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記者偶爾都得自己寫些較短的悼文，這足以讓他們頭疼了。篇幅較長的悼文是很難寫的，故事必須真實，能吸引讀者，分析必須準確無誤；而且，和《紐約時報》一樣，在將來的某一天，這些悼文將被歷史學家評判。然而，對於寫悼文的作者來說，這份差事並不會給他們帶來榮譽，因為文章也不會署他們的名；報社有規定，這類文章不準署名。惠特曼對這些似乎並不在乎，他特別適合做這種默默無聞的工作。他喜歡當一個普普通通的無名小卒——他在《時報》的員工號是第97353號，圖書借閱卡號是6637662，擁有一張山姆·古迪唱片店的優待證，在天氣晴朗的週末時借岳母1963年產的小別克去兜風，當一個永遠不被人們引用的人。他曾經是羅傑·拉德高中橄欖球隊、棒球隊及籃球隊的領隊，而現在卻為《時報》拼命工作。當他的同事們整日在外四處奔波的時候，他卻悄然無聲地坐在巨大的編輯部大廳裡，沉浸在他一個人所擁有的一半是生、一半是死的小世界裡。
編輯部大廳大概有一個橄欖球場那麼大，也可能有它的兩倍那麼大，裡面是一排排的灰色金屬桌子，顏色全都一樣。每個桌子前都坐著一位打電話核實訊息來源的記者。他們正在核實各種訊息，有謠言、內部訊息、報告、宣告、恐嚇、搶劫、強姦、交通事故、政治危機以及各種各樣的層出不窮的問題。這是一個各種問題匯聚的大廳。在這裡，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報道通過電傳、電報、電話或自動接收機分分秒秒地傳到這間大屋子裡：多瑙河的災害、坦尚尼亞的騷亂、巴基斯坦的危機、棘手的的裡雅斯特地區、里約熱內盧的謠言、西貢的動盪局勢和政變、訊息靈通人士所言、可靠線人報道、非洲問題、猶太問題、北約問題、華約問題、蘇哈托問題、西哈努克問題……而惠特曼卻坐在編輯大廳的後面，細細地品著茶。他對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怎麼關心，他只關心最終的結果。
他思考著，在這些人物、這些問題製造者最終死去時，他該用什麼樣的字眼來形容他們。他正坐在打字機前，雙肩向前，斟酌著該用哪些詞來為毛澤東、哈里·杜魯門、畢加索提前準備悼文。他也在考慮該如何為嘉鮑、瑪琳·黛德麗、斯泰肯和海爾·塞拉西撰寫悼文。惠特曼思考了一個小時後，他在一張紙上打下這樣一段話：「毛澤東，一個普通農民之子，位列全世界最有權力的統治者之中……」在另一張紙上，他寫道：「1945年4月12日下午7點9分，一位幾乎沒什麼人聽說過的人成為了美國總統……」接著，他又寫道：「畢加索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方面；他是偉大的畫家、忠誠和不忠誠的愛人、慷慨大方的人，甚至還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劇作家。」根據前一天的筆記，他又寫道：「作為一名演員，魯道夫·西貝夫人曾經美妙絕倫。儘管她的腿不及米斯坦蓋的美麗，但是她多年扮演的瑪琳·黛德麗這一角色卻一直是性感和魅力的代言人。」
惠特曼對他寫的東西不太滿意，仔細地修改措辭和用語，然後停下了手裡的工作，大聲地念了起來：啊！當偉大的斯泰肯去世時，《時報》的悼文與訃文版上將會刊登出多少精美的照片。然後，惠特曼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購買這期的《星期六文學評論》，因為封面故事是關於英國傳媒大亨巴倫·羅伊·湯姆斯的，他現在已70歲，頭髮已花白，這個故事馬上就會派上用場。惠特曼說，另一位讓他感興趣的人是住在紐約的薩拉託加礦泉城的著名幽默家弗蘭克·薩利文。幾天前，惠特曼曾經給薩利文先生的好友、劇作家馬克·康納利通過電話。他剛要說「你以前認識薩利文先生，是吧？」（過去時）可是話到嘴邊時他停住了，改成「《時報》正在更新有關弗蘭克·薩利文先生的資料」——對，就是這樣說的——他是否可以與康納利先生共進午餐，這樣他就可以更多地瞭解一些有關薩利文先生的情況。一頓午餐就這樣確定了。接下來，他又用同樣的方法，以瞭解馬克·康納利為藉口，約了薩利文先生共進午餐。
每當惠特曼去聽音樂會，他總抵制不住往大廳裡四處張望的誘惑，總想觀察一下觀眾中的一些名人，因為這些人不久就會進入他的創作視野了。最近，在卡內基音樂廳，他注意到離他很近的前排座位上坐著的是阿圖爾·魯賓斯坦，惠特曼迅速舉起了手中用來看歌劇的望遠鏡，對準了魯賓斯坦的臉。他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他的嘴及灰白的頭髮；他也吃驚地注意到，幕間休息時魯賓斯坦站起來時個子是多麼矮小。
惠特曼把這些細節一一記下。他知道，總有一天這些東西都會為他的作品增添生命力。他深知這些名人的精彩悼文應該像辦得體面的葬禮一樣，必須得提前做好準備。丘吉爾就曾對自己的葬禮做過安排。伯納德·巴魯赫的親友們曾在他去世前就去過弗蘭克·e.坎貝爾葬禮教堂為他安排葬禮細節。現在，巴魯赫的兒子，儘管健康狀況良好，也做了這樣的安排——同一位個子矮小上了年紀的老女傭一樣。這位女傭人最近花6000美元買下了一座大墳墓，上面還刻上了她的名字，現在每隔一個月左右她就會到位於韋斯特切斯特縣的墓園裡去看一看她為自己買下的那座墳墓。
「死神永遠不會讓一個聰明人毫無準備。」讓·拉封丹曾這樣寫過。惠特曼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經常把他的那些提前寫好的悼文補充更新，卻從不允許任何一個人讀自己的悼文，正如已故的埃爾默·戴維斯所講：「人一旦讀過自己的悼文，就決不會再與從前一樣了。」
幾年前，《紐約時報》的一位編輯心臟病康復後，重返工作崗位。為他寫悼文的記者把他寫的悼詞拿給了這位編輯，讓他更正裡邊的一些錯誤和遺漏。這位編輯於是就讀了。當晚，他的心臟病又一次發作了。然而，海明威卻非常喜歡報紙上關於他在非洲的一次飛機失事中死亡的報道。他把這些報道都剪貼到一本厚厚的夾子裡，聲稱「每一天都是喝著一杯冰鎮香檳、讀著悼詞開始的」。埃爾默·戴維斯已兩次被錯報死於災難中。他承認，「在報道死亡後又突然出現，會給親朋好友帶來一種難以描述的影響」。但他卻不同意惠特曼的觀點。他說：「儘管大多數人都認為看過自己的悼詞就會與悼詞所講的對著幹，但情況卻不是這樣的。」
有些新聞界人物因為不太相信他們的同事，索性提前撰寫自己的悼詞，悄悄地塞入《時報》報社的資料室，等待最終發表。紐約《每日新聞》報的一位名叫洛厄爾·林普斯的記者為自己寫了悼詞，並於1957年署著他的名字刊登在這家報紙上。這篇自撰悼詞是這樣開始的：「這是我為《每日新聞》寫的大約8700篇文章中的最後一篇，這肯定也是我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了，因為我昨日已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之所以親自撰寫悼詞，是因為我比任何人更瞭解我自己；而且，我尊重事實，絕不對自己進行不符合事實的讚美……」
過去悼詞與訃告頁上總是充斥各種感傷之辭，現在卻很少這樣，只有在殯儀館承辦人的業務廣告右上角的斜體死亡悼文欄裡你才能看到這類感傷之辭。一般死亡悼文都是由死者家屬出錢刊登的，死者都毫無例外地被冠以「敬愛的」父親、「親愛的」丈夫、「親愛的」哥哥、「敬愛的」外公或「尊敬的」伯父這樣的字眼。死者的名字全部按字母順序排列，一律用大寫黑體字母書寫。這樣，就像公佈棒球比賽的成績一樣，便於讀者有心無心地瀏覽。仔細閱讀這類死亡悼文只有極少數的人，其中就有一位73歲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西蒙·德·瓦烏希爾。
德·瓦烏希爾先生是一位退休圖書館管理員。有一段時間，他曾是紐約每家日報悼文訃告欄目的職業讀者，他在為美國雜誌《美利堅》上的一項研究做調查。這項調查的一個結果是：《紐約郵報》上刊登的大多數悼文是猶太人的，《紐約世界電訊太陽報》刊登的大多數是新教徒的，《美洲日報》上刊登的大多數是天主教徒的。有個猶太長老在讀了這項調查後，加了一條註釋，大意是《時報》似乎各種人的悼文都刊登。
然而，如果相信《時報》上的報道的話，你就會發現，訃告與悼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那些董事長。德·瓦烏希爾先生指出：在《時報》上，海軍將軍們的悼詞一般要比陸軍將軍們的長些；建築師的要比工程師的精彩；畫家的要比其他類別的藝術家的更生動，畫家們似乎都在紐約的伍德斯托克去世。從《時報》上看，女人與黑人似乎很少過世。
寫悼文的作家也永遠不會死亡。至少德·瓦烏希爾先生說，他從未在報上讀到過這種人的悼詞，儘管去年上半年惠特曼因心臟病發作差點送命。
惠特曼被送往紐約尼克布魯克醫院後，編輯部派了一位記者去「更新有關他的資料」。自從康復以來，惠特曼從未讀過為他預先準備的悼詞，他也不打算去拜讀它。但他估計他的悼詞會有七八段長，如果將來有一天派上用場的話，它會這樣開始：
「奧爾登·惠特曼，《紐約時報》員工，曾為世界上的許多名人寫過悼文，昨日突然因心臟病發作死於他位於西一百一十六街600號的家中，享年52歲……」
他可以放心，這篇悼詞講的完全是事實。悼詞中將記錄下列內容：他於1913年10月27日出生在新斯科舍，兩年後隨父母來到布里奇波特；他曾兩度結婚，與第一位妻子生有兩個孩子，他積極參與紐約報紙行業協會的工作；1956年，他和其他報界人士一起被參議員詹姆斯·o.伊斯特蘭德詢問有關他參加左翼活動的情況。悼文中可能會列出他上過的學校，但不會提到上小學時他曾逃學兩次（令他母親高興的是，兒子的這種行為並未影響她在學校董事會的聲譽，她是位教師）。悼文中還會列出他工作過的地方，但不會提到1935年他被人打掉牙齒，不會提到1937年他游泳時差一點淹死（他覺得這次經歷十分有趣），不會提到1940年他差一點被倒塌的護牆砸死，不會提到1949年他因汽車失去控制撞到科羅拉多州山崖邊的一座大山上，也不會提到他重複了大半輩子的一句話：上帝根本不存在。我不害怕死亡，因為沒有上帝；也不會有末日審判。
「但死後，你會變成什麼，惠特曼先生？」
「我不會有到處遊蕩的靈魂，」他說，「只是一種肉體的自然死亡。」
「如果你因心臟病突發死亡，在你看來，你妻子會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首先她會安排把我的屍體以我所希望的方式處理掉，」他說道，「悄悄地被火化掉。」
「然後呢？」
「然後，做完了這件事後，她會把注意力投向孩子們。」
「然後呢？」
「然後，我想，她的精神會徹底垮掉，大哭一場。」
「你肯定嗎？」
惠特曼停頓了一下。
「是的，我想會是這樣的，」他抽著菸斗，最後說道，「在這種情況下，這是發洩悲傷的常規方式。」
科蘇特·拉約什（kossuthlajos，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匈牙利民族英雄。匈牙利1848年革命領導人，擔任革命中獨立的匈牙利共和國元首，革命失敗後被迫流亡海外。紀念科蘇特的雕像建於1928年，由科蘇特紀念碑委員會出資。
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1900—1965），美國政治家，曾於1952年和1956年兩次代表民主黨參選美國總統，均以失敗告終。後被任命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摘自t.s.艾略特1925年創作的《空心人》（ithehollowmen/i），此處採用的是趙蘿蕤的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