而非人口統計學。歷史的真正悖論就在於，它的線性模式原本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之產物，可這種模式卻又在鈍化這一本能。無論如何，德國版和俄國版的社會主義恰恰源自這種模式，源自歷史決定論的原則，即對「正義之城」的追尋。
我們甚至可以補充一句，這麼說並非比喻。因為，歷史決定論者的一個主要特徵就在於他對農民階級的蔑視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厚望。(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俄國至今仍不願讓農業私有化，非要讓大車跑在馬的前面——這話也並非比喻。)社會主義理想作為工業革命的一個副產品，實際上是一種都市構造，它源自那些背井離鄉、將社會就等同於城市的心靈。因此毫不奇怪，這種精神破落戶的思想杜撰以一種令人嫉妒的邏輯成長為一個專制國家後，定會放大都市中下階層的某些最基本屬性，首先就是他們的反猶主義。
這與德、俄兩國彼此毫不相像的宗教史或文化史少有干係。路德的演講儘管激情四溢，可我依然真心懷疑，他那些大多沒有文化的聽眾是否真的很在意他的佈道之要義；至於俄國，伊凡雷帝在與叛逃者庫爾勃斯基大公的書信論戰中曾真誠而又驕傲地稱自己為猶太人，稱俄國為以色列。(就整體而言，如果說宗教問題的確是當代反猶主義的根源，那麼反猶主義最醜惡的首領就不該是德國人，而應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法國人。)對於十九世紀的德國革命思想而言，無論它曾如何在驅逐猶太人或解放猶太人這兩個問題間劇烈搖擺，其法律上的結果仍是一八七一年的猶太人解放。
因此，猶太人在第三帝國的遭遇首先是與一個全新國家、一種新型社會體制和生存方式的建立聯絡在一起的。「千年帝國」有著某種明顯的千禧年情緒，某種「世紀之末」情緒，但它或許有些早熟，因為二十世紀才剛剛開始。但是，戰後德國的政治和經濟廢墟卻構成一個一切從頭再來的最佳時期。(歷史也像我們前面指出的那樣，並不注重人類的編年順序。)對青年的關注，對青春軀體的崇拜，對血統純正種族的鼓吹均由此而來。社會烏托邦遇見了一頭金髮怪獸。
這一相遇的結果，自然就是社會的野獸化。因為，最不具烏托邦色彩的就是正統的猶太人，甚至包括那些被解放的、世俗化的猶太人；他們也是最少金髮的。創造新事物的一種方式就是剷除舊事物，新德國就是這樣一項計劃。一個無神論的、志在未來的「千年帝國」，只會將具有三千年歷史的猶太教視為障礙和敵人。從編年史的角度來看，從倫理學和美學的角度來看，反猶主義的出現均可謂恰逢其時；其目標大於其手段，我甚至想說，也大於其靶子。這個目的恰恰就是歷史，就是要按照德國的樣式來重建世界；手段則是政治的。大約正是這些手段的具體性以及它們的靶子的具體性才使得目標不那麼抽象了。對於一種思想而言，其受害者的引人注目之處正在於，後者會幫助這種思想獲得致命的特徵。
這裡又出現一個問題：他們為何不逃走呢？他們沒有逃走，這首先是因為，離去還是被同化的兩難選擇並不是一個新問題，直到不久之前，隔著一兩代人，在一八七一年，這個問題通過猶太人的被解放似乎已得以解決。其次是因為，魏瑪共和國的憲法還在繼續發揮效用，它釋放出的自由空氣還滯留於他們的肺葉，也滯留於他們的口袋。第三是因為，納粹在當時還被視為一種顯而易見的怪物，一個主張重建的政黨，他們的反猶行為也被看作艱難的重建工作的副產品，是他們鍛鍊肌肉的副產品。他們畢竟號稱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那隻身配納粹標誌的老鷹也會被當做一隻外省鳳凰。這三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原因都足以使人留守家園；而同化、從眾的惰性更將他們聚攏了起來。我猜想，他們總的想法就是擠在一起，等到雨過天晴。
但歷史不是一種自然力量，即便這僅僅是由於其代價通常都要高昂得多。與此相應，人們無法購買關於歷史的保險。甚至連人們在長期被逐過程中產生出的憂慮也只是一筆可憐的保險費，它數目不足，至少對於德意志銀行而言是不足的。歷史決定論學說與得到教義支援的那種認為天意通常仁慈的精神氛圍共同索要了一筆債務，而這筆債就只能用人的血肉來支付了。歷史決定論自身會轉化為大滅絕的決心；天意通常仁慈的觀念則會轉化為對納粹衝鋒隊的耐心等待。少享受些文明的益處、成為一位游牧者不是更好嗎？
逝者們或許會說「是的」，儘管我們無法確定這一點。活著的人們卻肯定會高聲喊道：「不！」後一種反應在倫理上的曖昧原本是可以搪塞過去的，若非由於它立足這樣一個荒謬認識的話，即發生在第三帝國的一切都是獨一無二的。並非如此。在德國持續了十二年的一切，在俄國則延續了七十年，所付出的代價，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所付出的代價，則幾乎高出五倍。對於革命的東亞諸國、柬埔寨、伊朗和烏干達等國而言，這樣的比例似乎也不難形成，因為，在統計人的損失數量時，他們的種族屬性是不起作用的。不過，如果說我不願意延續這條思路，那是因為這相似過於醒目，令人不適，因為這樣會過於輕易地犯下一個方法論錯誤，即將這種相似發展成為一個可被認可的證據，用以佐證之後的法則。
我想，歷史的唯一法則就是偶然性。一個社會或一個人的生活越是規範，便會有越多的偶然性被排擠。這種情況持續得越長，便會積累起越多被忽略的偶然性，而在我看來，偶然性會索取自身權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們不應賦予某一抽象的思想以人的特質，但是，一位詩人曾經說過：「記住，火與冰/距溫適之城/絕不超過一步；那座城/對兩者都是一瞬。」因此，我們應該傾聽這一警示，因為如今，這座溫適之城已發展得過於龐大了。
這是理解歷史法則的最佳途徑。如果歷史終將如其所願被納入科學，那麼歷史就必須清楚地瞭解其探尋之實質。如果存在某個關於萬物的真理，這真理大約也有其非常黑暗的一面。考慮到人類的新來者身份，也就是說，世界出現在人之前，因此，關於萬物的真理註定是非人類的。因此，關於這一真理的任何探究均近乎一種唯我論練習，差異僅在於緊張和勤奮的程度。就這一意義而言，那些表明了人類之無足輕重的科學發現(更遑論他們訴諸的語言了)就比當今歷史學家們的結論更接近於那個真理。或許，原子彈的發明就比青黴素的發明更接近於那個真理。或許，同樣的話也可以用來描述任何一種得到國家支援的獸行，其中就包括戰爭和種族滅絕政策，也包括那些自發的民族運動和革命運動。不理解這一點，歷史就永遠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遊獵，獵人們就是那些具有神學嗜好的歷史學家或具有歷史嗜好的神學家，熱衷於賦予他們的戰利品以人的相貌和神的意圖。但是，探究的人性化似乎並不能賦予其研究物件以人性。
去做一名游牧者的最好理由並非清新的空氣，而在於擺脫社會的理性主義理論——這一理論以對歷史的理性主義闡釋為基礎；因為，面對社會和歷史的理性主義態度就是在無憂無慮地逃離人的直覺。一位十九世紀的哲學家能這樣做。而你們卻做不到。如果無法在肉體上成為游牧者，那也至少應在思想上成為游牧者。你無法拯救你的皮膚，但是你可以拯救你的思想。應該像閱讀小說一樣來閱讀歷史，即閱讀故事，閱讀任務，閱讀場景。簡言之，閱讀其多樣性。
在我們的意識中，我們通常不會把法布里斯和拉斯科爾尼科夫聯絡在一起，不會把大衛·科波菲爾和娜塔莎·羅斯托娃聯絡在一起，也不會把冉爾讓和克萊麗婭·孔蒂聯絡在一起，儘管他們均大致屬於同一世紀的同一時期。我們不會把他們聯絡在一起，是因為他們相互之間沒有關聯。不同的世紀之間也沒有關聯，或許僅有朝代的延續和交替。歷史實際上是一座巨大的圖書館，其館藏文學作品的差異更多地在於它們的風格而非它們的主題。以一種宏大方式思考歷史暴露出的是我們的自我膨脹——讀者自詡為作者。要想給這些書卷做卡片索引——更不用說將它們彼此聯絡了——只能通過花費時間去閱讀它們來完成；無論如何，這要花費我們的腦力。
此外，我們對小說的閱讀大多是飄忽不定的，有的小說自己找到了我們，有的相反。在這項活動中左右我們的既有我們的趣味，也有我們的休閒環境。可以說，我們在閱讀時就成了游牧者。歷史也應如此。我們只需謹記，線性思維作為一種敘述手法，一種修辭，對於歷史學家的手藝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對於歷史學家的受眾而言卻是一個陷阱。孤身一人落入這個陷阱是可怕的，眾人一同落入這個陷阱則是一場災難。
一個個體，尤其是一個游牧的個體，能較集體更敏銳地感覺到危險。前者可以做三百六十度旋轉，後者卻只能看到一個方向。一個游牧者，一個個體游牧者，其最大的快樂之一就是用他自己的獨特方式去構建歷史，去構築他自己的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或文藝復興，他可能依據年代順序，也可能不按年代順序，肆意妄為，只是為了把它們都變成自己的東西。要想同時生活在很多世紀之中，這其實是唯一的途徑。
我們應當記住，唯理論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個人主義。我們應該對這些歷史學家似乎具有的冷靜客觀性心懷警惕。因為，客觀性並不意味著千篇一律，也不構成主觀性的替代選項。它更像是各種主觀性之總和。無論是兇手、受害者還是旁觀者，人們的行為歸根結底都始終是個性化的，主觀的；對於他們自身及其行為作出的評判也應該是個性化的，主觀的。
這自然會使我們不再確信無疑，不過，這樣的確信無疑越少越好。不確定效能使一個個體提高警惕，不確定性就總體而言也較少嗜血。當然，它也時常會讓人感到痛苦。不過，去感受痛苦總是勝過去組織他人。就整體而言，不確定性要比生活本身更真實；關於生活，唯一確信的事情即我們的存在。我再重複一遍，歷史和未來的主要特徵即我們的缺席，你如果從未成為一件事情的組成部分，你自然無法對這件事情確信無疑。
時間繆斯那含混的神情就由此而來。這是因為，有太多雙眼睛曾用不確定的眼神盯著她看。這還因為，她曾目睹太多的能量和騷動，只有她才清楚那些能量和騷動的真實目的。最後，這是因為她知道，如果她睜開眼睛回頭一看，就會讓她那些崇拜者雙目失明，而她是不無虛榮的。部分地由於這份虛榮，但更主要地是因為她在這個世界上無處可去，她便時常帶著她那含混的神情走到我們中間，想讓我們缺席。
1991年在萊頓大學赫伊津哈論壇上所做報告。——原注。譯者按：赫伊津哈(又譯懷金格，1872—1945)，荷蘭歷史學家，現代文化史學的奠基者，曾任荷蘭萊頓大學校長。克利俄為古希臘神話中的九位繆斯之一，司歷史。本文原題為「profileofclio」，俄文版題為「Пpофильkлио」。
烏拉尼亞為九繆斯之一，一般認為主司天文。
九繆斯之一，司音樂和抒情詩。
語出奧登的《克利俄頌》一詩。
《聖經》中亞當與夏娃所生的兩兄弟，弟弟亞伯為哥哥該隱所殺，有人稱之為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起謀殺案。
古希臘伊皮魯斯國的皮洛士王西元前279年在付出慘重代價戰勝羅馬軍隊後說：「再有一次這樣的勝利，我們就輸了。」「皮洛士的勝利」即指因代價太大而得不償失的勝利。
法國史學流派，主張將歷史視為「總體史」，注重面對歷史的共時性研究。
尤里安(331—363)，羅馬皇帝，曾宣佈與基督教決裂，主張宗教自由。
引自卡瓦菲斯的《伊奧尼亞海》一詩。
北歐神話中接納英烈的殿堂。
此處的「文化」用的是德語詞「kultur」。
此處的「心靈呼號」和「戰爭呼號」都用的是法語，即「cridecoeur」和「crideguerre」。
「最新的呼號」為法語詞「lederniercri」。
「世紀之末」為法語「findesiècle」。
語出奧登的長詩《大海和鏡子》(1942—1944)。
此處「不可或缺的」一詞用的是法語「derigu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