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點名之後，又把班長們全召集去「提意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種方式的偵訊：他們知道犯人們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讓人們把話說出來，然後便可以更準確地進行逮捕。
這是我當班長的最後一天。我身上的腫瘤近來生長很快，我一直拖下來沒去動手術，總想等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時間。一月間，特別是絕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腫瘤幾乎每日每時都在增大。這樣，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決定：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刻。所以，絕食剛結束，各工棚一開啟，我馬上去看病，醫生決定立即給我動手術。現在我就是作為班長去參加這最後一次「提意見」會的。
會場設在浴室的脫衣間，這裡比較寬敞。一排理髮椅子前面擺了一張長桌作為主席臺，在主席臺就座的有內務部的一名上校，幾名中校，還有幾名下級軍官，我們勞改營的長官坐在他們背後的第二排，根本不顯眼。第二排還有記錄人員，整個會議期間他們都在緊張地寫。第一排有個人專門向記錄員重複發言者的姓名。
主席臺上比較突出的是特別處或是機關裡來的一名中校，此人聰明伶俐、思想敏捷、善於抓住問題，是個奸詐的、幹練的壞蛋。他那高高的額頭、狹長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說明他遠遠不屬於這群昏庸無能的官僚之列。
作業班長們都不願意講話，他們幾乎是從密密麻麻的會場裡被硬拉起來講話的。每當他們開始講到自己的「案情」，主席臺上就打斷他們，請他們解釋：為什麼這裡的囚犯們要殺人？罷工的目的是什麼？……假如某個倒霉的班長試圖認真回答這些問題，說明殺人的原因和囚犯們有些什麼要求，那麼，主席臺上的幾個人就會一起撲向他：你怎麼知道的？那就是說你也和匪徒們有聯絡嘍？請你說說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這樣「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態度」來判定我們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經常打斷囚犯班長們發言的就是那個高額頭的壞蛋中校。他能言善辯，而且他與我們不同，他是處於不受懲罰的優越地位的。他善於用一些尖刻的話打斷人們的發言。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局勢：似乎他們在指責我們，而我們則在為自己辯護。
我禁不住怒火衝上心頭，下決心要挫敗他。我請求發言，報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聲一樣把我的姓名向記錄人員重複一遍）。我從長凳上站起來。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間不見得誰會比我能夠更快地說出一個語法正確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夠對主席臺上這些人說些什麼呢？這一點我卻一點也沒有想好。把我在這本書裡寫下的一切，把我們多年的苦役刑期中體驗的和絕食中所思考過的一切全都講給他們聽嗎？那與講給大猩猩聽沒有什麼區別。這些人仍然算是俄羅斯人，也還能聽懂幾個簡單的俄語句子，諸如：「請允許我進去！」，「請允許向您報告！」之類。但是，當他們像目前這樣坐次長桌子後面，排成一排，把他們那一張張同樣都沒有靈魂、沒有思想、餵養得白白胖胖的嘴臉陳列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那就十分明顯：他們早已完全蛻變成另外一種獨特的生物，因而，我們和他們之間原來僅存的那一點點語言聯一系也就無可挽回地斷絕了。剩下來的唯一聯絡便是子彈的聯絡了。
只有那個長臉高額頭的傢伙還沒有完全變成猩猩，他能聽清並聽懂我的話。我剛說了幾句，他就企圖打斷我。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之間展開了一場閃擊對話比賽。
「你在哪兒勞動？」
（請問，在哪兒勞動有什麼相干？還不都是一樣嗎？）
「在機械製造廠！」我扭頭擲給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繼續講我原來要講的話。
「就是製造刀子的那個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來。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機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氣地旁敲側擊（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麼會有這麼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頓地繼續闡述自己的意見，也是想讓他們學會首先老老實實地聽聽別人講話。
那個中校藏到桌後不作聲了。可是，突然又從桌下跳出來咬了一口：
「是匪徒們叫你來當代表的吧？」
「不！是你們叫我來參加會的！」我也單刀直入，回敬一句，馬上慶祝勝利似地繼續講自己的話。
後來這個傢伙又跳出來兩次，被我一一頂回之後才算完全沉默了。我勝利了。
勝利了，可是，為了什麼呢？一年！我的刑期還剩一年。可這一年卻壓制著我，使我的舌頭無法對他們說出他們應該聽到的話。我本來可以在這時發表一篇不朽的演說，但是那樣的話，明天我就會被槍斃。如果我的演說能夠向全世界播送出來，即使明天槍斃我，我也還是會發表它的。但是，不，這裡的聽眾太少了。
因此，我並沒有向他們指出這裡的勞改營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權蛻化變質的標誌。我只限於在他們伸長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壞他們的嗅覺。我認出在座的有警衛部隊長官，於是我就訴說警衛人員們往蘇聯軍人臉上抹黑的不體面行為；他們幫助偷竊建築材料，並且態度蠻橫粗暴，以至墮落成了殺人犯。我接著就描繪了勞改營的看守人員，他們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常常強迫囚犯替他們偷竊建築材料（實際情況確實如此，不過帶頭人就是坐在這裡主席臺上的軍官們）。這些人的行為對於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們起著多大的破壞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歡我的發言。要說收穫，我只是在速度上佔先，贏得了一些時間。
在我爭得的一片寂靜中，一位姓梯的作業班長站起來了。他由於過分激動，或者是生性如此，說話慢吞吞的，有些口齒不清。他說：
「從前我同意別人的說法……說我們的生活……像狗一樣
主席臺上那個中校立即豎起了耳朵。發言者的光頭很難看，他那變得殘酷可怕的臉是很難找到合適的字眼兒形容的。只聽他接著說：
「可是，如今我發現，這種說法不對。」
那個機靈鬼立即又眉開眼笑了。
「我們的生活……遠遠不如狗！」姓梯的班長大聲而有力地說，語調突然一變。在座的班長們全緊張起來了。只聽他迅速地說：
「狗只是在頸套上帶一個號碼，我們身上有四塊號碼布。人們用肉餵狗，可我們吃的是魚骨頭。人們不叫狗去蹲禁閉，瞭望塔上不向狗開槍，也並不給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現在即使再打斷他也不要緊了，他已經把主要的話全說出來了。
接著，切爾諾戈羅夫站起來。他首先說明自己曾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然後發了言。還有另一個班長也要求發言。他們的發言都很勇敢而熱情。主席臺上的人不斷重複他們的姓名。
也許他們所作的這一切將給我們帶來滅亡……也許這堵可詛咒的牆只是由於他們頭顱的撞擊才會被摧垮。
會議以雙方平局結束。
隨後的幾天很平靜。再沒有看見委員會的影子。勞改營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麼也未曾發生過。
警衛把我送進烏克蘭人分部的醫院。絕食鬥爭之後我是第一個到這邊來的囚犯，是第一個信使。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外科醫生揚琴科把我叫去給我檢查，但是，他問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關於腫瘤的問題。他對於我的腫瘤並不在意，而我也因為遇到這樣一位可靠的醫生而高興。他詳細地盤問絕食鬥爭的情況，他的臉色由於我們共同的痛苦而顯得陰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對同樣東西的感受有多麼不同啊！就拿我這腫瘤來說吧，看樣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獄外的話，它會是個多大的打擊，會帶來多少痛苦和親人們的眼淚啊！可是在這裡，在這很容易身首分離、一命嗚呼的地方，同樣的腫瘤卻僅僅成了一個可以使我暫時躺下休息幾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醫院，同那個血腥的夜晚受傷和被打成殘廢的人們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們打得通體鱗傷，身上連一塊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沒有。有個高個子看守打人特別狠，用鐵管子打。（看，我的記憶力有多壞！怎麼也想不起這個看守的姓名來。）有人已經因傷重死去了。
可是新聞卻接踵而來：「俄羅斯人」分部裡開始鎮壓了。已經抓走四十人。當局擔心引起新的騷亂，這次改變了作法。他們直到最後一天還是和往常一樣態度和善，彷彿正在檢查自己人中間究竟是誰犯了錯誤。只是到了計劃好的那天，當各個作業班已經走出生活區大門的時候，囚犯們發現等待押送他們的衛兵比往常多兩三倍。主人們設計的抓犧牲品的辦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顧，也使他們無法利用工棚的牆和建設工地。把各班帶出營區後，在經過草原尚未到達勞動工地時，警衛隊長突然下令：「立定！舉槍！準備戰鬥！子彈上膛裡囚犯全體坐下！我數三個數，不坐下就開槍！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穌受洗節那樣，受騙的囚犯們無可奈何地被釘在大地上。這時，帶隊軍官取出一張紙，按名單叫人名和號碼，被叫的人必須馬上起立，離開這無力的人群，走到警衛線外去。然後這幾個騷亂者便由另一隊衛兵押回去，或者是開來一輛囚車把他們運走。已清除掉髮酵酶的、剩下來的人又站起來被趕去勞動了。
教育我們的人們就是這樣向我們說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個時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們。
空下來的營區裡也同樣往監獄裡揪人。雖然前些時候的罷工被那四米高牆阻擋住，未能進入烏克蘭人分部，但是「逮捕」這隻禿鷹卻張開翅膀飛越高牆來到了這裡，把烏克蘭人一個個啄去。正是在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前一天。外科醫生揚琴科被逮捕入獄。
是逮捕入獄還是轉押到別處去，這時已經不大容易區別了，現在主人們不像開始時那麼謹慎了。有幾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別處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開始集結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隊，而且對這批人管制特別嚴厲：遞解犯出營門後全戴上手銬。命運的報復！烏克蘭人，就是那些為了保全自已而拒絕支援俄羅斯人絕食罷工的烏克蘭人，在這支隊伍裡比俄羅斯人還要多。命運的懲罰；
不錯，一在臨行前不久他們也為我們失敗的罷工鳴過禮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聯合企業裡好幾處同時發生原因不明的火災（我確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時內使三百萬盧布的財產化為灰燼。（哈薩克一向缺少木材，盛產石頭，可是不知為什麼這個聯合企業卻完全是用木材建築起來的。）對那些被拉去槍斃的人們來說，這就好像是為海上強人們舉行的葬禮，即按照斯堪的納維亞的古代風俗，在焚化英雄屍體時把他的大船同時燒掉。
我躺在手術後的休養病房裡。病房裡只有我一個人；近期來勞改營裡一直亂鬨鬨、所以沒有讓任何人住院，醫院裡十分寧靜。我住在醫院工棚盡頭的一間。再往前走就是停屍房，被打死的科恩菲爾德大夫的屍體已經在那裡放了多日，誰也沒有時間去理他。（每日早晚兩次看守來點名。他走到我的房門前就不再往前去了：為了省事，他朝著停戶房和我的房間把兩手一攤，說；「這裡還有兩個。」就把人數寫在牌上。）
帕維爾·巴拉紐克這次也被編入七百人的解送隊，他竟能通過各條警戒線來到我的病房同我擁抱告別。我們覺得不僅我們勞改營一處，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動，到處都在受到暴風雨的沖刷。我們彷彿被颶風所拋擲。我們無法理解外界仍舊像從前一樣死氣沉沉、寂靜無聲。我們感到自己像是處在大浪的浪尖上，腳下有某種東西正在被淹沒。而假如我們有朝一b能夠再見面的話，那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但是，誰知道會怎麼樣呢。別了，我的朋友！別了，朋友們！
歲月慢慢地流逝。這是一個遲鈍而令人疲憊的年頭，是我在埃克巴斯圖茲營的最後一年，也是「群島」上斯大林時代的最後一年。關進監獄的人中間只有少數幾個被放回來了，因為實在找不到他們的任何罪狀。大多數人，我多年來真正瞭解而熱愛的許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檔案上添上一個永遠抹不掉的記號送進了隔離所（儘管本人早已成為可愛的天使）；有的送去傑茲卡茲甘礦山勞動；甚至還押走一批所謂「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愛詼諧的基什金，醫生們把沃洛佳·格爾舒尼也塞進了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後，躲在「儲藏室」的眼線們又一個個爬出來了。起初他們還膽怯，還瞻前顧後，但不久就放肆起來。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這個叛徒也回到工棚來了，他本是一個普通車工，現在竟當了負責收發囚犯郵包的雜役，也就是說，不幸的犯人家屬千辛萬苦收集到並且寄來的一點點十分寶貴的東西，現在竟被老契卡人員馬克西緬科少校交給這個慣偷去負責分發了。
現在，行動人員又可以隨便把什麼人叫到自己辦公室去問話了。這是一個十分沉悶的春天。那些頭角比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彎下腰去，隱藏起來。我沒有再擔任班長職務（這時要當班長的人又多起來了），而是在鑄造車間當一個幫工。這一年的勞動很累，這也是有原因的：勞改營管理局在摧垮我們的一切希望和請求之後，作為唯一的讓步，決定允許我們實行經濟核算制，即我們的勞動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島這個永遠填不滿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開始計價，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們的勞動所得（其餘的上繳國家）。這個勞動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勞改營收繳作為勞改營維持資，用來養活警衛和軍犬，維修鐵絲網和強管棚，供養行動特派員、監獄看管人員、書信檢查人員、教育人員——總之，那些沒有他們我們就無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員。儘管如此，剩下來的百分之十一三個總還是能夠記到囚犯個人名下的。每到月底，雖然不能把這些錢全部換成勞改營的內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間沒有犯任何錯誤、沒有遲到和惡劣表現，沒有惹長官生氣的話）是可以換成內部流通券使用的。規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沒有幹到足夠的數量，那麼你的勞動成果就會全歸勞改營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面大多數人（噢，這是我們歷史上的大多數，而用剝奪的辦法制造出來的大多數尤其如此！）卻貪婪地、滿心歡喜地接受了主人的這一「讓步」，於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勞動上去，只想掙到一點錢可以到小賣部去買點煉乳、人造黃油、劣等糖果，或者到「營業食堂」去再買一份晚餐吃。因為完成的勞動定額是按作業班計算的，所以連那些不願為了一塊人造黃油而犧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為了集體而勞動。
給營區送影片來的次數也比以前多了。這裡也像所有集中營、農村和偏僻山村的情況一樣，根本不把觀眾放在眼裡，從來不事先宣佈影片名稱。本來嘛，餵豬的人就從來不事先通知豬往槽子裡倒什麼飼料。反正這些囚犯總會在拉上窗簾之前一小時就爭先恐後地擠到食堂去搶佔座位的，根本不考慮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這樣。（可是，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麼英勇地經受過絕食鬥爭考驗的同一些因犯嗎！？）
「麵包和馬戲！」「……這是一種多麼古老的辦法啊！我們甚至不好意思再來重複對它的評論了……、經過多年飢餓的人希望飽餐一頓，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當我們在這裡飽餐的時候，我們的同伴們，那些發起鬥爭的，那些在一月鬥爭的日子裡曾在工棚中高喊「絕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與任何事都毫無關係的人，如今卻在某地受到審判，有些人被槍斃，有些人加判刑期後押到完全與世隔絕的隔離區去了。有些人正受到無休止的折磨，關進牆上劃滿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啟發」；而某個毒蛇少校會走進死回牢笑眯眯地對你說：「噢，你是帕寧！我記得你，記得你。我們就是審理你這個案件的！嗯！我們會替你辦手續的！」
辦手續！這個字眼可真不壞。可以辦把你送往陰曹地府的手續，也可以辦關禁閉一天的手續，連發給你一條舊褲子也得辦手續。到底他們打算管你辦什麼手續？但是。牢門又呼地一聲關上，那條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著走開了，留下你去胡思亂想吧，你為此可以整整一個月睡不著覺，好像用自己的腦袋去撞石牆，弄不明白……
這一切只是說起來很簡單。
忽然，埃克巴斯圖茲營又編組了一個二十來人的解送隊。這個解進隊有點奇怪：召集這些人去的時候並不像往常那樣匆匆忙忙，沒有采取進一步的嚴厲措施，沒有隔離，很象是叫去釋放他們的，可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滿刑。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受過虐待的，’沒有一個蹲過禁閉或懲戒班；他們都是些模範囚犯，是當局滿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膽而狡猾的汽車修理班班長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格涅拉羅夫，平常總像是大大咧咧的機床工、作業班長別洛烏素夫，工藝工程師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國務活動家的莫斯科設計師賴科夫，和藹可親的「自己人」、生就一張油光光的大餅臉的鉗工葉尼卡·米留科夫，還有一名鉗工喬治亞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個很喜歡講道理的人，尤其善於在群眾面前維護真理。
把他們押到哪兒去呢？從這些成員來看，不像是押去懲戒營。囚犯們都對這批人說：「一定是把你們送到好地方去！以後你們就不受看管了戶可是這批人中卻誰也沒有露出笑容。他們只是無精打采地搖搖頭，繼續整理自己的東西，像是連自己的東西也想扔下不帶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惱而沮喪的樣子。難道他們捨不得離開這個騷亂不安的埃克巴斯圖茲？他們甚至在告別的時候也語無倫次，神情極不自然。
這批人被押走了。
並不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忘掉他們。但是，三個星期之後，有人傳說；那批人又被押回來了！押回來？是的。全押回來了？是的。不過他們現在住在營部工棚裡，都不願意回到自己原來的工棚。
難道這些叛徒也要罷工？！埃克巴斯圖茲營的三千人罷工事件還真缺少這麼一個細節呢！噢，怪不得他們當初那麼不願意走！當他們在偵查人員辦公室出賣我們的朋友並且像叛徒猶大一樣簽署供詞時，他們原指望這一切都會永遠是人不知鬼不曉的。本來嘛，我們國家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政治告密館被認為是不容置辯的檔案，而告密人的名字則是永遠不會暴露的。但是，在我們這次罷工中卻出現了某種必要的因素，迫使勞改營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幹達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正式審訊。（是不是必須在他們的上司面前為自己開脫？）因此，便在同一天把這些傢伙帶去作證了。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懷鬼胎，交換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認出來了，而且終於明白了：他們都是被帶去在法庭上作證的。其實，到法院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所謂的，他們並不在乎。但是，他們瞭解古拉格群島戰後時期的一條規定：由於臨時需要而被提審的犯人，事後必須被送回原勞改營。他們怕的是這一手。不錯，當局曾經答應作為例外把他們留在卡拉幹達監獄！甚至還發出了一紙命令。但是，不行，這不合手續，卡拉幹達監獄拒絕收留。
這樣，他們輾轉旅行了三個星期，從「澤克車廂」被趕進遞解站，又從遞解站趕上「澤克車廂」……押解兵對他們喊叫：「坐下！」搜他們，拿走他們的東西，把他們趕進浴室。給鹹魚幹吃而不給水喝……總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討主人喜歡的普通犯人一樣折磨他們。然後。把他們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們又一次看到被他們出賣的人們，他們便把這些人的棺材上的釘子進一步牢牢釘死，給他們的死囚車又加上幾把鎖，使他們漫長的刑期再回到原來的起點，從頭開始……完成這一切之後，又把他們經過各遞解站被送了回來，並且作為已經暴露的叛徒被拋歷了原來的勞改營。
他們已經沒有用處。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樣，過河以後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來，勞改營不是已經被壓服了嗎？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嗎？難道還會有人妨礙眼線們到主人辦公室去彙報嗎？……可是，他們卻不願意離開營部，不願回到原來的工棚！他們「罷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個人壯著膽子繼續裝出從前那副「主持正義者」的樣子回到了原來的工棚，並對大家說；
「誰知道為什麼把我們押走！押著我們轉了好幾個地方，結果又押回來了……」
但是，他的膽量只支援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營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說，過去的一切並沒有白白過去！我們的同志們並沒有白白倒下或被關進監獄。勞改營裡的空氣已經不能再恢復到原先那種令人窒息的狀態了。雖然卑鄙的勾當又有所抬頭，但它的基礎很不穩固。人們現在公開地在工棚裡談論政治。沒有一個派工員或班長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搶拳頭了。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們這個小島開始震盪了，它游離了「群島」……
不過，這只是在埃克巴斯圖茲有所感受，在卡拉幹達就未必能感覺到了。而在莫斯科則幾乎肯定是感覺不到的。特種勞改營體制在一處、兩處、接著又在第三處開始崩潰了，但是慈父和導師對此卻一無所知。‘當然，人們也不會向他報告這些（何況他自己向來不善於放棄任何東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著起火來，他就絕不會放棄苦役營）。相反地，他還計劃在一九五三年進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為了準備新戰爭？）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擴大了特種勞改營體制。例如，埃克巴斯圖茲營原來是斯捷普勞改營的分部，後來又劃歸彼斯強勞改營，而在一九五二年卻升格為一個新成立的額爾齊斯河畔大型特種勞改營（暫稱為達里拉格）的總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隸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蟲——勞改營管理處的成員——被派到埃克巴斯圖茲來，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勞動也來養活這批人。
據說，不久就會押來大批新犯人幹活了。
可是，「自由」這個傳染病此時卻也不勝前走。在這「群島」上還能把它藏到哪裡去呢？就像當初從杜波夫卡押來的囚犯把它帶給我們一樣；如今我們這裡的人又把它帶往別處。那一年春天哈薩克所有遞解站的廁所牆上都出現了用指甲劃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號。「向埃克巴斯圖茲的戰士們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約四十名「騷亂骨幹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間有二百五十名「最兇惡」的人被送到肯吉爾（傑茲卡茲甘車站，肯吉爾村，斯捷普特種勞改營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勞改營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這裡）。其餘的埃克巴斯圖茲的懲戒犯被分別送進斯捷普營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礦山）。
為了恐嚇肯吉爾營的八千名囚犯，當局向他們宣佈：新來的這批人都是匪徒。從車站押往肯吉爾監獄的路上是戴著手銬的。我們掀起的運動就是這樣作為一個被鎖住的神話來到了當時還處於勞動氣氛中的肯吉爾，來把它喚醒。這裡此時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圖茲一樣，仍舊是由告密和拳頭統治著的。
我們這二百五十人在監獄裡一直被關到四月。這時，肯吉爾營的首長費多托夫中校認為我們已經被嚇住，決定把我們帶去勞動。這個營裡總共有統一供應的共產黨最新型號的鍍鎳手銬一百二十五副，兩個人戴一副恰好夠用（肯吉爾營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銬的數目決定的）。
囚犯們的一隻手同另一個人的手一起銬住了，還有一隻手可以活動。也就是說，還能活下去！這支隊伍裡不少人在勞改營監獄裡呆過，很有經驗，也有些久經考驗的逃跑者（騰諾也分在這一批裡），他們都十分了解手銬的特點。於是他們便向同行列的人說明：只要有一隻手能夠活動，用一根針，甚至連針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手銬摘掉。
隊伍來到勞動地點後，看守們為了不耽擱勞動時間，便同時在隊伍的各個地方開始給囚犯摘手銬。這時那些巧手們便把自己的和旁邊人的手銬摘下來藏在衣襟下面。「我們的手銬剛才已經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們根本沒想到要在囚犯去勞動之前先數一數手銬。囚犯進入勞動場地時是從來不搜身的。
這樣，第一天出工我們就從一百二十五副手銬中拿走了二十三副！進入勞動場地後，人們用石頭或錘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辦法：把手銬用防水油紙包起來，埋到當天正在修建的房屋牆壁或地基裡（當天修的是肯吉爾文化宮對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紙包裡還加上一張並不含蓄的附言：「子孫後代們！這些房子是由蘇聯奴隸們建造的！他們戴的就是這種手銬！」
看守們氣急敗壞，不住地咒罵「匪徒」，往回走的時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鏽的舊手銬來給人們戴上。但是，不管他們怎樣小心，進生活區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連丟失幾副。據說每副手銬的價格是九十三盧布。
結果，肯吉爾營的主人不再讓囚犯戴著手銬去工地了。
你只有鬥爭才能爭取到自己的權利！
五月間，開始把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人逐漸由監獄分到普通管區去。
現在該使肯吉爾的囚犯們開開竅了。開始，一隻是向他們作了一個小小的表演；從前雜役們到小鋪子裡買東西向來是合法地不排隊的，這次人們卻把一個沒有排隊的傢伙差一點掐死。這就足以傳遍全營區了：要發生新鮮事了！有戲看了！這批新人可不像我們k也不能說在此之前傑茲卡茲甘勞改營的囚犯完全沒有觸動眼線。不過，那還是個別現象，沒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盧德尼克監獄就曾有人搶了看守的鑰匙，開啟早已看準的那間牢房，殺死了眼線科茲烏斯卡斯。）
如今肯吉爾營裡也建立起兩個秘密「中心」，烏克蘭人的和「全俄」的。為進行「屠宰」準備了一些刀子和麵具。於是，故事又從頭開始了。
眼線沃伊尼洛維奇在牢房窗戶的鐵柵欄上「上吊」了。又有兩個人——一個叫別洛科佩特的班長和一個在國內戰爭時期當過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並與杜托夫的軍隊對峙過的、思想正統的眼線利夫希茨——被殺死了。（利夫希茨在盧德尼克勞改營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當了好久圖書管理員，但是他的壞名聲傳出來了。所以他到達肯吉爾的第一天便被殺死了。）還有一個匈牙利人警備隊長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頭砍死了。這時，曾經當過蘇維埃愛沙尼亞共和國部長的薩烏埃爾第一個開闢了通向「儲藏室」的道路——他逃進了監獄。
不過，勞改營主人也已經知道該怎麼辦。在這裡、四個勞改營分部之間的界牆早已修好，如今他們想把每個工棚都用牆隔起來，八幹名囚犯在業餘時間又開始砌牆了。又把每個工棚都隔成了四個互不相通的單元，每個小區，每個單元都分別鎖門。按他們的理想來說，把整個世界分割成個體才好呢！
看守長，肯吉爾監獄的頭子，是個職業拳擊家。他拿囚犯當靶子進行拳擊練習。他在監獄裡還發明瞭一種方法：墊著膠合板用錘子打人，這樣可以不留傷痕。（在內務部作實際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毆打，不打死幾個，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個講求實際的檢察官大概也都會同意這種看法。但是，說不定會遇到一位理論家呀！為了防備萬一會有理論家出來，所以才墊上膠合板以免留下傷痕。）有一個西部烏克蘭人由於受刑不過而又不想出賣朋友，就上用自殺了。其他的人表現得不如他。這樣，兩個中心就都被破壞了。
而且在「戰鬥員」中間也出現一些貪得無厭的壞蛋，他們木是想著使整個運動取得成功，而是總想自己從中撈一把。他們要求人們從伙房裡給他們多拿些東西來，要求人們把收到的郵包分給他們。這些情況都給這裡的運動帶來了損害，給運動抹了黑。
對於選擇了暴力道路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當年喬治亞的布林什維克卡莫手下的強盜們把搶來的款項交給黨組織財務處的時候，他們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難相信領導這夥人的柯巴（斯大林——譯者注）會不給自己留下一點喝酒錢。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整個蘇維埃俄國都禁止飲酒，但那時他在克里姆林宮裡不是毫不客氣地一直儲存著那個酒窖嗎？！
運動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線們經過這第一次演習也老實多了。肯吉爾營的整個氣氛變得清淨多了。
種子已種下。但是它不會立即生長起來，而且也不會長成完全相同的樣子。
對我們宣講的是：個人不能創造歷史，而在個人逆歷史進步潮流而動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但是，實際上不正是那麼一個人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把我們像綿羊一樣任意擺佈，而我們卻連咩地叫一聲都不敢嗎？！如今人們對我們說：當時誰都什麼也不瞭解——處於隊尾的人們不瞭解，先鋒也不瞭解，只有老一輩的老幹部們瞭解，可他們卻寧可選擇在角落裡服毒、在家裡開槍自殺或者領取養老金安靜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從講臺上向我們大聲說出實話。
這樣，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們這些娃娃們身上了。這樣，在埃克巴斯圖茲，我們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這沉重的拱頂下面，拼命往上一頂，總算給它造成了一條小小的裂縫。儘管裂縫很小，從遠處還看不見，儘管我們自己為此受的內傷很重，但畢竟出現了裂縫，而裂縫是會擴大為缺口的。
當然，除了我們，除了特種勞改營之外，也發生過騷亂，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經完全被沖淡、粉飾、洗刷掉了，以至於現在想舉出勞改營騷亂的大致次數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庫頁島上的瓦赫盧舍沃勞改營當局曾把三名被抓獲的逃跑者放在崗樓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亂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進行五晝夜絕食，造成很大騷亂，逮捕了許多人。還聽說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奧澤爾拉格的崗樓前面朝囚犯隊伍開槍造成死亡之後也發生過一場大騷亂。
顯然，斯大林的勞改營體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經面臨危機，尤其是特種勞改營。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時候勞改營的居民們就已經開始扯斷自己的鎖鏈了。
很難設想，假如他健在的話，這一切將會怎樣發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經濟規律，也不是按照社會規律）那個矮小的麻臉的個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動著的衰老而骯髒的血液停止流動了。
根據「先進理論」的說法，這事其實是不應該引起任何變化的。而那些戴藍滾邊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儘管躲在崗樓裡痛哭流涕，但也並沒有害怕這件事。至於穿黑棉襖的人們（那一天沒有放他們到營區外面去勞動），雖然在得知廣播哀樂並已掛出黑邊旗後把三絃琴彈得叮咚響，卻也沒有敢抱多大幻想。儘管如此，好象地底下還是有某種神秘的東西開始震盪、開始移動了。
不錯，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實行的大赦（勞改營的人把它稱為「伏羅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於死者的思想的，即：愛護盜賊，扼殺政治犯。這個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援，它把盜賊像老鼠一樣撒向全國，讓和平居民去受害，寧肯讓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戶上安上鐵柵欄，寧肯讓警察去把從前捕過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對於犯第五十八條的人，則嚴格地按照過去的比例釋放；肯吉爾第二勞改分點三千名政治犯中僅僅釋放了……三名！
這樣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們確信：斯大林之死並未改變任何東西；對政治犯過去沒有寬恕過，今後也不會寬恕；如果政治犯們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須自己鬥爭！
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勞改營都發生過騷亂。亂子鬧得小一點的如卡爾拉格的第十二勞改點。大一些的如戈爾拉格的起義（諾里爾斯克）。如果多少有些材料，關於諾里爾斯克的起義完全可以單獨寫一章，可惜我一點材料也沒有。
．但是，暴君的死亡也並非毫無益處。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隱藏在某個地方的某種東西動起來了，動起來了。忽然，彷彿有一陣空洋鐵桶翻滾似的鐵皮的咚咚聲，於是又一個個人頭朝下倒栽下來了，而且是從階梯的最上層一直滾進了大糞坑。
現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鋒還是隊尾，甚至群島上的我們這些絕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個新時期開始了。
貝利亞的倒斃在群島上特別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島的最高保護人和總督啊！內務部的軍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難堪、手足無措。在電臺已經廣播，無法把這恐怖訊息塞回播音器裡的時候＿在不得不從斯捷苦勞改營管理局的牆上摘掉那個「和藹可親的」保護人的像片時，斯捷普拉格的首長切切夫上校顫抖著嘴唇說：「全完啦！」（但是，他錯了。他還以為第二天他們都要受審判呢。）軍官和看守們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這一點囚犯可以明顯地感覺到。肯吉爾營第三勞改點的頭頭從來沒有給囚犯看見過笑臉，現在忽然來到懲戒隊的勞動工地上坐下來，請囚犯們吸菸了。（他需要觀察、瞭解一下：這個混濁的人群中有沒有什麼火花在閃爍？他們可能造成什麼危險？）一喂，怎麼搞的？你們總局的第一把手原來是個人民敵人？！」囚犯們以嘲笑的口吻問他。「是啊，可不是嘛！」這位懲戒營的軍官傷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這麼說，連斯大林也沒看出來？」正在受懲戒的囚犯咧著嘴笑。「可不是嘛……」軍官也和和氣氣地回答。「怎麼樣，小夥子們，也許快要釋放你們了。等等看吧……」
貝利亞不僅自己完蛋了，他還給自己的忠誠的機關留下了一個「貝利亞分子」的惡名。從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對內務部任何軍官的純潔性表示哪怕一絲一毫的懷疑，否則就有生命危險。而現在，只要給其中的某個壞蛋扣上一頂「貝利亞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麼保護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勞改營（沃爾庫塔）有兩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眾由於貝利亞的倒臺而情緒激昂的時候，從卡拉幹達和泰謝特押來幾批騷亂分子（大部分是西部烏克蘭人）。在此之前沃爾庫塔的囚犯們還是奴隸般馴順的，所以當他們看到新來的犯人個個是那麼不肯妥協和敢於鬥爭，心裡感到驚奇。
就這樣，我們曾經花費幾個月的時間才走過來的道路在沃爾庫塔只一個月就走過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廠、二號熱電站建設工地、第七號礦井、第二十九號礦井、第六號礦井全部罷工了。這些單位彼此遙遙相望，工作停止。煤礦的捲揚機的大輪子停止轉動的情況互相能夠看見。他們沒有重犯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錯誤：沒有宣佈絕食。看守人員立即全部逃出了營區，但是，「首長，還得給飯吃呀」l當局不得不每天把糧食運到囚犯的生活區，從大門裡塞進去。（我想，這些傢伙是由於貝利亞完蛋才變得這麼好說話的，否則早就採取「斷絕糧草」的戰術了。）罷工的營區成立了罷工委員會，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員立即停止偷竊，因而在口糧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伙食明顯地改善了。第七號礦井掛出一面紅旗，第二十九號礦井朝著附近的鐵路方向掛出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大照片。是啊，他們有什麼別的可掛呢？……要求什麼呢？……要求拿掉身上的號碼，取消窗上的鐵柵欄和門上的鎖（可是他們並沒有自己撕下號碼，沒有自己拆掉柵欄）。他們還要求允許通訊，會見親友，重新審查案件。
一隻是第一天有人對罷工者進行過勸說。然後，整整一星期誰也沒有來。但是，瞭望塔上架起了機槍，各罷工營區都被警衛部隊團團圍住。可以想象得到，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來回奔走：在新情況下怎樣作才正確？這可不容易判斷。一星期以後，馬斯連尼科夫將軍、列奇特種勞改營長官傑列維揚科將軍、總檢察長魯堅科等帶著大批隨從（近四十人）來巡視各個營區了。這群顯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勞改營操場上開會。囚犯席地而坐，將軍們站著講話，責備囚犯們不該怠工，「不象話！」同時也立即說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號碼可以摘掉！」窗上的鐵柵欄？——「已經下令拆除！」了。）但是，應該立即復工：「國家需要煤！」這時，第七號礦井的囚犯隊伍裡不知是誰從後面喊了一聲：「可我們需要自由！滾你的……！」只見囚犯們從地上站起來，紛紛離去了。最後操場上只留下將軍那批人。
人們馬上撕下了身上的號碼，開始拆卸窗上的鐵柵欄。但是，隊伍已經開始分裂，士氣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該適可而止？反正爭取不再到更多的東西。這樣，夜班已經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礦井的機器又轉動起來。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復工，咱們也復工吧，所有工地全開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號礦井位於山後，從那裡看不見別的工地。軍官們對他們宣佈：別處都已復工了。可是這裡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實，只要把他們幾個代表帶去其他工地看看，問題是很好解決的、但這樣對待囚犯未免過分客氣，有傷體面吧？！而且將軍們正渴望著流血呢，他們認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麼勝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訓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輛滿載士兵的大卡車來到第二十九號礦井。囚犯們被召集到大門前的空場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隊形集結在門外。「上工去！不然我們就要採取無情手段！」
並沒有說明無情手段是什麼。看看這些衝鋒槍吧！沉默。一片寂靜。人群中有些分子開始走動了。為什麼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長的人們……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載的人開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卻更堅決地搶到他們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來，面對著工賊們形成了一條封鎖線。群眾猶疑不決。一名軍官企圖衝破這條封鎖線，人們用鐵條打他。傑列維揚科將軍往旁邊倒退幾步，下了命令：「開槍！」朝人群開槍。
自動步槍三次排射，還夾雜著機槍點射。六十六人被當場擊斃。（被打死的是些什麼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無畏的人總是最先倒下去。這是一條普遍規律，格言裡也是這麼說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衛隊拿著棍棒和鐵條追，邊打邊往營區外面趕。
從八月一日至三日連續三天在各個罷工的勞改點進行了大逮捕。不過，怎麼辦呢？失去了保護人的機關已經有點轉動不靈了，偵查工作也無法進行。於是，只好又編成押解隊把這些人押到別處去，即把這「傳染病」送到別處去。群島越來越顯得狹窄了。
對於留下來的人全部實行懲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號礦井內，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頂上有許多用板條釘的補丁，那是修補了士兵衝鋒槍留下的彈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頭頂上射擊的。那是一些不願意當殺人兇手的無名士兵。
但是，朝著活靶子開槍的人也不少。
在赫魯曉夫時期，有人在第二十九號礦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豎起了一個高大的十字架，像電線杆那麼高。後來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豎立起來。
我不知道它現在是否還矗立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