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斯托里亞洛娃在她的女友（莫斯科女演員）以及和她一起運乾草的男搭檔（不識字的奧斯曼）的臉上看出了「幸福的密謀」。女演員向她吐露了真情，說誰也沒有這樣愛過她，無論她的當電影導演的丈夫還是所有她以前的崇拜者。只是為了這個原因，她才不願意離開運乾草的工作，不願意離開「一般勞動」。
再說是風險——幾乎和打仗一樣，幾乎要豁出性命：一次幽會被發覺，就要付出被趕出習慣了的地點的代價，這等於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這性格變得愚蠢而放蕩的地方，刀叢上的愛情畢竟是英勇的愛情啊！（奧爾塔烏勞改營的阿尼娘·列赫託年和她的情夫被持槍士兵帶往禁閉室。情夫低聲下氣地懇求士兵放他走，經過了這二十分鐘，阿尼娜永遠斷絕了對那人的愛情。）有人為活命甘願充當受雜役養活的沒有愛情的姘婦。有人為愛情甘願去幹一般勞動，甘願去死。
連一些完全不年輕的女人有時也陷入這類事件，弄得看守員們也毫無辦法：在獄外誰也不會想到這樣的女人還能搞這種名堂！這些女人已經不是尋求情慾，而是為了滿足這樣的需要：關懷什麼人，溫暖什麼人，自己省下吃的給什麼人墊補墊補；替他洗洗涮涮，縫縫補補。她和他共用的飯缽是他們神聖的定情戒指。個女犯向祖波夫醫生解釋說：「我並不要跟他睡覺。在我們這野獸過的日子裡，在我們那成天為口糧和破布爛套子爭吵的工棚裡，我心裡總惦念著：今天該給他補補衣裳，我們還要煮個土豆吃呢。」但是男人有時候還要求別的事，只好跟他就合。而看守員專等著抓幹這事的……翁日拉格有一個波利婭大嬸，是醫院的洗衣婦，她很早就守了寡，一直獨身，曾在教堂裡當過差。她的刑期已經到了末尾，突然一天夜裡發現她跟一個男人在一起。醫生們嘆息說：「波利婭大嬸，你這是怎麼啦！我們對你還抱很大希望呢！現在他們準得調你去幹一般勞動了。」老太婆傷心地點頭：「是啊，是我的錯。照福音書上說是淫婦，照勞改營的說法是……。」
對被查獲的情侶的懲罰也跟古拉格的整個制度一樣缺少不偏不倚的精神。如果情侶之一方是和首長關係密切或工作上很需要的雜役，對他的私情可以好幾年都裝做沒有看見。（一個免除看押的電工調來翁日拉格婦科醫院獨勢點工作。所有的自由人都求得著他。自由人主任醫師把管總務的護土——一個女犯人叫來吩咐說：「給穆霞·布堅科創造點條件！」穆霞是個女護士，電工就是為了她才到這兒來的。）如果是無關緊要的犯人或者失寵的人物，那就會受到迅速而殘忍的懲處。
在蒙古境內的古爾熱德斯（鐵道勞改總局）系統的勞改營裡（一九四七一五0年我國犯人在那裡修築鐵路），兩個免除看押的姑娘跑到男犯大隊去會朋友被抓住了。一個警衛隊員用繩子把她系在馬後，騎上馬，在草地上拖著走薩爾臺奇啥也沒有做過這種事。可是索洛維茨做出來了。
隨時遭追究、查獲、拆散的土著情侶似乎是不可能牢固的。然而卻有這樣的事情，被分開後的有情人仍保持通訊聯絡，獲釋後終於結合。我們知道這樣一件事：醫生，某省醫學院的副教授，他自己都不記得在勞改營裡和多少女人發生過關係，連一個女護士都沒有放過，而且還不止護土。但自從3加入了這個行列，隊伍就到此為止了。3沒有終止妊娠，把孩子生下來了。不久獲釋，定居地未受限制，本可以返回原居住城市，但是為了和3母子呆在一起，他決定留營就業。他的妻子等不及了，自己來這裡尋夫。他躲進隔離區裡面，不跟她見面！（他的妻子不能進去逮他）。他在那裡跟3生活在一起並通過各種方式轉告他的妻子，說他已跟她離婚，勸她離開這裡。
但是能夠使勞改夫妻分離的不僅僅是看守員和長官。群島是一個一切都被顛倒了的國度，嬰兒的誕生本應當使一對男女結合得更緊．在這裡卻把他們分開。孕婦！腦產前一個月被解送到另一個勞改點，那裡有附設產科病房的勞改營醫院。小生命在那裡叭叭哭叫：他們不願意為父母的罪孽而當囚犯。孩子生下來，便把產婦送到不遠的一座專門收容「媽姆卡」（孩子媽）的勞改點。
這裡需要插一句！在這裡不能不插一句！「媽姆卡」這個字包含了多少自我嘲諷啊！「我們不是真正的……」犯人的語言很喜歡給每個字眼加上示卑的字尾，並且總是頑固地這樣做。不說（母親），而說「mamka」；不說（醫院），而說……——同樣的嘲諷，只是不表現在字尾上。甚至表示「二十五年刑期」的這個字也被降格為。即由「二十五盧布」降低到「二十五戈比」。
犯人利用語言的這種固定的偏輕企圖表明，群島上一切都不是真正的，都是冒牌的，都是最次等的，還想表明他們並不珍視一般人珍視的東西。他們很清楚給他們提供的治療完全是冒牌貨；他們被逼著姑妄寫之的所謂赦免申請也完全是冒牌貨。犯人把「二十五盧布」降低為「二十五戈比」是想顯示對這種幾乎等於無期的徒刑也抱著超然的態度：
「媽姆卡」在專門的勞改點居住和勞動，從那裡被押著去給土著新生兒餵奶。嬰兒此時已經不在醫院，而是送進了「兒童村’（或「育嬰院」。各地的叫法不同。哺乳期結束後就再不讓母親和孩子見面，除非「在勞動和紀律方面有模範表現」的可以破例。（這個辦法的好處是不必為這事把「媽姆卡」留在附近的勞改點，哪兒生產需要就可以把她們派到哪兒去。）但另一方面，這些女人也八成回不到她們原來的勞改點與她們的勞改「丈夫」會合。當爸爸的只要不離開勞改營，一般見不到自己的孩子。斷奶以後，孩子繼續在兒童村裡養上一年光景（他們的伙食標準跟自由人的孩子一樣，所以勞改營醫務和總務人員的伙食都佔他們的便宜）。有的孩子斷奶後不適應餵食，便夭亡了。活下來的孩子再過一年就送進了普通的保育院。土著男女生下的孩子就這樣暫別了群島，但並沒有失去以少年罪犯身份重返故土的希望。
據留意者說，母親獲釋後從保育院領回孩子的事並不經常（女賊們從來不領）。因而，這些自幼小肺葉的第一次呼吸就吸進了群島含毒菌的空氣的孩子，許多人一落地就受到詛咒。另一些孩子有人領。有的母親出獄前就委託一些無知識的（也許是信教的）老太婆去把孩子領出來。古拉格放這些孩子出去，儘管這樣做對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利，而且少一個孩子就少一份產房、產假補貼和育嬰室的經費。
戰前和戰時，只要懷了孩子，勞改夫妻就得分離，他們來之不易、拼命隱瞞、四面受敵並且本來就不那麼牢靠的結合就要毀於一旦，所以這時期女人們竭力避免生孩子。這又是群島跟外邊不一樣的地方：墮胎在外邊犯禁，要受法院追究，女人做這種事很不容易。而在勞改營裡，長官們對醫院裡經常實行的墮胎從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對勞改營只有好處。
孩子生不生下來？生下以後怎麼帶？這對任何一個婦女都是難題，對於女勞改犯是更加苦惱的。如果變化莫測的勞改營命運寬容許你從一個心愛的男子那裡受孕，怎麼下得了決心墮胎？生嗎？——必然馬上要分開。你走後他在本勞改點不會跟別的女人相好？孩子會是怎麼樣的？（由於父母營養不良，孩子往往發育不正常。）斷奶以後，就會把你送到別處去（你還有好多年的牢要坐），他們會照看孩子嗎，不會把孩子糟踐嗎？將來能領孩子回家嗎（有些人不許領孩子）？如果不許領，就要傷心一輩子（有些人一點不會）。
打算獲釋後跟孩子爹結合的人，毫不猶豫地走上當媽媽這條道兒。（這種打算有時候能夠實現。這就是a·格列鮑夫與勞改營的妻子二十年後的合影：身邊的一個女兒還是在翁日拉格生的，現在十九歲，多可愛的姑娘，另一個是十年後在外邊生的，當時雙親已經服滿了刑期。）走這條道兒的，還有急著想體驗母性的感受的人——既然沒有別的生活，就在勞改營裡體驗體驗也罷。這個噴著你的奶頭的活生生的小東西畢竟不是冒牌的或次等的貨色呀？（哈爾濱來的利亞利亞生第二個孩子只是為了可以藉此機會回到兒童村看望她頭一個孩子！後來又生第三個，也是為了能回去看頭兩個。服完了五年徒刑，她竟能把三個都保全下來，帶了他們出去。）女勞改犯本人低人一等已無可挽回，但她們通過做母親又樹立起自己的尊嚴，在一個短時期內她們似乎與自由的婦女取得了平等地位。她們還這樣說：「儘管我是犯人，我的孩子可是自由人！」她們寸步不讓他要求給予自己的孩子同真正的自由人一樣的供養和照顧。第三類女人，一般是勞改營裡的老油條和女賊，把當媽媽看做是逍遙自在一年的機會，有時候看成是爭取提前釋放的門道。她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做自己的骨血，連看也不想去看，是活是死也從不打聽。
西烏克蘭來的婦女，有時還包括出身低微一些的俄羅斯婦女，一旦當了媽媽必定想方設法給孩子舉行洗禮（這已經是在戰後）。小十字架巧妙地藏在包裹裡從外邊送進來（看守員決不輕易放過這種反革命行為），或是以麵包為代價向營裡的能工巧匠訂做。也有辦法搞到系十字架的帶子，還有辦法給孩子做一件後開襟的小罩衫和一頂小帽子。從口糧裡省出砂糖，用點什麼糧食烘一塊小甜餅，把最親近的女友們邀請來。會念一段祈禱詞（隨便哪一段都行）的女人總是有的。把孩子在溫水裡浸一浸，就算行完了洗禮，滿心歡喜的媽媽這時便邀請客人們就餐。
有時候專為有乳嬰的女犯（「五十八條」當然除外）頒發區域性赦令或提前釋放的指令。這些指令的受益者主要是案情輕微的女刑事犯和女流氓。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本來就打的這個主意。這一類「媽姆卡」只要在附近的區中心領到了一張身份證和火車票，便常常把已經沒有用處的嬰兒留在火車站的長椅上，丟在頭一個人家的臺階上。（不過也要替她沒想一下，她們並不是都能得到住處、派出所的好臉色、戶口、工作。明天早晨她已經吃不到勞改營的現成口糧。沒有孩子就比較容易重新開始生活。）
一九五四年在塔什干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裡，我挨著一群犯人度過一晚上，他們是根據特別指令從勞改營放出來的。約模三十人，佔了大廳的一角。他們舉止囂張，顯出半盜賊式的放肆派頭。這是一些真正的古拉格兒女，他們知道生活值幾個大錢，根本不把周圍的自由人放在眼裡。男的玩紙牌，抱孩子的女人扯著嗓子爭論什麼事。忽然一個「媽姆卡」發出一聲壓倒別人的尖叫，跳將起來，抓住孩子的腳丫子一掄，把孩子的腦袋在水泥地上「砰」地撞了一下。整個大廳裡的自由人都驚叫起來：「母親！母親怎麼能幹出這種事？」……他們不懂，那女的不是母親，而是「媽姆卡」。
前面所說，都屬於男女混合的勞改營，也就是從革命後頭幾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段時期的勞改營。那些年代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好像只有一個諾文斯克拘留所（由原莫斯科女犯監獄改成）羈押清一色的女犯。這個經驗沒得到推廣，它本身也沒存在多久。
但是偉大的導師和締造者終於安然無恙地從差點兒被他打輸了的戰爭的廢墟底下站起來了，他開始考慮臣民的福利。他的腦子現在騰出來用於安排人民的生活了。當時他發明的有益民生、增進道德的東西可謂多矣！其中的一條就是分開男女，首先從學校和勞改營做起（下一步他可能想推廣到整個獄外社會。在中國還做過更廣泛的實驗）。
群島男女的全面大隔離始於一九四六年，於一九四八年完成。男女犯人分送到不同島嶼。如果是留在同一島嶼，則在男女營區之間拉上一道久經考驗的老友——鐵絲網。
如同別的許多做過科學預言和科學設想的行動一樣，這項措施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後果。
婦女單獨分出來以後，她們在生產中的地位急劇惡化。先前在男女混合的勞改營裡，許多婦女做洗衣婦、衛生員、炊事員、鍋爐工、保管員、會計等工作。現在她們必須丟下所有這些職位。而另一方面，在婦女勞改營裡這類職位要少得多。婦女們被趕出去做一般勞動，被趕進使她們特別受不了的純婦女的作業班。能不能哪怕暫時地從「一般」勞動裡掙脫出來，也成了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女人們開始爭取懷孕，設法從任何一次短暫的相遇，任何一次接觸中留下一個孩子。現在不必像以前一樣害怕懷孕造成夫妻分離，因為一道英明的指令已經把分離賞給了他們。
這樣一來，送進保育院的孩子數量一年之內翻了一番！（翁日’拉格，一九四五年：從一百五十人增至三百人。）雖然同一時期在押女犯的數目並沒有增加。
「給小丫頭取什麼名字？」——「就叫奧林匹亞達（比賽）吧。她是在業餘文藝活動比賽的時候懷上的。」業餘文藝活動比賽，男犯文藝工作隊到婦女勞改點演出，男女突擊工作者聯合集會等等形式的文化活動，還習慣地保留著，男女共用的醫院也保留了下來，現在這些地方也成了幽會的場所。據說一九四六年在索裡卡姆斯克勞改營，分隔男女的鐵絲網是拉在單排柱子上的，網眼很稀（當然也沒有火力警戒）。這樣，饞貓似的土著們聚攏在鐵絲網兩側，女人採取彎腰擦地板的姿勢，男人不用跨過分界線就能佔有她們。
永生的厄洛斯到底還是有一些威力！也並不單單是企圖擺脫「一般勞動」的理智的盤算啊！犯人們感覺到，分界線是永久劃定了，今後只會越來越死，越來越嚴，跟古拉格的所有方面一樣。
如果說男女分隔以前還有過和諧的同居，勞改營的婚姻，甚至有過愛情，現在則只有公開的淫亂。
不用說，長官們也沒有睡大覺，他們對自己的科學預見邊實行邊修正。單排鐵絲網兩側增設了障礙區。後來發現這樣的隔斷仍不夠用，便代之以兩米高的隔牆，兩例仍然沒有障礙區。
在肯吉爾連這樣的隔牆也不管用，痴情的男女越牆而過。這時候，每逢星期日（因為不能浪費生產時間！況且在公休日處理內務是順理成章的）大牆兩側實行星期回義務勞動，強迫他（她）們把大牆加砌到四米之高。說來也逗人；人們參加這種義務勞動倒是興高采烈。在分手之前至少可以和牆那邊的人交個朋友，說上幾句話，約好今後怎樣通訊！
後來在肯吉爾把隔牆接高到五米。五米之上又拉了一道鐵絲網，再往後又接通了一道高壓電網（該死的愛神威力之大——以至於此）。最後在兩頭又設定了警衛隊的瞭望塔。在整個群島史當中，這一道肯吉爾大牆有一段特殊的命運（見第五部，第十二章）。在其他特別勞改營（例如斯帕斯克）裡也建造過類似的牆。
僱主們認為把男奴和女奴用鐵絲網分開是合乎天理順乎人情的。人們對於他們為達此目的而採取的一系列方法的合理而恰當不能不表示欽佩，但是如果有人建議他們在自己家裡也實行起來，那可要叫他們目瞪口呆了。
大牆越來越高，厄洛斯進退維谷。它找不到別的出路，有時飛得過高——變為柏拉圖式的通訊來往，有時鑽得過低——變為同性戀愛。
情書從一個營區甩到另一個營區，或者留在廠裡的約定地點。信裡用暗語寫地址：即使被看守截獲，也弄不清是誰寫給誰的（按目前的規定，查出一張條子就要送進勞改營內的監獄）。
加利亞·維涅狄克託娃回憶，有時候連認識也不是當面的，兩人沒有見過面就通訊了，沒有見過面就分手了。（進行過這樣的通訊的人，知道它的絕望的甜蜜，它的毫無希望和它的盲目性。）在上面說過的肯吉爾勞改營，立陶宛女人們隔著大牆嫁給她們從未見過面的同鄉：天主教教士（當然也是穿著囚衣外套的犯人）書面證明某女和某男在上天面前永遠結為夫婦。在這樣的與隔著大牆的不相識的囚徒的結合（對於天主教信徒說來這種結合是不可改變的，是神聖的）中，我彷彿聽到天使的合唱。它如日月行空之毫無私念，對於錙銖必較的和輕浮跳踉的爵士樂的世紀，它實在太崇高了。
肯吉爾的婚姻也有過不尋常的結果。上天聽到了人們的祈禱，進行了干預（第五部，第十二章）。
婦女們（以及在男女分隔的營區裡給她們治過病的醫生們）現在自己證實，這種分隔狀態她們比男人們更加難以忍受。她們特別容易衝動、神經質。女子同性戀愛迅速流行起來。嬌嫩的年幼女子臉色變得焦黃，眼瞼出現黑圈。身體比較粗壯的充當「丈夫」的角色。不論看守員怎樣驅散這類情侶，她們仍是成雙成對地睡在一張床上。當局把這類「夫婦」中的某些人從本勞改點遣送出去，這時便會爆發在哨兵的槍擊下自己投向鐵絲網的激烈的戲劇性事件。
斯傑普拉格的卡拉幹達分營裡集中的女犯全是「五十八條」。據h·b說，其中許多人一聽說行動特派員要叫去談話，心裡就緊繃繃的，倒不是由於恐懼或是對卑鄙的政治審訊的憎恨，心裡緊繃繃是因為這個男人將要把她和自己單獨鎖在一間屋裡。
婦女營負擔著同樣沉重的「一般勞動」任務。誠然從一九五一年起形式上禁止了婦女伐木場（未必是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的面子上）。但是還有這樣的情形，例如，翁日拉格的男勞改營老是完不成計劃，這時想出來一個給他們加勁的點子——強迫土著們以自己的勞動償付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能免費享受的那件事情。為此把婦女們也趕到伐木場上去勞動，和男人們同在一個押解隊的警戒圈裡，只隔著一道滑雪板壓出的轍跡。現場採伐的木材全算在男勞改點的帳上，但是對男犯和女犯都有定額要求。肩章上有兩道槓槓的長官直接對「木材工長」柳芭·別列津娜說：「如果你用手下的女人們完成了定額，我們就讓別林斯基在小屋裡跟你會一次！」但是，凡是身體棒一些的幹活的男人，特別是身上有錢的生產雜役，這時只要給押解隊士兵塞上幾個錢（要知道這些人的工資也不夠他們胡花的），就能闖進女犯的圈子裡去呆上個把鐘頭（直到買通的哨兵下崗的時候）。
在這個把鐘頭之內，在冰天雪地的森林裡，他們將：選物件，互相介紹（如果事前沒有通過信的話），找地方，辦事。
可是何必回憶這一切？何必觸痛那些當時安安穩穩住在莫斯科市內和別墅裡、在報紙上發表大作、在講壇上發表演說、赴療養地、出國的人們的傷痕呢？
何必回憶這些，如果今天依然如故。不是隻許寫那些「今後不會再重複了」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