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向肯吉爾暴動的力量來自何處，那麼，應該說，來自團結一致。
小偷們並沒有觸動糧食倉庫。對於瞭解他們本性的人來說，這一點同樣令人驚訝。雖然倉庫裡的食品夠用好多個月，但是罷工委員會商定：糧食及其他食品仍舊要按原標準發放。這是由於不敢吃得超過官方規定的伙食標準，怕將來追究浪費責任。奴性十足的恐懼感！好像在這許多飢餓的年代裡國家沒有欠下囚犯的債似的！相反，簡直笑人：留在營區外面的勞改營首長們還必需從總務大院領供給，那有什麼！——委員會根據他們的請求讓波爾圖什金上尉（此人不壞，在前方打過仗的）進入大院，他按自由人的供給標準，把食品，如干果之類，定期給首長們運出去。囚犯們一概放行。
勞改營的財務科按原標準發放食物，伙房領來做飯。不過，在新的革命氣氛中，炊事員不再偷竊，不再有刑事犯的使者奉命到伙房來替別人領取伙食，也不再給那些雜役們多盛幾勺了。因此，儘管供應量並未增加，伙食量卻明顯地比以前增加了！
這時期也有個別刑事犯賣一些東西給別人（這是他們從前在別處搶來的），但是現在他們不像過去那樣賣後立即又把東西強要回去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現在不是那個時候了！」
甚至地方供銷部門開辦的小商亭也照舊在營區內營業，指揮部答應保障自由公民女收款員的人身安全。她在沒有看守護送的情況下可以進出營區，在營區內由兩名女青年護送到各個小商亭向售貨員收繳貸款——內部流通券。（但是，囚犯手裡的內部流通券很快就用完了，而且統治者不允許繼續向營區進貨。）
統治者手裡還剩下三樣可向營區供應的東西——電、水、藥品。眾所周知，空氣是不由他們支配的。至於藥品，在整整四十天的時間裡他們沒有供給營區一片藥，一滴碘酒。罷工開始兩三天後他們切斷了電源，停止了供水。
技術部開始為光明而鬥爭。最初想出的辦法是：在細電線上綁兩個鉤子，把它甩到勞改營牆外，掛住牆外的電線。這樣偷了幾天電，後來這些「觸鬚」被切斷了。這期間技術部實驗過風力發電機，但又放棄了。後來又在總務科大院選了個從瞭望塔上和低飛的「u－2」型飛機上看不見的地方，組裝起一座小型「水力發電站」，利用……自來水管的水發電！把總務科大院裡原有的一臺發動機改裝成了發電站。發出的電力只能供營區的電話網、指揮部照明補……無線電發報機使用！各工棚只好點燃松明……這個舉世無雙的「水力發電站」一直工作到暴動的最後一天。
暴動剛剛開始時，將軍們還像主人一樣到營區裡來走走。而且，那個叫庫茲涅佐夫的代表果然手段高明——第一次談判時他就首先命令從停屍房把死屍抬出來，而後大聲下命令：「脫帽！」囚犯們都把帽子摘下來了，於是將軍們也不得不在自己造成的犧牲品面前脫下他們的軍帽。但是，總的主動權還是掌握在古拉格的將軍博奇科夫手裡。他贊同選出一個委員會（「總不能同時跟大家一起談話呀！」），他要求談判代表們發言時首先講明自己的案情（於是庫茲涅佐夫就滔滔不絕地、也許還是很樂意地講述起自己的案情來）。博奇科夫還要求囚犯發言時一定要站起來。當有個代表剛說出一句：「囚犯們要求……」時，博奇科夫立即敏感地反駁說：「囚犯們只能請求，而不能要求！」這樣，「囚犯們請求……」這種表達方式也就規定下來了。
對於囚犯們的請求，博奇科夫的回答是大講社會主義建設、國民經濟的空前高漲、中國革命的勝利成就。這種盲目自負的間接洗腦辦法總是使我們變得意志薄弱、無話可說……他來到營區的目的是想解釋他們開槍射擊是正確的，（他們很快便要宣佈，根本沒有向營區開槍，那都是匪徒們的造謠。也根本沒有毆打犯人！）而有的囚犯代表竟敢請求他違反「關於分別關押囚犯的指令」，這簡直使他大為驚奇。（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指令」就像某種永世長存、天經地義的法律一樣。）
很快又有一些新的、更顯要的將軍們乘「道葛拉斯」飛來了：這是多爾吉赫（似乎當時是勞改營總管理局的局長）和葉戈羅夫（蘇聯內務部副部長）。他們在食堂召開大會，將近兩千名囚犯去參加了。又是庫茲涅佐夫下令：「注意！起立！立正！」他敬了禮，把將軍們讓到主席團就座，他自己則由於官級較低而站在一旁。（斯魯欽科夫的表現則不同。當某個將軍在講話中提到人民的敵人時，斯魯欽科夫立即以響亮的聲音反問他：「你們中間誰不是敵人？雅戈達是敵人！葉若夫是敵人！阿巴庫莫夫是敵人！貝利亞是敵人！誰能保證現在的克魯格洛夫就不是敵人呢？」）
馬克耶夫在筆記裡寫道，他曾擬了一個協議草案，規定勞改營當局保證不把任何囚犯轉押到別處去，不實行鎮壓，開始複查案件，囚犯們則同意立即復工。但是當他和他的支援者們拿這個方案到各工棚去徵求意見時，囚犯們卻報之以奚落，稱他們為「完了頭的共青團員」，「特派推銷員」和「契卡的奴才」。他們在婦女勞改點看到的反對情緒尤為激烈。人們現在特別不能接受的是劃分男區和女區。（馬克耶夫也在盛怒之下衝著反對者叫喊：「你小子剛剛在娘兒們那裡得了一點便宜，就以為蘇維埃政權完蛋了嗎？告訴你，蘇維埃政權會堅持照自己的意見辦事的！」）
一天天過去了。將軍們通過了望塔上計程車兵的眼睛，通過現在呆在瞭望塔上的看守們的眼睛（看守們認得囚犯，因此便讓他們從那裡觀察並記住囚犯們在幹些什麼），甚至通過（也許是攜帶照像機的）飛行員的眼睛，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營區活動的觀察。但是，將軍們不得不遺憾地得出結論：營區內沒有互相殘殺，沒有暴行和摧殘，沒有強姦，營區自己不會垮臺，也找不到派兵進去「救援」的藉口。
勞改營屹立不動。談判的性質也就漸漸地改變了。戴金肩章的人們組成各種小組不斷地到營區來勸說、談話。他們誰都可以來，但來人手裡必須拿著小白旗。走過總務科的崗樓，即目前進入營區的主要人口之後，還必須在壁壘前面接受檢查——要由一個穿黑棉襖的烏克蘭姑娘拍拍將軍們的衣袋，看看是否帶著手槍或手榴彈之類。但是，另一方面，暴動者的指揮部則保證這些人的人身安全！……
將軍們被領到可以去的地方（當然不能去總務科大院的秘密房間），允許他們同囚犯談話，還替他們召集各勞改點的囚犯大會。開會時將軍們仍然和從前一樣閃著金色肩章坐在主席臺上，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犯人們推舉自己的代表講話。但是，這個話有多麼難講啊！怎麼講呢？現在在這裡講話等於在書寫自己的新判決書。更何況這些灰黑色的囚犯與天藍色的將軍們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是大相徑庭的，他們彼此所理解的真理過於懸殊，甚至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啟發這些養得腦滿腸肥、身軀高大的生物，可以感動這些發光的冬瓜頭。一個共產黨員、十月革命的參加者、列寧格勒的老工人的講話似乎使將軍們十分氣惱。老工人質問他們：既然軍官們在總務科大院裡可以隨意取用東西，可以利用從選礦廠偷來的鉛塊強迫囚犯替他們製造鉛砂去偷偷打獵，既然他們可以命令囚犯去替他們自己種菜園，而勞改營的長官洗澡時要人們替他鋪好毯子，要樂隊在外面為他奏樂，那麼，訪問，這還叫做什麼共產主義？！
為了盡少聽到這類糊徐人的叫喊，雙方的座談後來便採取了高階外交談判的直接談判形式。六月間某日，在婦女營區裡把飯桌撰成一排，在長桌的一邊就座的是戴金色肩章的將軍們，身後站著經批准進入營區保衛他們的衝鋒槍手。長桌的另一邊就座的是委員會的各位委員，身後也站著保衛人員——他們手持馬刀、梭鏢和彈弓等，十分嚴肅。這些人後面則擠滿了囚犯，他們是來「聽聽雙方的討價還價」並「吶喊助威」的。（會議長桌上也不是沒有「酒食」的——從總務科大院的溫室裡取來了鮮黃瓜，從伙房裡拿來一些酸乳、克瓦斯。佩戴金肩章的人們竟也毫不客氣地大嚼其黃瓜……）
起義者的要求，或曰請求，是早在起義的最初兩天就通過了的，現在只須不斷地重複它就行了，即：
——懲辦槍殺福音會會員的兇手；
——懲辦一切對星期天夜晚總務科大院的屠殺應負罪責的人；
——懲辦毆打婦女的人；
——釋放所有因罷工被非法關進秘密監獄的同志們；
——去掉號碼布，拆除工棚窗上的鐵柵欄，不要鎖工棚；
——不要修復各勞改點之間的內牆；
——和自由工人一樣實行人小時勞動制；
——提高勞動報酬（甚至沒敢提出要與自由工人同工同酬）；
——允許與直系親屬自由通訊，時而允許探視；
——立即開始複查案件。
儘管這裡沒有一項要求足以動搖國家制度的基礎，也並沒有違反憲法（而許多專案只不過是請求回到從前的狀態），但是統治者們卻不可能接受其中哪怕最不重要的一條，因為這些個只有脖頸後時—點頭髮修剪得很整齊的肥大的腦袋，這些個被軍帽遮蓋著的禿瓢，都早已不習慣承認自己的任何錯誤和罪過了。如果真理不是在上級機關的秘密指令中表現出來，而是從黎民百姓的口中說出來的，那麼他們便絕不承認這是真理，而且還會對它感到厭惡。
但是，八千名囚犯在包圍中長期巋然不動，這畢竟會使這些將軍臉上無光；這既會損傷他們的聲譽，也可能毀掉他們的前程。所以，他們還是答應了。他們應允說，所有這些要求幾乎全可照辦，只是（為了裝腔作勢）提出一條；不把婦女勞改點單獨隔開這一項很難辦到，甚至也「不應該這樣」。（好像過去二十年來普通勞改營裡沒有這樣實行過似的！）不過，「可以考慮一些別的辦法」，例如，規定一些固定的會面日之類。至於在營區組成調查委員會開始調查（開槍殺人事件）的問題，將軍們竟也當場同意了。（但是，斯魯欽科夫識破了他們的詭計，堅持不要提這一條：否則眼線們就會以向調查委員會提供證詞為藉口把營區裡的一切全都」捅」出去。）複查案件？當然羅，案件是要複查的，但需要稍等些時候。目前刻不容緩的是要出工！出工！出工！
這一點囚犯們當然看得很清楚：這是要把囚犯們分成一隊一隊的，用武器迫使他們伏在地上，然後逮捕帶頭人。
於是代表們隔著桌子回答說：不行！人群中也有人喊：不行！斯捷普拉格管理處作得太過分了！我們對斯捷普拉格的領導信不過！我們對內務部信不過！
「其事連內各部也不信任？」在座的副部長對這種叛逆感到震驚，不禁摸了摸額頭，「是誰使你們這麼仇恨內務部的？」
這不能理解嗎？
「派黨中央主席團成員來吧！我們要見黨中央主席團成員！那我們就相信！」囚犯們喊道。
「可別後悔呀！說不定對你們會更加不利！」將軍們威脅說。
這時庫茲涅佐夫站起來講話了。他昂首挺胸傲視著對方，輕鬆而有條理地警告說：
「假如你們想靠武器進入營區，請你們不要忘記這裡有一半是曾經攻下過柏林的人。他們也能奪過你們的武器來！」
這就是卡皮通·庫茲涅佐夫！將來撰寫肯吉爾暴動史的歷史學家一定會向我們介紹這個人物的。他是怎樣理解和度過自己的監禁生活的？他是怎樣理解自己的被捕的？既然恰好在暴動期間莫斯科下令釋放他（而且同時還給他恢復了名譽），那麼他該是很早就請求複查的了？他使暴動的勞改營保持著這麼好的秩序單單是由於他作為職業軍人的責任感嗎？他是因為對這次運動有同感才出面領導它的嗎？（我看並非如此。）還是由於深信自己有指揮能力而為了節制這個運動，為了把氾濫的洪水納入堤岸之內（通過遏制斯魯欽科夫而防止雙方的相互殘殺），為了把運動變為被制服了的馴順的波濤而置於當局腳下才出面領導它的呢？（我看確是如此。）在代表會面時，在談判中，或者通過次要人物，他都有可能把想要傳達給討伐者們的資訊傳達過去，並且有可能讓他們說出他希望聽到的話。例如，六月間他就曾經委派馬爾科相這個機靈人物代表委員會到營區外面去談判過。庫茲涅佐夫是否利用過類似的機會？也許他沒有。也許他的態度就是獨立自主的，他的為人也許就是驕傲的。
有兩名保鏢，即兩名烏克蘭彪形大漢，腰間挎著馬刀時刻跟著庫茲涅佐夫，寸步不離。
他們這是為了保衛？還是為了報復？
（馬克耶夫還斷言，起義期間庫茲涅佐夫還有一位臨時夫人，她也是班傑拉分子。）
格列布·斯魯欽科夫才三十歲。也就是說，他被德軍俘虜時只有十九歲。現在他和庫茲涅佐夫一樣穿上了從儲藏室取出的舊軍裝，極力表現出一副軍人氣概。他稍微有點跛腳，但這點被他那敏捷的動作掩蓋了。
談判時他態度鮮明、激烈。勞改營當局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過去的少年犯」（即在未滿十八歲時被捕，現已滿二十一、二歲的人）帶到營外，單獨釋放。這大概未必是騙局，因為當時其它很多地方確實也在釋放這種人或者已給他們減刑。可是斯魯欽科夫卻回答說；「你們問過從前的少年犯本人嗎？他們願不願意把同伴們丟在這裡而自己從一個營區轉到另一個營區去？」（在暴動委員會會議上他堅持說：「這些少年犯是我們的可靠力量，不能放他們走！」將軍們想在暴亂中釋放這些人的用意主要也在於他們是「一股可靠力量」。至於帶出去之後會不會再把他們分別關進營區外面的禁閉室，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奉公守法的馬克耶夫還是調查了願意辦理「釋放手續」的原少年犯，結果，他證實：在符合釋放條件的四百零九名原少年犯中，只有十三名願意出去。這個證明出自竭力取悅當局而敵視這次起義的馬克耶夫之口，是值得驚奇的；四百名年富力強、風華正茂的青年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還不是政治犯，不僅放棄了自由，而且也放棄了自身得救的機會，自覺自願地留在這注定失敗的暴動者中間了……
針對將軍們發出的武力威脅，斯魯欽科夫的回答是：「你們派兵來吧！你們多派些衝鋒槍手來！我們會把玻璃屑撒進他們的眼睛，繳下他們的衝鋒槍！把你們整個肯吉爾衛戍部隊打個落花流水！把你們那些羅因腿軍官們一直趕到卡拉幹達，踩著你們的脊背進入卡拉幹達！那裡都是我們的人！」。
另外一些人提供的關於斯魯欽科夫的證詞也是可以相信的。據說，他曾舉起芬蘭式短刀搖晃著說：「誰要逃跑，這刀就朝誰的胸膛扎！」他還在工棚裡宣佈：「誰不出去參加自衛，誰就準備吃我一刀！」這也是一切軍人政權和軍事狀態發展的必然邏輯……
新生的勞改營政府，同古今一切政府一樣，沒有內部保安部門是無法生存的，此項工作也由斯魯欽科夫領導（他的「軍事部」設在婦女勞改點的行動人員辦公室）。因為沒有希望戰勝外部力量，所以斯魯欽科夫懂得：這個職位對他來說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死刑。在暴亂的日子他曾告訴勞改營的囚犯；統治者們曾經板秘密地向他提出過一項建議，要他在囚犯中挑起民族殘殺（戴金肩章的人們對此寄託了很大希望），這樣來給當局製造一個派兵進入營區的良好藉口。主子們答應：如果斯魯欽科夫能辦到這一點，事後就可以保全他一條命。但是斯魯欽科夫斷然拒絕了這筆交易。（主人還向其他人提過一些什麼建議呢？別的人卻守口如瓶！）不僅如此，當斯魯欽科夫聽到謠傳說勞改營裡將要對猶太人採取暴行時，他立即發出警告：對傳播這種謠言的人要當眾鞭笞。謠言立即被制止了。
斯魯欽科夫不可避免地要同正統派分子發生衝突。這一衝突終於發生了。應該指出，這些年來所有苦役營的正統派分子不約而同地都在譴責「屠宰」眼線的行為，他們甚至不贊成囚犯為爭取自身權利而進行任何鬥爭。他們這樣作固然有他們的低階算盤（不少正統派分子是勞改營「教父」的走狗），但同時也還有一套「理論」根據：他們承認來自上面的，當局採取的任何形式的，甚至大規模的鎮壓和消滅，把它看作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但是同樣的行動，甚至是突然迸發的、個別的、分散的行動，只要它是從下面發動的，他們便把它看作匪徒的暴行，而且還要說是「班傑拉分子」式的（這些正統派分子中間從來沒有人承認過烏克蘭有權分立，因為在他們看來，承認這一點就等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了）。政治苦役犯們拒絕從事奴隸勞動，對鐵柵欄和隨意槍殺犯人感到憤慨。這都使勞改營內的那些馴順的共產黨員傷心、苦惱、心驚膽戰。
肯吉爾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時正統派便傾巢而出了。（這裡有根金、阿普費爾茨維格、塔拉拉耶夫斯基；顯然還有阿科耶夫，其他幾個人的姓名我們不清楚。此外還有一個長期裝病的人，他長年躺在醫院裡，說他、「腳底下總在旋轉」，這類知識分子式的鬥爭方式他們倒是承認的。而在暴動委員會中他們的代表顯然就是馬克耶夫。）他們從鬥爭一開始就指責「本來就不該開始」，界牆上的豁口被堵死之後，他們又指責說不應該挖地道。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殘餘的班傑拉分子挑起來的。現在他們主張儘早地讓步。（是啊，被打死的十六個人不是他們勞改點的人；至於管那個福音派教徒鳴不平，簡直可笑！）在馬克耶夫的筆記裡到處流露出他們這一派別的激怒情緒。他們覺得周圍一切都十分愚蠢，所有的人也都愚不可耐；四面八方都有危險——當局會給他們加判刑期；班傑拉分子會讓他們背上吃一刀。馬克耶夫寫道：「他們想用鐵器恐嚇大家，讓大家都毀滅。」他說肯吉爾營的暴動是「血腥的遊戲」，是耍弄「假王牌」，是班傑拉分子們的「外行文娛演出」，他還經常把這次事件稱為「結婚典禮」。馬克耶夫認為暴動領導者所追求的完全是淫佚放蕩、逃避勞動和推遲應受的懲罰（他認為判給人們的懲罰自然是公正的）。
這種看法忠實地反映出正統派分子對五十年代勞改營裡的自由運動的態度。不過，馬克耶夫為人是相當謹慎的，他甚至還參加了暴動的領導班子。而另一個叫塔拉拉耶夫斯基的人則公開提出了這些指責，因而斯魯欽科夫領導的內部安全部便以「進行敵視起義的煽動」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是的，就是這樣。起義的、解放了監獄的囚犯們如今辦起了自己的監獄。這是嘲笑，但這嘲笑也是古已有之的。不過，由於各種罪名（也有人給當局去通風報信）關進監獄的總共只有四個人，而且沒有槍斃一個人（相反，這幾個人後來倒是有了證據，可以在勞改營領導面前證明自己沒有參加叛亂了）。
監獄，一般地說，在整個起義期間成了大家參觀的場所，特別是三十年代修建的黑暗的舊監獄部分。那裡有在屋頂只留著一個進出口而沒有窗戶的單身牢房，裡面一張無腿「木床」，也就是把一塊床板直接放在水泥地上供囚犯睡眠，床板上顯然比牢房本身還要陰冷潮溼；「木床」旁邊的水泥地上，像餵狗盆似的放著一個粗陶製的大碗。
委員會的宣傳部組織囚犯們去參觀這些舊監獄，特別讓那些過去沒住過這種監獄，今後也許不可能住的人們去。當將軍們來到營區時，也領他們去參觀。（但他們毫未對此感到驚訝！）宣傳部還請求將軍們組織鎮裡的自由工人到這裡參觀，因為工地上一旦沒有囚犯幹活，那些人反正也是不會幹活的。將軍們甚至真的派了一些人來，當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些經過挑選的人，他們參觀後一點也沒有表示憤慨。
作為對等措施，將軍們也建議宣傳部組織一批囚犯去礦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參觀，因為我們這裡傳說那裡也暴動了。（這裡順便說一下，當時的奴隸和奴隸主雙方由於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動」這個詞和另一個更壞的詞「起義」，而是使用一個羞答答的、不那麼刺耳的、和平的名詞「春歇」。）囚犯們當真選了一些人乘車去參觀了，他們看到那裡的囚犯們確實在照常出工勞動。
人們對於罷工的蔓延擴大寄託著多少希望啊！而參觀者帶回來的卻只有沮喪。
（帶人們去參觀這一招兒作得很及時！其實，礦山上的囚犯已經從自由工人那裡聽到些關於肯吉爾營暴動的謠傳了，當然也有波動。六月間恰好有許多複查申請遭到拒絕。有一個瘋瘋癲癲的孩子在禁區旁邊被槍打傷了。於是礦山上也宣佈了罷工，人們在勞改點之間的界牆上開啟缺口，湧開了。瞭望塔上架起了機關槍。不知什麼人掛出了一條反蘇維埃的橫幅標語，還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號。但是，這幅標語很快被拿掉，換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標語，並且寫明：一旦這些要求得到滿足，就保證奪回罷工造成的損失。開來幾輛卡車要從倉庫取麵粉，佔領倉庫的囚犯們沒有給。罷工大約繼續了一週。不過，我手頭沒有關於這次罷工的準確材料，這些都是聽第三者說的，可能有所誇大。）
總之，有幾個星期肯吉爾的「戰爭」變成了宣傳戰。營外的廣播整日不停：在營周圍裝了幾個揚聲器，向營區輪流播送對全體囚犯的呼籲和訊息（假訊息），有時也放一兩張老掉牙的、令人厭惡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經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愛就是她，
我早已愛上，她那美麗的辮髮。
（不過，即使為了爭得聽聽這舊唱片的一點點權利，也值得發動這場起義！要知道，甚至這種破爛唱片也不是播放給跪著的人們聽的呀。）播放這些唱片也符合時代精神；它們起著廣播干擾作用，干擾從勞改營裡向外播放的、針對警衛戰士們的廣播。
營外的廣播內容不外以下幾種；誣衊我們的整個運動，硬說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姦淫和搶劫（雖然勞改營的囚犯聽了好笑，但這是讓村鎮上的自由居民聽的！本來奴隸主們也沒有那麼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釋！至於承認我們這些愚民百姓還能夠追求正義和公理，這種思想高度簡直是他們無法攀登的）；編造一些有關暴動委員會某個委員的「私人醜事」（他們甚至造謠說，某個頭目有一次被押送渡過科雷馬河時把船底鑿了一個洞，致使駁船沉沒，三百名囚犯溺死。廣播還著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憐的囚犯，而且幾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人，而沒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麼沒淹死）；對庫茲涅佐夫進行神經戰——說本來已經批准要釋放他，現在又撤回了；不停地號召：去勞動吧！出工吧！為什麼祖國應該白白養活你們？你們不出工會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指望用這些話感動那些註定永遠在這裡眼苦役的人們嗎？！）整列整列的運煤火車停在那裡沒人卸車！（囚犯們哈哈大笑：「讓它停著吧！你們會早些讓步的！」不過，囚犯們也沒有想起來：既然損失使他們那麼痛心，為什麼不動員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車？）
但是，暴動的技術部也沒有示弱。他們在總務科大院找到兩臺電影放映機，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揚聲器。當然，功率不大。電源由秘密水電站供應！（起義的囚犯擁有電力和廣播，這使統治者十分驚奇和不安。他們擔心暴動者會組裝一臺發報機，會把起義訊息發到國外去。勞改營內部也有人散佈這類謠言。）
勞改營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員（其中斯拉娃·亞里莫夫斯卡婭最有名）。播送最新訊息、廣播新聞（還有每天的牆報和漫畫）。還有一個節目叫「鱷魚的眼淚」，是嘲笑看守的：「他們從前殘酷毆打婦女，如今卻裝出為婦女命運操心的樣子。」還有專為衛兵播送的節目。此外，囚犯們還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話筒向衛兵們喊話。
但由於電臺功率不夠，無法對村鎮上的自由居民廣播；而這些人才是在肯吉爾能夠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們的人，他們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這裡來的。村鎮當局不是通過廣播，而是通過因犯們辦不到的某種方法，散佈了大量謠言，把這些人的思想搞亂了：說什麼現在控制著勞改營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蕩的娼妓（這種說法特別對村鎮裡的婦女起了作用）；說勞改營里正在虐殺無辜的老實人，把他們扔進爐膛活活燒死（可就是不明白，為什麼當局竟不去幹涉！……）。
相距一公里、兩公里、三公里遠，怎樣才能讓牆外的這些人聽到我們的聲音呢？必須告訴他們：「弟兄們！我們僅僅是要求公正！他們無緣無敵殺害我們！待我們還不如狗！我們沒有別的要求……」可是，怎樣去告訴他們呢？一技術部的人深知自己賽不過現代科學技術，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後轉，求助於見世紀前的技術。總務科大院裡什麼都有，這一點已經談到過。多年來，對於傑茲卡茲甘的軍官們來說，這個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時裝店，又能代替各種田用品修造工廠、這時，囚犯們利用總務科大院裡的菸捲紙，仿照法國蒙戈爾非耶弟兄傲氣球的辦法，或做了一個巨大的氣球。氣球上綁上一束傳單，氣球下面吊一個火盆，裝上燃燒的木炭，它可以把熱空氣通過氣球下部的開口進入氣球。使氣球上升。囚犯們興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裡（囚犯們高興起來就像小孩子一樣），觀看這一奇特的抗空裝置冉冉上升，向牆外飛去！但是，嗚呼！這天的風速超過氣球上升的速度，氣球團飛過牆，下面的火盆就被牆外的電線掛住，失去熱氣流供應的氣球落了下來，同傳單一起燒燬了。
這次失敗之後。他們又用煙充滿氣球。這種氣球在順風時飛得不錯，可以使村鎮居民看到掛在上面的大字標語：
「救救遭受毒打的婦女和老人們！」
「要求派黨中央主席團委員來！」
警衛士兵們便用槍射擊這些氣球。
這時有幾個車臣人囚犯向技術部建議製作風箏（他們是做風箏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風箏，可以把它們放到很遠的村鎮上空去。風箏上綁有一個小小的機關，待到風箏飛到預定位置上空時，機關就可以開啟，掛在上面的一束傳單就落下去了。放風箏的人坐在工棚屋頂上觀察著事態的發展。傳單有時落在離營區不遠的地方，於是看守們就跑去拾；如果離很遠，就派出摩托兵或騎兵去拾。總之，儘量不讓自由居民看到這獨立的真理（傳單的末尾一句話是請求每個讀到它的人設法把它送到黨中央去）。
士兵們也射擊風箏，但風箏不像氣球那麼容易損壞。但對方很快就想出了優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對應措施。他們也用風箏來捕捉並繞住我們的風箏。
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風箏戰！這是為了壓制住真理的聲音……
（為了說明肯吉爾事件的時代背景，我們不妨請讀者回想一下這次暴動當時在自由的外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件。當時是：關於印度支部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正在開會。法國人皮埃爾·戈特獲得斯大林和平獎金：另一名法國進步作家薩特來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國社會的進步生活；大張旗鼓地慶祝了烏克蘭同俄羅斯恢復統一的三百週年紀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紅場上舉行了盛大閱兵或遊行。分別授予馬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列寧勳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尤里·多爾戈魯基紀念碑揭幕式。全國工會代表大會自六月八日正式開幕（但是，大會上當然隻字未提肯吉爾的事）。六月十日政府發行公債。六月二十日空軍節，在土希諾舉行了壯觀的檢閱。一九五四年的這兩個月還有一件事比較突出，就是在所謂文藝戰線上展開了強大進攻：蘇爾科夫、科切托夫和葉爾米洛夫發表了氣勢洶洶的文章，擺出一副整人的架勢。科切托夫甚至發問：「這是什麼時代？」可是，誰也沒有對他說：「這是勞改營起義的時代！」這一時期許多錯誤的戲劇和小說遭到了批判。而在瓜地馬拉，帝國主義的美國受到了應得的回擊。）
肯吉爾鎮上也有流放來的車臣人，但衛兵們的那些風箏不大可能是車臣人做的。我們不能說車臣人曾經幫助過壓迫者。他們十分清楚地理解肯吉爾暴動的意義，有一次還給營區送來一汽車麵包，當然，馬上被軍隊趕走了。
（就順便說說這些車臣人吧。就哈薩克的情況而論，車臣人實在不受周圍人的歡迎：他們粗魯、兇猛、公開表示討厭俄羅斯人。但是，只要肯吉爾人表現出一點點獨立精神和勇敢氣魄，就會立即爭得車臣人的好感！所以，當我們感到人們不很尊重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檢查一下自己的生活態度。）
這個時期，技術部正在製造那風傳已久的「秘密」武器。其實它十分簡單：只是把摻有鈣和硫的化合物的火柴頭填到一種鋁製曲管裡就行了。（這時，所有的火柴箱都搬進了掛有「電壓十萬伏！」牌子的小屋裡；鋁製曲管是從前生產飲牛裝置時的下腳料，倉庫裡剩了很多。）把裡面的火柴頭藥硫磺點著，把曲管扔出去，它就舍發出噝—噝的響聲爆炸開。
但是，選定什麼時間、地點和方式使用這種武器進行打擊，卻由不得這些不走運的聰明人和設在浴室的戰地司令部了。暴動開始後大約兩個星期，在一個漆黑的、沒有任何照明的夜晚，突然聽到勞改營圍牆的許多地方同時傳來笨重沉悶的撞擊聲。不過這一次鑿牆的不是逃跑者，也不是暴動者，而是警衛部隊！勞改營裡立即亂成一團，人們拿著梭鏢和馬刀來回跑，誰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囚犯們等待著軍隊來進攻，但是軍隊並沒有發動攻擊。
第二天天亮後才知道：營區圍牆上除了原已開啟的幾個豁口之外，外部敵人又鑿開了十來處豁口（缺口外面佈置了機槍手，防備囚犯從豁口湧出去），這當然是準備向營區進攻。於是營區內展開了緊張的防禦準備。指揮部決定：拆掉營區的內牆和土坯牆，在各個豁口的內線修起第二道圍牆，特別要用土坯加強面對豁口的地方，防護機槍射擊。
一切全反過來了！現在是警衛部隊破壞牆，勞改犯們卻在壘牆！包括小偷們也在認真地壘牆，認為這並不違揹他們的規矩。
還必須在每個豁口安排新的值班人員，並要指定某排負責某處。夜間，聽到警報就要嚴格按規定奔向指定的防禦地點。規定的警報訊號是敲打一個從貨車上拆下的緩衝器，還有那種特別響亮的口哨聲。
囚犯們十分認真地準備手持梭鏢迎著機關槍衝上去。那些原本沒有這種決心的人起初有些擔心，慢慢也習慣於這種想法了。
只要闖過這一關，平坦大路在眼前！
有一次，士兵們白天開始進攻了。有個豁口正對著斯捷普營管理處樓前的陽臺。當時陽臺上擠滿了軍官，閃著寬窄不同的各式肩章。他們拿著電影攝影機和照像機。端著衝鋒槍計程車兵朝缺口開過來了。但他們前進得並不快。他們只前進到一定距離，以便誘使營區發出警報。警報一響，各排囚犯便朝著指定的豁口跑去，揮舞著校徽、拿著石頭和土坯進入防禦．壁壘。這時，陽臺上的電影攝影機和照像機便紛紛響起來（自然不會把衝鋒槍手們拍進去的）。於是，勞改營軍官、檢察官、政治教導員以及所有在場的人，當然，全是黨員，便朝著這群手持梭鏢的狂熱的原始人所表演的奇異荒誕的場面發出了得意的鬨笑！這些酒足飯飽的、寡廉鮮恥的高階人物們正在陽臺上戲弄嘲笑他們飢餓的、受騙的本國同胞。他們覺得這是非常可笑的。
此後，時而還有看守人員偷偷跑到豁口近前，企圖扔進一條帶鉤的繩套來像套野獸和雪人似的套走一兩個「舌頭」。
不過，他們的最大希望還是寄託在動搖分子的逃跑上。廣播喇叭不停地叫：清醒清醒吧！從豁口跑出來吧！從這裡出來我們不開槍！凡是跑過來的一律不追究暴動罪責！
暴動委員會則通過自己的廣播對此作出了回答：「誰想逃命，就過去吧！從正面的崗樓過去也行！我們不阻攔任何人！」
有人確實也這麼幹了，那就是……暴動委員會的委員，前少校馬克耶夫。他裝作辦什麼事的樣子走近正面的崗樓，過去了。（他裝作這樣，並不是因為別人會阻攔他或可能朝他背後開一槍，而是因為在公然鬨笑的同志們面前幾乎不可能當叛徒！）他偽裝了整整三個星期，如今他可以任情發洩那渴望運動失敗的感情和對起義的仇恨了，因為他馬克耶夫可不需要起義者所要求的那種自由。如今他可以在主人面前立功贖罪，通過廣播號召囚犯們及早投降並對所有主張堅持鬥爭的人進行攻擊了。讓我們看看他關於那次廣播談話的親筆記述吧：「只是某一個人決定了，說可以靠馬刀和梭鏢取得自由……他們想把那些不願拿起武器的人置於槍林彈雨之中……領導已經答應對我們的案件進行復查了。將軍們在同我們耐心地談判，可是斯魯欽科夫卻把這種態度視為軟弱。暴動委員會實際上成了猖狂匪徒們的護身符……你們應該進行不愧為政治犯的談判，而不應該（！！）修築什麼毫無意義的防禦工事！」
圍牆豁口一直敞開著，整個暴動期間絕大部分時間是開著的。但是，幾個星期中從豁口跑出去的總共不過十一、二個人。
為什麼？難道人們當真相信會勝利？不。難道真的不為將要受到的懲罰苦惱？當然苦惱。難道真的不想為了自己的家庭保全住性命？想保全！當時說不定有成乾的人在為這些問題所苦，在認真地暗自思考活命的可能性。至於那些從前的少年犯，他們更是有完全合法的理由出去的。但是，當時這一小塊土地上的社會溫度已經升高到這樣一個程度，即使還不能對人們的靈魂進行完全再熔鑄，至少也足以使它的表面得到重新熔鑄了。因此，那些過於低階的規律——「生命只有一次」，存在決定意識，貪生怕死會使人變得怯懦等等，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在這塊有限的土地上，就統統失去了作用。生存和理智的規律指給人們的路是：一起投降或者分散逃跑。可是，他們既沒有投降，也沒有逃跑！他們已經上升到一個新的精神高度，並從那高處向劊子手們宣稱：
「隨你們的便吧，該死的！你們要殺就殺吧！你們咬吧！」
這樣，當局的一次計劃周密的戰役失敗了。原來指望囚犯們會像老鼠一樣從豁口四散逃走的，然後就可以對營裡剩下的最頑固分子放手鎮壓。這一著失敗了。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是由一些貪生怕死的人發明的。
囚犯們辦的壁報上原來有一幅畫，畫的是一個婦女指著玻璃罩下面的手銬對孩子說：「他們就是用這種東西銬住你爸爸的！」現在這幅畫旁邊又貼出了一幅漫畫，題為：「最後的投敵分子」，畫的是一隻黑貓正從豁口往外跑。
漫畫總是在笑；但營裡的囚犯卻沒有什麼可以笑的事。暴動後的第二，第三、第四個星期過去了，已經進入第五週。按照古拉格的法律連一小時都不應該存在的情況，現在卻令人不可置信地、甚至是使人感到難堪地長時期存在著：自五月下半月開始，現在整個六月快要過去了。起初，人們由於勝利、自由、會面和想出來的各種巧妙鬥爭方法而興奮，甚至有些飄飄然了。後來又相信了謠傳，說是礦山上也起義了，或許楚爾白奴拉、斯帕斯克，整個斯捷普營也會緊跟著起義的！說不定還有卡拉幹達呢！整個古拉格群島也許會爆炸，炸得粉碎呢！但是，礦山的囚犯沒有起義，他們仍舊倒剪著兩手、低垂著頭、每天去勞動十二小時並且感染矽肺，他們根本不關心肯吉爾，甚至也不關心自己。
沒有人支援肯吉爾這個孤島。現在已經無法往草原上逃跑了：又調來一些部隊，他們搭起帳篷住在草原上。整個勞改營區外面又新加了一層鐵絲網。原來指望老爺會來（當時指望烏林科夫來），他會判明是非，一切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但這只不過是一個玫瑰色的希望的小點。原指望會來一位大善人，他去兩手一拍，哎呀一聲：唉！看看他們在這裡過的是什麼生活！你們是怎麼對待他們的？要懲辦殺人兇手！槍斃切切夫和別利亞耶夫！給其他的人降職降級！……但是，這個「希望之點」過於微小，它的玫瑰色過於好看了。實際上將實到來的遠不是什麼慈悲、恩典。人們正在度過他們最後幾天自由快活的日子，然後就要由內務部的斯捷普營分部任意擺佈了。什麼時候都會有些人經受不住緊張狀態。有些人內心已經被壓垮，他們只是在為現實的鎮壓遲遲不來而苦惱。有些人已在暗自盤算：我任何事都沒有牽連進去，如果今後小心從事。也許不會遭殃。也有個別的新婚夫婦（他們甚至是按照真正的教堂儀式結婚的，否則面都馬克蘭姑娘是不會出嫁的呀。多虧古拉格的照顧，使得勞改營裡現在有各種教派的神職人員可以幫助舉行儀式），他們的痛苦和甜蜜極為複雜地交織在一起，這是那些過著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遠不可能理解的。這些新婚夫婦把每一天都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而度過，只要昨夜鎮壓沒有來臨，他們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天賜之福。
宗教信徒們則不住地祈禱，他們把肯吉爾營中的惶惶不安放到神的肩上，因此，他們一如既往是營區最平靜的人。大食堂裡按照時間表輪流進行各種教派的宗教祈禱儀式。猶太教派的人們堅持自己的教旨：不拿武器，不參加修築壁壘，不參加站崗放哨。他們長時間地靜坐，微低著頭，一言不發。（分派給他們的工作是洗碗。）營裡還出現了一位預言家，他在人們的床頭煞有介事地畫十字，預告世界末日的到來。恰巧這時來了一股寒流，氣溫驟然下降（哈薩克夏天偶爾也有寒流）。他召集起的一些老太婆穿著單薄的衣服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把顫抖的雙手伸向空中。是啊，還能伸向什麼人呢？……
有些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經無可挽回地牽連進去，只有軍隊攻進之前這幾天可以活了，但他們認為，那也得儘量堅持到底，該做的事還得做。因此，這些人還不算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本來沒有牽連進去，但卻祈求末日早些來臨的人。）
但是，當所有這些人聚在一起開會討論投降還是堅持下去的時候，他們便又都回到那樣一種社會溫度中了，這種溫度能使他們的個人意見完全熔化，甚至根本不復存在、也許是他們害怕別人的嘲笑甚於害怕即將到來的死亡吧。
「同志們！我們也有火力防禦手段。敵人如果攻進來，他們的損失至少會有我們的一半！」儀表黨黨的庫茲涅佐夫對大家這樣說，彷彿他掌摸著許多秘密，所有秘密部對囚犯有利似的。他還不止一次地說：
「即使我們死掉，我們的死也絕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這一點他說得完全正確。同所有的人一樣，那種總的溫度對他也起了作用。）
所以，當大家表決是否堅持下去的時候，大多數人贊成堅持。
這時，斯魯欽科夫意味深長地威脅說。
「可當心點兒！誰要是留在我們隊伍裡而又想著投降，我們可要在投降前五分鐘先處決他！」
有一天，營外的廣播宣佈了一項「勞改營總管理局命令」；鑑於斯捷普特種勞改營肯吉爾分部的囚犯拒絕勞動，鑑於該分部怠工，鑑於……鑑於……鑑於……唯命令解散肯吉爾分部並將其全體囚犯送往馬加丹。（看來，古拉格當局還覺得我們這顆行星太小了。試問。那些沒有鬧事而早就被送去馬加丹的人，他們是「鑑於u什麼被送去的呢？）限令復工的最後日期是……
但是。這個「最後日期」也過去了。一切仍然照舊。
一切仍然照舊。只是八千人的這種顯然不可能的、前所未有的、懸在空中似的生活所具有的全部離奇性和夢幻性卻在按部就班的勞改營日常活動的背景上顯得更加突出了：這裡一日三餐照常開飯。按規定的日期洗澡；洗衣房照常洗衣服，內衣按規定時間換；理髮定按期理髮；縫紉組和修鞋組照舊收活。這裡甚至成立了調解糾紛的調解法庭。甚至還……釋放人！
是的。營外時而廣播一些人的名單，招呼他們出去予以釋放；有時這是某個國家的外國人，因為他們的政府已鬧得清任可以把自己人召集到一起了。有時則是（或者似乎是）服刑期滿的人……說不定勞改召當局正是利用這種辦法叫出一些人去當「舌頭」的——這樣繁不必讓看守用帶鉤的繩索套「舌頭」了。暴動委員會也開會討論營外廣播的名單，但是因為無法核實，只好按名單全部放出去。
為什麼這個時期拖得這麼長？統治者們在等待什麼？等待營裡斷糧？但他們理應知道糧食還能維持很久。是在考慮鎮上居民的反應？這是根本無須擔心的。是在制定鎮壓計劃？那也可以快些呀。（不錯，後來我們得知：這期間從古比雪夫附近調來一團「特種兵」，即討伐團。要知道，並不是隨便什麼兵種都能夠勝任討伐工作的。）是在上商討論鎮壓方案？那麼是在哪一級討論呢？哪一天哪一級作出了決定，這是我們無法知道的。
有幾次，總務科大院的外大門突然開啟了。也許是要檢查防禦者的準備程度吧？值班糾查隊員立即發出警報，各排馬上奔向指定地點。但是，卻沒有人向營區進攻。
營區防禦體系的全部偵察工作是由坐在工棚屋頂上的觀察哨擔任的，從屋頂可以看到的一切便是進行預測和判斷情況的全部根據。
六月中旬，鎮上開來了許多拖拉機。拖拉機在營區附近工作或者像是在牽引什麼，後來甚至夜裡也不停止工作。這種夜間工作是我們不能理解的。於是我們開始在各個豁口的裡面挖大坑以防萬一（其實，這些都被「u—2型」飛機拍了照片或者畫了圖形）。
拖拉機的這種不祥的吼叫聲似乎使人們心中的暗影變得更濃了。
突然，所有的懷疑論者全丟臉了i悲觀鍋裡的人們丟臉了！凡是說過不會有寬恕、因而也無須請求什麼的人們全丟臉了！「只有正統派可以慶祝勝利。六月二十二日統治者的廣播宣佈：接受囚犯們的全部要求！黨中央主席團的一位成員已啟程來肯吉爾；
原先那個玫瑰色希望的小點點如今變成了玫瑰色的太陽，變成玫瑰色的天空了！那就是說，我們能夠達到目的！那就是說，我們國內還是有正義的！上面會對我們作些讓步，我們也要有所讓步。其實，帶著號碼生活也沒有關係，窗上的鐵柵欄也並不礙事，我們反正不想跳窗戶跑嘛。又是在欺騙我們嗎？可是並沒有要求我們在這之前復工勞動呀．
就像用小棒一觸切斷了驗電器的電荷，它那金屬箔片便輕輕落下來一樣，外部廣播宣佈的這條訊息卸下了人們思想上最近一週來的沉重負擔。
甚至那討厭的拖拉機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喧鬧了一陣之後也沉默下來了。
暴動開始後的第四十個夜晚的睡眠是十分寧靜的。肯定明天那位主席團成員就會到達肯吉爾，說不定現在已經到了……這是短暫的六月的夜晚，是那種總也睡不夠的六月的夜晚，因而人們在黎明前睡得特別香，就像十三年前」的六月一樣。
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破曉之前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顆顆帶降落傘的照明彈，四處的瞭望塔上也升起了照明彈。可是，各工棚屋頂上的觀察哨卻都一聲不吭，原來他們已經被狙擊兵的子彈消滅了。響起了隆隆的炮聲。飛機在勞改營上空作超低空飛行。氣氛十分恐怖。久負盛名的t－34型坦克早已在拖拉機轟鳴聲掩蔽下進入陣地，這時一齊向各個豁口衝來。（其中一輛還是掉進坑裡了。）有的坦克後面拖著已經打好的叉形鐵絲網支架，以便立即用鐵絲網把營區分開。另一些坦克後面則跟著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突擊隊員。（在進攻開始之前，衝鋒槍手和坦克手們都領了伏特加河。不管是什麼樣的特種部隊，要想讓他們去鎮壓手無寸鐵、’正在睡眠的人們的話，最好還是先讓他們喝得醉醺醺的。）跟隨進攻部隊前進的還有攜帶電臺的通訊兵。照明彈使營區一帶亮如白晝，將軍們登上了射手的瞭望塔，從那裡指揮戰鬥：「奪取那個工棚！……庫茲涅佐夫就在那兒！」（有一座瞭望塔被囚犯奶的爆破管炸中，燒起來了。）這一次將軍們並不像往常那樣躲在觀察點後面，因為他們知道現在不會有中彈的危險。鎮上的自由工人們則從遠處，從建築工地的腳手架上觀看這場鎮壓。勞改營驚醒了十亂成一團。有些人留在工棚裡，趴在地上不動，指望這樣或許能保住性命，看不到抵抗有什麼意義。另一些人則想把他們拖起來去抵抗。還有一些人冒著彈雨衝了出去，衝去戰鬥或者去尋求快死。
第三勞改點，也就是發起暴動的勞改點，頑強地進行抵抗（這裡大部分是刑期二十五年的人，班傑拉分子佔很大比重）。他們……朝著衝鋒槍手和看守們扔石頭，也可能還朝坦克扔了些裝著硫磺的鋁管……竟然沒人想到那些裝著碎玻璃的小盒子。有一個工棚的人曾兩次喊著「烏拉！」發起反攻……
坦克橫衝直撞，一路上只管軋下去（坦克的履帶從一個基輔婦女阿拉·普列斯曼的肚子上直軋過去）。坦克衝上工棚的臺階，一直軋過去（兩名愛沙尼亞婦女英格麗德·基維和馬赫拉曾被軋死了）。坦克緊貼著工棚的牆邊軋過去，把那些貼在牆上躲避坦克履帶的人軋死。謝苗·拉克和自己心愛的姑娘擁抱在一起衝到坦克下面結束了他們的一生。坦克軋倒工棚的板牆，甚至在工棚裡面還繼續放空炮。據法依娜·愛潑斯坦回憶說：就像在夢中似的，工棚的一角突然倒塌了，只見一輛坦克在工棚裡從活人們身上斜著軋過來。沒有被壓著的婦女們從床上跳起來。到處亂竄。坦克後面緊跟著一輛卡車，士兵們把沒有來得及穿好衣服的婦女們捉住扔進車廂。
他是空炮，但是自動步槍和刺刀卻是實戰用的。有的婦女用自己的身體掩護男人們，這些婦女同樣被當場刺死！行動人員別利亞耶夫這一天早晨親手殺死了二十多個人。在戰鬥結束之後，有人看見他把刀子放人被擊斃者手中，讓攝影師趕緊拍下這個被擊斃的匪徒的照片。暴動委員會委員，白髮蒼蒼的蘇普倫肺部被打傷犧牲了。有些人躲進了廁所，他們被機槍打死在那裡嚴
庫茲涅佐夫在浴室，在他的指揮部裡被抓住。強迫他跪在那裡。斯魯欽科夫被綁住雙手拋向空中，摔到地上（刑事犯們常用的辦法）。
在此之後，射擊停止了。士兵們開始喊話：「快從工棚裡出來！不再開槍啦！」的確沒有再開槍，只不過是用槍托打。每捉住一批俘虜，就從大牆豁口帶出去，穿過外圍的肯吉爾警衛部隊包圍困送進草原，搜身之後迫使他們趴伏在地上，兩隻手伸到頭上來。然後，內務部的飛行員和看守們便在這群伸著手伏在地上的人群中走來走去，認出他們早在空中和了望塔上就已經記住的人，把這些人揪出去。（人們都在忙於這些事，所以誰都沒有時間去翻翻當天的《真理報》。而這一天的《真理報》上是有專題報道的——題為：《祖國的一日》，內容是：冶金工人取得卓越成就；進一步擴大農業的機械化收割面積！我們祖國的這一天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歷史學家們參考了這張報紙之後是不難綜述的。）好奇的軍官們現在可以去看看總務科大院裡的秘密了：用什麼辦法發的電？「秘密武器」是怎麼回事？勝利的將軍們從瞭望塔上走下來，去用早餐。我不認識他們中間的任何人，但我敢斷言：在這個六月的早晨，他們的食慾是不會差的，而且一定還喝了酒。喝幾杯酒，熱鬧一下，這並不會絲毫損害他們頭腦中井然有序的正統思想。至於他們內心裡想些什麼，那從外面是封得很嚴的。據人們說，死傷人數是六百左右，而據我們幾個月之後所看到的肯吉爾勞改營分部生產計劃科的材料，則是七百多。受傷的人擠滿了勞改營醫院，不得不往城市醫院裡運送。（對自由居民宣講的是：士兵們放的都是空槍空炮，那是囚犯們自己互相殘殺的結果。）
本想讓那些活下來的囚犯去挖坑埋死人的，但是為了避免把真相聲張出去，還是把這項任務交給部隊了。大約三百具屍體就埋在營區旁邊，其餘的理到草原上了。六月二十五日，囚犯們整天都在烈日下伏在草原上（這些日子天氣一直炎熱），而營區內部則在進行徹底大搜查，全部東西都要拆開看看，抖抖。傍晚給草原上送來了麵包和水。軍官們已經編好了名單。他們按名單叫人，答應的就劃上個記號，說明活著，發給一份口糧，並立即把他們按名單分開。暴動委員會的委員們及其他受到懷疑的人關進了勞改營監獄。監獄不再是參觀場所了。一千多人被挑出來，有的送進秘密監獄，有的押往科雷馬河沿岸。（像往常一樣，這些名單是胡亂編制的，許多什麼都沒幹的人也上了名單。）是的。這種平息叛亂的景象會使那些厭惡本書這幾章的人感到心情舒暢的。他們想：這回我們保險了！誰也不必再躲進「儲藏室」去，對討伐者的報應是永遠不會到來的！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強迫囚犯們拆除壁壘，堵住大牆豁口。六月二十七日便帶囚犯主勞動了。這時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貨車才終於有人卸車了！鎮壓肯吉爾的坦克又開到礦山去，在那裡的囚犯們面前繞了一陣子，以表示：你們也應該得出應有的結論！……一九五五年秋季對暴動的領導者們進行了審判。當然，是秘密審判，我們對此很少了解……據說，庫茲涅佐夫在法庭上態度坦然，他極力證明在當時情況下他的所作所為無可指責，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辦法了。我們不知道對他怎麼判決的。斯魯欽科夫、米哈伊爾·凱列爾、克諾普庫斯三人想必是處決了，我的意思是說，一般地說一定是會槍決的，不過，也許一九五五年這個年頭本身幫助減緩了他們的判決？在肯吉爾營又組織起了誠實認真的勞動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亂者組織成突擊作業班。全面地實行了經濟核算制。售貨亭開始售貨。又弄來一些舊影片放映。看守和軍官們又開始到總務科大院裡為自己的小家庭製做點什麼了；做一根釣魚用的絞竿，釘個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鎖之類。暴動過的鞋匠和裁縫（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烏克蘭人）如今又在替軍官們縫製較軟的高筒靴，替他們的妻子做衣服。照舊把犯人帶到選礦場去替軍官們剝下電纜上的鉛皮，然後拿回營來鑄成獵槍用的霰彈，軍官們要去打羚羊嘛！不過，這時籠罩整個古拉格群島的驚慌不安的情緒也感染了肯吉爾。所以，沒有重新往窗上裝鐵柵欄，晚間工棚不再上鎖了。開始實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釋的辦法。甚至空前地對第五十八條囚犯採取了一個「撤消判決」的行動——釋放了一批垂死的人。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長得特別濃密，茁壯。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個營區。這時，留居當地的從前的流放犯才終於尋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並且把草原上採來的鬱金香花奉獻到這裡。「暴亂不可能取得成功。因為，它一旦勝利，人們就不再用這個名稱……」（羅伯特·彭斯）每當您在莫斯科走過多爾戈魯基的紀念碑前時，請您想一想吧；這座紀念碑是在肯吉爾暴亂的日子裡揭幕的。這樣，它似乎就成了為肯吉爾建立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