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由於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情況下最終過起了流亡生活。有些動機是好的，有些則是不好的，但這一區別在人們讀到訃告時便不復存在了。你在書架上的位置，不是由你自己，而是由你的書來決定的。既然他們堅持要把藝術和生活區分開來，那麼最好就讓他們發現你的書很好而你的生活卻很糟，而不是相反。當然，也有可能他們既不關注你的書，也不關心你的生活。
在國外、在異鄉的流亡生活，就本質而言就是你自己的書籍那樣的命運之前兆：被淹沒在書架上成排的書籍中，你們的共同之處僅在於姓氏的第一個字母。你躺在這兒，躺在某個龐大圖書館的閱覽室裡，書頁掀開著……你的讀者對於你如何來到這兒的問題毫不在意。為了使你不被合上，不被放回書架，你必須向你那位自以為無所不知的讀者講述一個有些品位的故事，一個關於他的世界和他自己的故事。如果說這句話太富暗示色彩，那原本就該如此，因為暗示就是這整個遊戲的名稱，因為流亡生活在作者和他的主人公之間設定的距離，的確時常要求使用天文或宗教數字來表達。
正是這一點使我們感到，要去描述一位作家被迫離開其祖國(受迫於國家、恐懼、貧窮和無聊)的那種狀態，「流亡」也許並非一個最恰當的字眼。「流亡」一詞至多隻能涵蓋離去，即被放逐的那一時刻；用這個滿含顯見悲傷的字眼去稱呼接下來的生活，就顯得既過於舒服又過於自在了。我們聚集在這裡，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如果說我們真的具有一種共同的特徵，那麼它是無法名狀的。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在經受著同樣程度的絕望嗎？我們在同樣程度地遠離我們的公眾嗎？我們全都居住在巴黎嗎？不，將我們聯為一體的是我們的書籍那樣的命運，無論是就字面的意義還是就象徵的意義而言，我們同樣敞開著躺在那座龐大圖書館的桌子或地板上，躺在各個角落裡，被人踩著，或被一個稍稍細心些的讀者撿起，或者更糟，被一位盡職盡責的圖書管理員撿起。我們能夠向那位讀者講述的真正新奇的故事，就是這種自主的、航天器一般的心態，我敢斷定，這種心態造訪過我們每一個人，然而我們的大部分作品都選擇了不去理會它們的造訪。
我們這樣做，也許是為了實際的理由，或是為了體裁上的考慮。因為，這條路上充滿著瘋狂和一定程度的冷漠，這冷漠與其說是與熱血沸騰的流亡者相關，還不如說是與面容蒼白的當地人相關的。另一條路上所充滿的則是平庸，同樣近在咫尺的平庸。所有這些話，在你們聽來也許像是一種欲對文學進行指導的典型的俄國方式，可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個人在發現有很多流亡作者(首先是很多俄國流亡作者)處於平庸水準時的一種直接反應。這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因為，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還具有一個實情，即它極大地加速了我們的職業飛行，或曰漂流，將我們推入孤獨，推入一個絕對的遠景，推入這樣一種狀態：留給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語言，且這兩者之間亦無任何人和任何東西。流亡帶給你們的一個夜晚，通常狀況下也許需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度過。如果這話在你們聽來似乎具有商業意味，那就隨它去吧，因為現在是出售這個觀念的時候了。因為，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它。也許，一個比喻能幫些忙：一位流亡作家，就像是被裝進密封艙扔向外層空間的一條狗或一個人(自然是更像一條狗，因為他們從不將你回收)。而這密封艙便是你的語言。要讓這個比喻更完整些，還必須補充一句：不久，這密封艙裡的乘客就會發現，左右著他的引力不是來自地球，而是來自外層空間。
對於一個從事我們這行職業的人來說，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首先是一個語言事件，即他被推離了母語，他又在向他的母語退卻。開始，母語可以說是他的劍，然後卻變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艙。他在流亡中與語言的那種隱私的、親密的關係就變成了命運，甚至在此之前，它已變成一種迷戀或一種責任。活的語言就定義而言具有離心傾向，也具有推力，它要嘗試去覆蓋儘可能大的範圍，以及儘可能大的虛無。所以才有了人口爆炸，所以才有了你們向外層空間的自主航行，航行到那望遠鏡或祈禱詞的領域。
換句話說，我們全都在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為文學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釋各種人類命運、各種體驗之含義的手冊。這是一部字典，其中的語言就是生活對人的所言。它的功能就是去拯救下一個人，拯救新來者，使他不再落入舊的陷阱，或者，如若他還是落入了舊陷阱，就前去幫助他，使他意識到，他不過是撞上了同義反復。這樣的話，他就會較少耿耿於懷，就某種意義而言也就有更多自由。因為，去弄清生活詞彙的含義，去弄清你所遭遇的一切之含義，這就是解放。在我看來，還需要對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作出一個更完滿的解釋，它的痛苦眾所周知，但還應該瞭解到它那能麻痺痛苦的無窮性，它的健忘、超脫和淡泊，它那使人類和非人類都感到恐懼的遠景，對此我們沒有任何尺度可以用來衡量，除了我們自身。
我們必須讓那下一個人感到輕鬆一些，如果我們無法使他感到更安全的話。而使他感到輕鬆一些、使他較少驚恐的唯一途徑，就是讓他看到生活的完整規模，當然，我指的是我們自身所能覆蓋的規模。我們可以就我們的責任和忠誠(對我們各自的同時代人、祖國、異鄉、文化、傳統等等的責任和忠誠)無休止地展開爭論，但是，這種責任，或者說這一機會，這一使下一個人(無論他奉行什麼樣的理論，無論他有什麼樣的需求)更加自由的機會，卻不應該成為一個拖延物件。如果這些話聽起來過於傲慢、過於人本主義了，我請求大家的原諒。這些特質與其說是人本主義的，不如說是具有決定論意味的，雖說我們不會去為這些微妙區別而費神。我想說的一切就在於，一旦有了機會，在事物巨大的因果鏈上，我們應當不再只做那鏈條上叮噹作響的果，而要試著去做因。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如果我們不去利用這個機會，如果我們決定繼續為果，繼續演出老式的流亡，那麼，這就不能被解釋為一種懷舊。當然，這必須同談論壓迫的必要性有關，當然，對於任何一個想玩弄理想社會概念的人來說，我們的狀態就可以作為一個警告。這就是我們對於自由世界的價值：這就是我們的功效。
但是也許，我們更大的價值和更大的功效就是無意中體現出這樣一個令人沮喪的觀念，即被釋放的人並非是一個自由的人，解放僅僅是獲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義詞。這表明了人類可能遭遇到怎樣的傷害。我們可以為發揮過這樣的作用而自豪。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想發揮更大的作用，一個自由的人的作用，那麼我們就應該能夠接受，或者至少能夠摹仿自由人的失敗方式。一個自由的人在他失敗的時候，是不指責任何人的。
本文寫於1987年11月，擬作為在維特蘭德基金會(wheatlandfoundation)1987年12月2—5日於維也納舉辦的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但作者後因出席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未能與會，此文首發於《紐約圖書評論》1988年1月21日，題為「theconditionwecallexile,oracornsaweigh」，俄文版題為「cоctояhиe,kоtоpоemыha3ывaemи3гhahиemилиПопythогоpetpо」。
「打工者」一詞用的是德文「gastarbeiters」。
「存在意義」一詞用的是法語「raisond'ètre」。
古地名，約指今東歐維斯瓦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地區。
引自濟慈的長詩《伊莎貝拉》(1818)。
米沃什(1911—2004)，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51年流亡西方。
穆濟爾(1880—1942)，奧地利作家，納粹當政後流亡瑞士。
此語出典如下：愷撒大帝的妻子龐培亞據傳與他人有染，儘管沒有任何證據，但愷撒堅持與其離婚，給出的理由是：愷撒之妻，不容懷疑。
約瑟夫·蒙戈爾費埃(1740—1810)和雅克·蒙戈爾費埃(1745—1799)兩兄弟是法國發明家，1782年發明熱氣球，並於次年首次試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