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的一個晚上，威廉·斯通納很晚才回家。還是蓓蕾的鮮花香氣瀰漫，飄浮在溼漉漉的溫暖的空氣中，蟋蟀在陰影中低唱，遠處一輛孤單的汽車揚起灰塵，給這片寂靜送來響亮、粗魯的咔嗒聲。他慢步行走著，沉浸在新季的芳香中，灌木和樹叢的暗影中閃著發光、纖細的綠色花蕾，讓他興致盎然。

他走進家時，伊迪絲在起居室遙遠的另一頭，把電話筒按在耳朵上，望著他。

「你回來這麼晚？」她說。

「嗯，」他愉快地說，「我們有些博士要答辯。」

伊迪絲把聽筒遞給他。「找你的，長途，有人找了你一下午了。我告訴他們你在大學，但他們每隔一小時就又打到這裡來了。」

斯通納接過聽筒衝著送話口講起來。沒有人應。「你好。」他又說了聲。

一個陌生男人細細的聲音應答了。

「是比爾·斯通納嗎？」

「是的，你是誰？」

「你不認識我。我是過路人，你媽媽讓我打給你。我打了整整一下午。」

「是嗎？」斯通納說。他握著送話口的手開始顫起來。「出什麼事兒了嗎？」

「是你爸，」這聲音說，「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這個乾巴巴、言語不多、驚恐不安的聲音繼續說著，威廉·斯通納麻木地聽著，好像按在耳朵上的聽筒這邊不存在似的。他聽到的內容跟父親有關。他有（這聲音說）將近一個星期感覺不好，因為他僱的幫手趕不及犁地栽種，雖然發著高燒，他今天早上還是早早起來去種了些東西。幫手今天十點左右發現他臉朝下趴在犁開的地上，失去知覺了。幫手把他揹回家，放在床上，就去找大夫，可是到中午的時候他就死了。

「謝謝你打電話，」斯通納機械地說，「告訴我媽媽，我明天就趕回來。」

他把聽筒放回掛鉤，盯著連在那個細細的黑色圓筒的傳話口看了很長時間。他轉過身看著屋子。伊迪絲不出所料關切地看著他。

「怎麼了？怎麼回事？」她問。

「我父親出事了，」斯通納說，「他死了。」

「噢，威利！」伊迪絲說。接著她點點頭。「這個星期剩下的幾天，你恐怕都得出去了。」

「是。」斯通納說。

「那我就讓艾瑪姨媽過來，幫著照料格蕾斯。」

「好吧，」斯通納機械地說，「好吧。」

斯通納找了個人替他上這星期剩下的課，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去布恩維爾的班車走了。從哥倫比亞到堪薩斯城的高速公路，在布恩維爾橫穿而過，之前，從上大學開始，他在這條路上走過七年，現在變得寬敞了很多，路面都鋪過，乾淨筆直的護欄圈著小麥和玉米地，在車窗外從他身旁閃過。

布恩維爾在他沒見過的這些年有了點變化。幾幢新樓升起了，一些舊樓已經扒倒，但小城依然光禿、脆弱，看上去好像不過是個臨時湊起來的，隨時可能被拆除。雖然最近幾年，大多數街道都鋪過了，一片薄薄的塵霧總是懸浮在小城周圍，幾輛馬拉的車，鋼圈輪子敞篷車還在附近放著，車輪有時刮擦街道和路沿時會散發出火星。

自己家的那幢房子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也許比以前更乾枯、更灰暗了，護牆板連一片漆都不剩了，沒有漆過的門廊的木頭塌陷得離光禿禿的地面更近了。

屋裡有些人——鄰居們——斯通納已經記不得了，一個身穿黑色上衣、白襯衫、扎著領結的瘦高男子正俯身對著斯通納的母親，她坐在裝著父親遺體的那個窄窄的木棺材旁邊的靠背椅裡。斯通納穿過屋子。那個高個子男人看見他了，走過來迎接。這個人的眼睛是灰色的，有些扁，像兩塊上過釉的瓷片。深沉、油滑的男中音，小聲又渾厚地說了幾句什麼話。這個人管斯通納叫「兄弟」，說著「表親」、「上帝，是他帶走了」之類的話，想知道斯通納想不想跟他一起禱告。斯通納從這人身邊擦過去，站在母親前面，她的臉在他前面晃著。他透過一團模糊看見母親在衝自己點頭，而且從椅子裡站起來。母親抓住他的胳臂說，「你還是看看你爸吧。」

這麼一觸碰，輕得他幾乎感覺不出來，母親帶著他走到開啟的棺材旁邊。他向下看去。他一直看著，直到眼睛清亮起來，然後又吃驚地往後退去。他看到的好像是個陌生人的屍體，萎縮了，而且變得很小，臉像一張薄薄的牛皮紙面具，應該是眼睛的地方變成兩個深深的黑色的小坑兒。裹住身體的深藍色的上衣顯得離奇地寬大，放在胸上從袖口裡伸出的雙手像某種動物乾枯的爪子。斯通納轉過身面向母親，他知道自己感覺到的那種恐怖就停留在眼睛裡。

「最近一兩個星期來，你爸爸的體重減了不少，」她說，「我求他別去田裡了，可我還沒醒來他就起床出去了。他已經頭腦糊塗了。他病得太厲害，都糊塗了，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醫生說，他大概還能行，否則應付不了。」

母親說話的時候，斯通納看得清清楚楚，她這樣說的時候，好像自己也快要死了似的，她的一部分好像無可挽回地跟丈夫鑽進那個棺材了，已經不再出來。現在他看著母親，她的臉瘦瘦的，縮了進去，即便在休息的時候，臉都繃得緊緊的，齒尖都從薄薄的嘴唇底下露了出來。她走路時好像沒有重量或者力氣。斯通納含含糊糊地說了個詞，然後就離開客廳。他走進自己小時候長大的那個房間，在光禿禿的屋子裡站著。他的眼睛又熱又幹，都哭不出來。

他做了些葬禮必須要做的安排，簽了幾個需要籤的文書。像所有的鄉下人一樣，他的父母有喪葬保險，為此，生活中的很多時候，每星期他們都要留出幾美分，甚至在極度需要錢的時期。這幾張契約說來有些可憐，是母親從臥室的一隻舊箱子裡取出來的，上面鍍金的繁複的印刷文字已經斑駁脫落，那張廉價的紙因為年代久遠已經很脆薄了。他跟母親談到未來的事兒，他想讓她跟自己回哥倫比亞。房間多得很，而且（他對這個謊言感到痛心）伊迪絲也會歡迎她來做伴。

可是母親不願跟他回去。「我會感覺彆扭，」她說，「你爸和我——我在這裡住了將近一輩子。在別的任何地方我都覺得不安心，不舒服。還有，託貝」——斯通納想起託貝是父親多年前僱的那個黑人田間幫手——「託貝說只要我需要他就留在這兒。他在地窖裡給自己安頓了個不錯的屋子。我們能對付。」

斯通納跟母親爭辯了會兒，但她不為所動。他終於意識到，她只想等著死，想在她曾經生活的地方死去。他知道，母親還維護著那個小小的尊嚴，當她想這樣做時在這個過程中能找到的那份尊嚴。

他們在布恩維爾周邊一小塊地裡埋葬了父親，斯通納又跟母親回到農場。那天晚上他無法入睡。他穿得整整齊齊，走進父親年復一年幹活的那片田地，走到他現在能尋找到的盡頭。他努力回想著父親，年少時就熟悉的那張臉就是不肯出現在他腦海。他在田裡跪下，手裡抓了把乾燥的土塊。他把土塊捏碎，看著沙子，在月光下黑黑的，土碎了，從手指間流出去。他在褲腿上擦了把手，然後站起來，走回家。還是睡不著，他躺在床上，望著唯一的那扇窗戶，直到天亮，直到地上沒有任何陰影，直到大地把灰色、貧瘠和無限的空間舒展在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