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現在你告訴我：目前你們這項工程的大梁是多大長度？」

穆拉夫廖夫深深嘆口氣：

「我暫時難以準確地告訴您……」

穆拉夫廖夫酒喝得越多，和工地主任說話就越放肆。這時候工地主任決定用書面辦法整垮他。他豁出自己的時間，開始把對他的一切命令都用書面寫出來（副本訂在卷宗裡）。這些命令自然是沒有執行，一個可怕的案件正在積累起來。但是地方委員會主席也沒有慌了手腳。他找到了半張揉皺了的練習本紙，花了半小時時間辛辛苦苦、歪歪扭扭地寫出了這麼幾行字：「茲向您報告木工所有的機械全都不完好也就是都壞了完全不能用了。」工地主任已經屬於另一級的生產領導。對於犯人們來說，他是永遠的壓迫者和永遠的敵人。工地主任已經既不限作業班長們；交朋友也不和他們做交易。他經常打回他們的工作日報單，揭穿他們虛報成績（根據他頭腦靈活的程度），並且可以隨時通過勞改營領導懲罰作業班長和任何一個犯人：勞改點點長……中尉同志：混凝土作業班長犯人佐祖利和領班犯人奧拉切夫斯基澆製的預製板超過規定厚度，以至造成混凝土浪費。為此，請您對上述二人給予最嚴厲處分（希為關禁閉，但需每日帶出勞動）。同時向您報告，犯人作業班長阿列克謝耶夫今日為工作日報單中工作量記錄問題找我談話時，把領班圖馬爾金同志稱為驢，以此對他進行了侮辱。我認為犯人阿列克謝耶夫這種破壞自由僱員領導威信的行為極為不良甚至具有危險性。特請採取最堅決的措施直至押解出營。工地主任布斯洛夫布斯洛夫在適當的時刻自己也常把這個圖馬爾金稱做驢，但是犯人作業班長由於自己的身價不同所以罪該押解出營。

像這樣的條子，布斯洛夫每天都要給勞改營長官送幾張。他認為最高的生產刺激手段是勞改營內的處分。布斯洛夫是那種對古拉格制度已經融會貫通、適應了其中的活動方式的生產長官之一。他在會議上就是這樣說的：「我有和犯人工作的長期經驗。他們威脅說要用磚頭砸死我，我不害怕。」但是他遺憾地說，古拉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經過戰爭和到過歐洲以後再到勞改營裡來的人們都變得不那麼恭敬了。「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工作，你們知道嗎，簡直是很愉快的。比方說，一個自由僱員進來，犯人們必定要起立。」布斯洛夫對於如何欺騙犯人、如何把犯人派到危險的地方，是很內行的。他從來不憐惜他們的體力和他們的肚皮，更不用說他們的自尊心。這個長鼻子、長腿、穿著一雙通過聯合國救濟總署捐贈給困苦的蘇聯公民的美國黃色牛皮鞋的人，一天到晚在施工中的大樓的各層竄來竄去。因為他知道，不這麼辦，那些叫作「犯人」的懶惰骯髒的生物就會在大樓的各個拐角和旮旯裡坐著、躺著、取暖、找蝨子甚至交媾，置短短的十小時工作日的最緊張的時刻於不顧。而作業班長們則聚集在定額辦公室裡，在工作日報單上填寫虛報數字。

所有的領班當中，他只在一定程度上信賴一個叫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戈爾什科夫的人。這是一個有兩撇叉開的白鬍子的乾瘦的老頭。他精通建築施工的業務，也熟悉自己的和與自己相關的工作。而他在自由民當中顯得不尋常的主要特徵是他真誠地關心著施工的結果：不是從錢包的角度，像布斯洛夫那樣（上司會罰款還是會給獎？會罵還是會誇？），而是從內心裡，好像他是在為自己建設這座大樓並且一心想建得好些。他在喝酒方面也很小心，決不把工程忘在腦後。但是他身上也有一個大缺點：和群島配合不上，不習慣讓犯人們永遠戰戰兢兢。他也喜歡在工地上走動，靠自己的眼力到處察看。然而他不像布斯洛夫那樣竄來竄去，不是乘其不備地去抓住做假的人，而是喜歡和木匠們在樑架上、和瓦匠nj在砌好的牆上、和灰泥匠在灰鬥邊坐一坐，聊一聊。有時候訪犯人們吃幾塊糖，這在我們這兒是希罕事。有一種活兒他到老也不肯丟下——拉玻璃。他口袋裡隨時都裝著一把金剛石刀。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拉玻璃，他馬上就開始嚷嚷拉得不對，說著就把玻璃匠推到一邊，自己動手拉。布斯洛夫到索契去了一個月，由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代理。但他斷然拒絕坐進他的辦公室，仍然留在領班們的大屋子裡。

戈爾什科夫一冬都穿著一件俄國舊式的有腰身的短外套。領子都磨光了，而布面子卻保持得挺完好。人家談起他這件緊腰外套時說，戈爾什科夫已經穿了三十二年沒換下來過，在這以前他的父親每逢過節還穿了好多年呢。接著說下去，又知道了，他的父親瓦西里·戈爾什科夫當年是個官家領班。從而就明白了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這麼喜歡石頭、木頭、玻璃和油漆的原因——他從小就是在施工現場上長大的。雖然領班當時稱為「官家的」，而現在不這麼稱呼——但正是現在他們才真成了官家的人，而在當時他們是——藝匠。

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現在還誇獎舊秩序：

「現在的工地主任算什麼？他連一個戈比都不敢挪用。先前那會兒，包工頭禮拜六來找工人：‘喂，小夥子們，進澡堂子以前談買賣還是以後？’人們說：‘以後，以後，大叔！’‘好吧，給你們洗澡錢，洗完了到某某酒館。’小夥子們出了澡堂子，結幫成夥地來了。而那人已經準備好了燒酒、下酒菜和茶炊，在酒館裡等著了……像這樣，在禮拜一能不好好幹嗎？」

今天什麼事都有了名稱，樣樣都給我們說得一清二楚：這叫做血汗制度，喪盡天良的剝削，利用人的低階本能；喝掉的酒和下酒菜的價值，低於下個禮拜從工人身上榨取的東西。

可是口糧麵包，由冷漠的手從切面包房間的視窗扔出來的那一份夾生的麵包——莫非值更多的東西嗎？

上述八類自由居民就這樣人挨人地擠在勞改營旁的狹小的空間：從勞改營到森林，從勞改營到沼澤地，從勞改營到礦山之間的巴掌大的一塊地方。幾個不同類別、等級、階級的人們全都得擠在這個惡臭狹小的新村裡，他們全都互稱同志，他們全都把孩子送進同一所學校。

他們是這樣的「同志」：好像高踞雲端的聖人一樣，在所有其他人頭頂上飄浮著兩三個本地的大頭目，在埃克巴斯圖茲是托拉斯經理黑休克「和總工程師卡拉休克「（這樣的姓你故意想都想不出來！）。以下則是勞改營長、押解隊長、托拉斯官員、勞改營軍官、押解隊軍官、某些地方還有工人供應處長、某些地方還有學校校長（但不包括教師）。等級分明，界限森嚴。越到上面這些界限遵守得越是一絲不苟，對於誰家的女人可以去找誰家的女人一道嗑葵花子這種事情看得越重（正因為她們不是公爵夫人，不是伯爵夫人，所以她們更加小心翼翼地注意著不要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唉，住在這麼一個狹窄的世界裡，遠離其他生活在舒適寬敞的城市裡的高貴家族，只能怪命不好！在這裡每一個人都知道你，你隨隨便便到電影院去看電影都會降低自己的身份。你自然更不會親自去商店買東西（何況最好的和最新鮮的東西他們會給你送到家裡來）。連自己養一口小豬似乎也不成體統：某某人的夫人親手餵豬可是有失身份的！（所以才需要從勞改營裡要來女用人。）在新村醫院的某些病房裡要想和那些癟三、窮鬼們分開，單獨和體面的病友們躺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做到。而且還得把自己的小寶貝送去和天曉得什麼人的孩子同坐一個課桌。

但是再往下面，這些分界線很快就失去了它們的清晰度和意義，已經沒有什麼喜歡找麻煩的人出來維護它們了。等而下之的各類人物免不了要互相攙混經常見面，你買我賣，一起跑著去站隊，為工會發的新年樅樹禮物爭吵，在電影院裡雜亂地坐在一起——不管是真正的蘇維埃人還是根本配不上這個稱號的人。

這些新村的精神中心是設在一間快要朽倒的工棚裡的主要「茶館」。在它附近停著成排的卡車。醉鬼們哭嚎似地唱著、打著響嗝、踉踉蹌蹌地從裡面出來，散向全村；在同樣的水坑和爛泥中間還有第二個精神中心——「俱樂部」。那裡瓜子殼吐得滿地，大皮靴踩得到處是泥，貼著被蒼蠅拉滿深的去年的壁報，門頂上掛著成天嗚嚕嗚嚕的廣播喇叭，舞會上罵孃的髒話充斥於耳，電影散場後動刀子打群架。本地的風氣是——「天晚別出門」，帶著姑娘去參加舞會，最牢靠的辦法是在手套裡面交一塊馬蹄鐵。（不過這兒的姑娘們也不是好惹的。有的一個人能把七個小夥子打得屁滾尿流。）

這個俱樂部是軍官們心裡的一塊病。軍官們到這樣的草棚子裡和這樣的一類人一起參加舞會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到這兒來的是那些拿了假條的警衛隊士兵。但是麻煩就在於年輕的沒有孩子的軍官太太們也迷著到這兒來，而且沒有丈夫陪伴。其結果就會是和當兵的在一起跳舞！列兵們今晚接過軍官夫人的腰，明天還想要他們絕對服從嗎？這不等於和軍官平起平坐嗎？哪一支軍隊像這樣幹都維持不下去！軍官們無力阻止老婆去跳舞，於是全力禁止當兵的去參加舞會（就讓隨便什麼骯髒的自由民去摟抱自己的老婆吧！）。但是這樣一來，向士兵進行的政治教育的嚴整體系——我們全是蘇維埃國家的幸福而平等的公民，我們的敵人全在鐵絲網裡面！——就不免受到損傷。

在營分世界裡，深藏著許多這類複雜而緊張的關係以及八類人員之間的許多矛盾。平時和被專政及「半專政」的人員攙混在一起的忠誠的蘇維埃公民們，總是不放過機會訓斥他們幾句，叫他們知道自己的身份，特別是事關分配新建營房裡的房子問題。看守員們憑那身內務部制服，也自認比普通自由人高出一等。此外，還一定有一些為解救單身男人苦難、因而遭人白眼的女子。還有一些女子，她們巴望找到一個固定的男人，每當聽說要釋放犯人，就走到勞改營門口，拉住不相識的男人的袖子說：「跟我去吧！我有住的地方，能讓你暖和。我給你買一套衣服！唉，你還能到哪兒去？他們還會把你抓進來的！」

新村裡也存在著安全部門的監視系統，有自己的「教父」，有自己的眼線，他們成天忙於打聽：誰替犯人帶信出來投遞？誰在營房牆角後面販賣勞改營裡的服裝？

營分世界居民的法制感以及「我的營房就是我的城堡」的感覺自然比蘇聯其他地方更差些。有些人的身份證「不乾淨」，另一些人根本沒有身份證，第三種人本身勞改過，第四種人是「反屬」。所有這些獨立的免除了看管的公民們對於背步槍的人的命令比犯人更順從，在挎手槍的人的面前比犯人更溫順。他們遇到這些人，決不會昂起驕傲的頭宣稱：「你們無權這樣做！」而是縮成一團，低頭哈腰，巴不得悄悄溜過去。

這種刺刀與制服的無限權力的感覺，如此安穩地翱翔在包括整個營分世界的廣安無垠的群島的上空，如此強烈地傳染給每一個跨進了這個國土的人，以至一位帶著小女兒乘坐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線班機到勞改營探視丈夫的自由人婦女（普-奇娜）在飛機上聽到內務部人員的第一聲要求，就讓他們在自己身上胡摸亂搜，並且任憑他們把小女孩的衣服脫光。咱那以後，小女孩一見到藍箍帽們就哭。）

但是如果現在有人說，沒有比這種勞改營的郊區更可悲的地方，營旁世界是骯髒的下水道，我們的回答將是：各人情況不同。

比如雅庫梯人科洛傑茲尼科夫，他因為把別人的馴鹿趕進水加森林，被判了三年。依照意義深遠的移徙政策，把他從老家科雷馬遣送到列寧格勒服刑。刑也服完了，列寧格勒也逛過了，還給家裡帶回來顏色鮮亮的布匹、但是以後很多年，他還總是對鄉親們以及從列寧格勒遣送來的犯人們頻頻抱怨：

「唉，你們那邊太悶氣了！噢，不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