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砍過一次頭，能不能再砍一次？能。從一個人身上已經剝過一層皮，能不能再剝一層？能！
這全是在我國勞改營裡發明的。這全是在群島上想出來的！不要再說只有作業班才是對世界懲罰學的貢獻了。勞改營內的再判刑難道不是貢獻？從外邊滾滾而來的各條水流到達群島以後並不平緩下來，並不無邊無涯地流淌開去，而是重新被抽進再偵訊的管道。
無情的暴虐統治也罷，專制政體也罷，最野蠻的國家也罷，只要它的已被捕者不能再被捕，已入獄者無處再入獄，已判刑者無人再傳訊，都是值得祝福的啊！
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多這一切都是可以的。用斧背去砸一個被打翻、死定、絕望了的人是何其便利！「專打倒下的人！」——這就是我國獄吏們的道德觀。我國行動特派員們的道德規則是——用屍體當墊腳石！
勞改營內的偵訊和勞改營內的審判可以認為也是在索洛維茨群島上誕生的。但是那裡的辦法簡單：直接趕到鐘樓下，「突，突」兩下就解決問題。在五年計劃和癌病灶擴散的時代，開始採取勞改營內再次判刑的辦法代替子彈。
若是沒有第二次（第三、第四次）的刑期。怎麼能達到把他們永遠隱藏在群島懷抱裡並把所有預定消滅的人統統消滅掉的目的？
刑期的再生，像蛇皮的生長一樣，是群島的生存形式。我國勞改營熱鬧了多少年，我國的流放地冰冷了多少年，這種黑色的威脅就在犯人的頭頂上籠罩了多少年：第一次刑期還沒有服完，又來了新的。在勞改營內再次判刑的事年年都有，但以一九三七——三八年和戰爭年代最為普通。（一九四八——四九年再次判刑的重點轉移到了獄外：有些人本該在勞改營內再審判一次，可是當時疏忽了，放過了，現在只得把他們從外面再趕回勞改營。這些人就是叫做「二進宮」的。至於那些在本營內再次判的，連專有名稱也沒有得到。）
一九三八年實行再次判刑時，不搞再次逮捕，不搞營內偵訊，不經過營內法庭，只把全體作業班成員叫進登記分配科，在新判刑期的通知上籤個字就行了。（如果你拒絕簽字，也不過把你簡單地關關禁閉而已，就像處罰你在禁止吸菸的地方吸了煙一樣。而且還很近人情地向你解釋：「我們並沒有說你犯了什麼罪，只要你在通知書上籤個字。」）——這還是一種善心吧，機器也是有善心的。科雷馬結的是十年，沃爾庫塔還要輕：有八年的，有五年的，由特別庭決定。反抗是徒勞無益的——在群島的沒有盡頭的黑衚衕裡，八年和十八年，以十年開頭和以十年收尾，難道有什麼差別？你的身體今天沒有被抓爛、撕碎，這就是唯一重要的了
現在可以這樣理解：一九三八年營中判刑的流行病的病源是上面的指示。上面忽然覺得過去判得太輕，應當加足分量（有的就得槍斃），才能嚇住沒進來的。
但是戰爭期間營內辦案的流行病又補加了來自下面的快樂的火花，帶上了民間主動性的特徵。上面大約有指示下來，戰爭時期，凡可能成為叛亂核心的最鮮明顯眼的人物都應加以鎮壓和隔離。各地嗜血的兒郎們立即看出這條礦脈裡大有寶藏，也就是自己不上前線的藉口。看來不止一個勞改營裡猜出了這個奧秘，並且作為一個有益、機智、救命的想法迅速傳開了。勞改營裡的契卡戰士們也是在堵機關槍眼，只不過是用別人的身體罷了。
讓歷史家體會一下那些年代的氣息吧：戰線節節東移，德國人包圍了列寧格勒，打到莫斯科城下，佔領沃羅漢口，到達伏爾加河岸、高加索山麓。後方男人越來越少，每一個健康的男人身影都招來責難的目光。一切為了前線！為了阻擋希特勒，政府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只有膘肥體胖、皮白肉嫩、閒著沒事的勞改營軍官們（還有他們在國家安全部門的兄弟）照舊留在後方的職位上。越是深入西伯利亞和極北地帶越可以放心。但要清醒地懂得：安逸的生活是不牢靠的。上面一聲吆喝：「喂，把那些臉蛋紅紅的、手腳麻利的勞改幹部們統統清出來！」一切都會完了。沒有佇列經驗？可是思想覺悟高嘛！如果分配到民警、督戰隊還算幸運。弄不好，那就是編進軍官營！投入斯大林格勒戰役！一九四二年夏天，一些軍官學校整個收攤，全體學員沒有結業就被送上火線。警衛隊裡年輕力壯的押解員已經全抽光了———結果並沒出什麼事。勞改營並沒有散架。這說明即使沒有特派員，看來也不會散架（已經有這個風聲了）。
免徵待遇——就是生命！免徵待遇——就是幸福！怎樣才能確保自己的免徵待遇？一個簡單而自然的想法就是必須證明自己的必要性，證明如果沒有契卡的警惕性，勞改營就會爆炸（這是一鍋沸騰的柏油！），那時我們光榮的前線便會崩潰。白胸脯的行動特派員們正是在這些凍土帶和泰加林的勞改點裡抵擋著第五縱隊，抵擋著希特勒！這是他們對勝利的貢獻！他們不辭辛勞地進行著一次接一次的偵訊，揭露著一個又一個的陰謀。
在這以前只是不幸而疲憊的勞改犯們通過互相奪取日中食的方式進行著生存競爭。而現在大權在握的契卡行動員也無恥地參加進來了。「今天該你死，我還要活到明天！！」但更好是用你這骯髒的畜牲的小命把我的死亡推得遠遠的！
於是乎一個「叛亂集團」就在烏斯特一維姆炮製出來了：共十八人！當然是企圖解除警衛隊的武裝，奪取他們的武器（半打舊步槍）！——下一步呢？下一步計劃的規模實在難以想象：他們想把整個北方發動起來！向沃爾庫塔進軍！向莫斯科進軍！與曼納海姆會合！各地的電報和報告像雪片似地飛來：破獲一起重大密謀！勞改營內情況不穩！行動幹部亟需進一步加強！
這是怎麼啦！每一座勞改營裡都發現密謀！密謀！密謀！規模越來越大！涉及面越來越廣！這些詭計多端的老弱病殘！他們裝作弱不禁風的樣子，可是他們瘦骨嶙峋的生了糙皮病的手卻暗地裡伸向機關槍！噢，謝謝你，契卡行動科！噢，祖國的救星—一「第三廳」！
一幫狐群狗黨坐在這樣的一個「第三廳」（布里亞特蒙古治達勞改營）裡；契卡行動科長索科洛夫、偵查員米羅年科、行動特派員卡拉什尼科夫、索西科夫、奧辛採夫。他們議論道：我們可落後了！人家那裡全有密謀，我們卻跟不上去！我們這裡當然是有重大密謀的，但該是什麼內容？當然是「解除警衛隊武裝」嘍，沒問題是「逃往國外」嘍。因為畢竟是國界線近，希特勒遠。京推開頭呢？
像一群肥壯的惡狗撕扯一隻病瘦掉毛的家兔一樣，這一群藍衣狗向不幸的巴比奇猛撲過來。這個以前的北極探險者，以前的英雄，現在成了一個渾身潰瘍的垂死者。戰爭爆發的時候他不是差點沒把「薩得闊」號破冰船奉送給德國人嗎？現在的密謀當然得由他牽線了！現在正該用他那患壞血病的垂死的身體來搭救他們那些喂肥了的身體了。
「即便你是個很壞的蘇聯公民，我們一樣有辦法強迫你執行我們的意志。你會跪下來求饒的！」「你不記得？——我們會提醒你！」「寫不出來？——我們幫你寫！」「還要考慮？——關禁閉，口糧降到三百克一天！」
另一個行動人員說的是：「很可惜。你以後當然會明白執行我們的要求是明智的。但是要等到我們可以用手指頭把你像根鉛筆似地折斷的時候就太晚了。（他這種形象的說法是哪裡來的？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還是契卡行動學教科書裡有某個不知名的詩人給他們編出來的一套現成的句子？）
現在由米羅年科偵訊：巴比奇剛被帶進屋，一股美味可口的飯菜的香氣就浸透了他的肺腑。米羅年科叫他靠近冒著熱氣的牛肉紅菜湯和煎肉餅坐下。然後，好像沒有看見紅菜湯和肉餅似的，甚至好像也沒有注意到巴比奇看見了這些東西似的，開始親切和藹地舉出足以解除良心負擔和證明為什麼可以並應當提供假證的十大論據。他友好地提醒：
「你第一次從外面抓進來的時候，曾經試圖證明自己無罪——結果不是失敗了嗎？不是失敗了嗎？因為你的命運是在你被捕前就決定了的。現在也一樣。現在也一樣。好吧，好吧！吃飯，吃飯！趁熱吃掉……如果你不犯傻——我們就可友好相處嘛。今後你就能有吃的，有用的……不然的話……」
巴比奇動搖了！生活的飢餓壓倒了真理的飢渴。要他寫什麼，他就寫什麼。誣陷了二十四個人，其中他認識的只有四個！在整個偵訊期間一直供給他好吃好喝，但不餵飽，以便一遍反抗就可以再用飢餓來治他。
讀著他臨終前寫的自述，你不由得會發顫：一個勇敢的人竟會從怎樣的高處跌落到怎樣的低處！我們全都可能跌落……
於是毫不知情的二十四人或被拉去槍斃，或被加上新刑。開庭前巴比奇被派到國營農場去當了清潔工，後來出庭作證，後來得到了一個新的十年，把原來的十年沖銷。但是還沒有服完第二次刑期就在營裡死掉了。
而治達「第三廳」的那幫惡棍呢？……會有人去調查這幫惡棍吧？！總會有人的！當代的人們！後代的人們！……
而你呢？……你原以為進了勞改營就可以把心裡話全倒出來了嗎？以為在這裡至少可以發發牢騷：判得太重！伙食太壞！勞動太多！或者你原以為在這裡可以重複那個導致你被判刑的舉動了嗎？這些話你只要說出一句。你就毀了！你就註定要得到新的十年了。（誠然，自勞改營內新判的十年開始之日起，原來的十年便告結束，所以該著你服完的不是二十年，而不過是十三到十五年的樣子……但反正是比你剩下的壽命長一些。）
你確信你一直是像魚一樣地沉默嗎？結果還是照樣把你抓起來了？這仍然沒錯！不管你怎麼表現也不能不抓你。要知道抓人並不是因為你觸犯了什麼，而且因為要抓人，這仍是在外面實行的那個槍打出頭鳥的原則。當「第三廳」的惡棍們準備打獵的時候，他們按花名冊挑選勞改營裡最顯眼的人們。然後把名單口授給巴比奇……
在勞改營裡韜光養晦更加困難，因為這裡一切都在別人眼皮底下。人要自救只有一個辦法：使自己等於零！絕對的零。一開始就等於零。
事後再給你加上個罪名是一點也不困難的。「密謀風」一刮過去（德軍開始退卻），從一九四三年起，大量的「鼓動」案就蜂擁而至了。（教父們仍然不想上前線！）例如在佈列波洛姆營裡形成了一套現成的罪名？
——旨在反對聯共（布）和蘇聯政府的政策的敵對活動（怎麼樣敵對——由你自己去理解吧！）；
——發表失敗主義讕言；
——以誹謗方式談論蘇聯勞動人民的物質狀況（說實話就是誹謗）。
——流露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望（！）；
——對蘇聯政府發怨言（這尤其可惡！你是什麼東西，畜牲！還要發怨言？領到了「十盧布」（十年）。就該悄悄地待著去！）；
一個七十高齡的前沙皇外交官被指控從事以下鼓動。
——說蘇聯工人階級生活不好；
——說高爾基是個不好的作家。絕不能說他們做得太過頭了。罵高爾基從來是要判刑的，是他把自己擺到了這個地位。比方洛赫切姆拉格（烏斯特一維姆附近）的斯克沃爾佐夫撈到了十五年，罪名之一就是：
——拿無產階級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和某個資產階級詩人相比較。
起訴書裡就是這樣寫的，這對判刑已經夠用了。從偵訊筆錄上可以查明「某個」是指什麼人。原來是——普希金！你看，為普希金也能獲罪——這誠然是少見的例子！
這麼說來，那個真的在白鐵車間說過「蘇聯就是一個大營區」的馬爾京松只得了十年，真該謝天謝地了。
還有那些只得了十年而未被槍斃的拒絕上工者，他們也該感謝上帝。
這倒正合行動處的心意——將來可以再判新的刑期，這使得行動處今後的存在有了意義。等到戰爭結束以後，當再說什麼密謀甚至什麼失敗主義情緒都不會有人相信了的時候，他們將根據日常生活條款加判刑期。一九四七年在多林卡農業勞改營裡，每個星期天都在營區裡舉行公判。有在地裡挖土豆時在篝火上烤吃土豆案；有從地裡偷吃生胡蘿蔔和白蘿蔔案（過去貴族老爺的農奴如果受一次這樣的審判，他們會說什麼？！）；所有這類事情，按剛頒佈的「六·四」法令，都給了各五年和八年的徒刑。有一個快服完了刑的前「富農」，他使喚一頭營裡的小公牛，不忍心看它捱餓。他拿了一個精蘿蔔喂——不是自己！——這頭營裡的牛，結果得了八年。當然，「社會親近分子」是不會給牛吃東西的！老百姓的生命就是這樣十年十年他被奪走了——該活的還活著，該死的就死了。
但這些再次判的徒刑的可怕之處還不在於年頭數字的本身，不在於年頭的憑空決定的異想天開的漫長，而在於這個二次刑期還需要你怎樣去得到，還需要你怎樣沿著積滿冰雪的管道爬過去領取。
對於一個勞改犯說來，似乎逮捕算得了什麼？對於一個曾從家裡的熱被窩裡被逮捕過的人，從光板鋪的不舒服的工棚裡被捕本來算不了什麼。而實際上可大大地不好受呢！工棚裡生著爐子，工棚裡發給全份口糧——但是看守員來了，半夜裡拽拽你的腳丫子：「收拾東西！」唉，真不想走啊！……人們，人們，我是愛你們的！」……
勞改營內的偵查監獄。如果它不比勞改營本身更壞，能叫什麼監獄，拿什麼促成你認罪呢？這類監獄必需是寒冷的。如果不夠寒冷——就只許你穿著內衣呆在監室裡。有名的沃爾庫塔的三十號（這是犯人們從契卡人員那裡學來的叫法。契卡按這個監獄的電話號碼稱呼它）是在北極圈內用木板釘成的一座工棚，零下四十度，靠燒煤來取暖，一天只給一木盒，這當然不會是因為沃爾庫塔缺煤。還故意難為人——不發給引火柴，生火——只給鉛筆桿那麼大一塊木片。（順便說一句，逃亡者被抓回來是脫光了關在這個三十號裡的。兩個星期以後還活著的，發給一套夏季服裝，不發棉坎肩。下沒鋪的，上沒蓋的。讀者！請你這樣睡一夜試試看，工棚裡大約是零上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