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十年代，營地的新時代開始了。這時連索洛維茨也不再是索洛維茨，而成為了一個普通的「勞動改造營」。一顆黑星——這個新時代的思想家納夫塔利·弗連克爾——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變成了群島的最高法規：
「我們必須在頭三個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過後他對我們就沒有用了！」
薩瓦季和格爾曼，還有佐西馬，你們都在哪裡？是誰出的主意要在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魚，糧食蔬菜也不能生長的北極圈附近定居的？
噢，毀壞繁榮的大地的行家們啊！你們竟能這麼迅速地，僅在一兩年之內，就導致一份模範的修道院產業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敗！這是怎樣做到的？是搶光運走了？還是全在原地糟塌淨了？有幾千雙空閒的手，卻不能從肥美的土地裡取得任何東西，這也頗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錯，還有鮮肉，還有梅福季神父種植的出類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們吃的卻是醃鹹的或風乾的爛鱈魚；用大麥粉料或黍子煮的連土豆也不放的稀場。白菜湯或紅菜場從來沒有見過，其結果就是出現壞血病，甚至「辦公室連」的犯人也全部長膿瘡，那些幹一般菊新的鏡不用說了。從遠地派遣點押送回營的犯人隊伍變成了「匍匐大隊」（從碼頭上真的是四肢貼地爬行著回來）。
家裡匯來的錢，一個月准許用九盧布。在格爾曼小禮拜堂裡開設了一間小賣部。食物包裹一個月許可寄來一次，由情偵科拆包。如果不給他們送賄賂，就會宣佈包裹中許多東西不合規定，如麥片等，不能給你。尼古拉教堂和烏斯賓斯基大教堂裡的板鋪越長越高——一直長到了四層。在貼著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見照片6y的宿舍裡住的第十三連，也不比這裡寬敞。下工回來的時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湧向這個門洞，請想象一下在這人口處擠成什麼樣子。到鍋爐房開啟水要排一個鐘頭的隊。每禮拜六的晚點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禱……）。對於衛生當然是特別注意的：強迫犯人們把頭髮推光，把鬍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辦）。此外，長衣服的下襬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為據說它們是傳染疾病的主要來源（而契卡人員的軍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著內衣和披著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沒法從本連的板鋪上爬起來走進洗澡房的。蝨子就可以把他們結果了。（為了多領一份口糧，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鋪底下。儘管這樣做對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蝨子會從變冷了的屍體上爬到有熱氣的活人身上。）衛城裡有一個很差勁的衛生科，它附設著一座很差勁的醫院。在索洛維茨的其他各地，是沒有任何醫藥的。
只有一個例外，那是在安澤爾島上的各各他耶穌受難隱僧修道院，一個懲戒派遣點。那裡治病的辦法是用……謀害。被飢餓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們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著花柳病患者，年邁的殘廢人挨著年輕的小偷。根據垂死者本人的請求，也是為了減輕自己的負擔，各各他的醫生給沒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寧——烈性毒劑。只穿著內衣的鬍子老長的屍體冬天要在教堂裡放很久。然後把它們在門庭裡豎著激起來，因為這樣可以少佔地方。到了該運走的時候，只消從各各他山頂上往下推就行了。
這個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稱很不尋常，別處沒有見過。傳說（十八世紀手抄本，國立公共圖書館，《索洛維茨聖僧列傳》），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約伯在這座山下做節前徹夜祝禱，忽然看見聖母「在天上光華中」顯靈。她說道：「這座山從此稱做各各他，山上將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穌受難隱僧修道院。它將會因為遭受無數苦難而白頭。」因此就給它取了這個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兩百多年過去，這個預言仍是一句空話，似乎看不出何時能夠應驗。自從這裡有了勞動營，你便不能這樣說了。
一九七五年去過的人說，寺院毀了（六十年代還是完整的），但牆壁還保留著，有些地方還能看到壁畫。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區爆發了傷寒流行病。那裡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傷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維茨島。在這個地方的冰冷的「劇場大廳」裡同時倒臥著好幾百名傷寒病人。成百的人進了墳場。（派工員為了怕把名單搞亂，就把姓氏寫在每個犯人的手上。這樣一來，病癒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寫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調換刑期。）一九二九年押來成千上萬的「巴斯馬赤」「他們帶來了一種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現黑斑，必死無疑。這種病決不可能是索洛維茨的犯人們推測的鼠疫或天花，因為這兩種疾病在蘇維埃共和國境內早已徹底消滅了。這種病被稱為「亞細亞型傷寒」。這種病是治不了的，只能採取以下辦法加以根除：如果監室裡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統統封閉在屋裡，不讓出來，只把食物遞過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斷定，群島在索洛維茨時代對自己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這個孩童還沒有猜出他自己將來的性格，這將會是我們的一大科學發現！接著，我們便可以順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樣一步步地顯示出來的。可惜不然！雖然當時沒有什麼人可以請教，也沒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沒有什麼先天的遺傳——群島卻很快就認清了自己的性格並把它充分地顯示了出來。
未來的經驗中的許多東西，早在索洛維茨已經發明瞭。已經有了「免除一般勞動」這句話。全體犯人都睡板鋪，可是已經有人睡木床；整連人住在一間大廟堂裡，可是已經有人住在單間裡。有的二十人一間，有的四、五人一間。已經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權力：打量每批新押解來的女犯，給自己挑選一個女人（幾千個男人只有一兩百女人。後來增加了一些）。靠溜鬚拍馬和出賣別人取得舒適地位的鬥爭已經在進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銷了辦公室內的職位，可是後來又恢復了他們的工作，因為刑事慣犯們只會把一切事情弄亂。不斷傳來的兇險的風聲已經把營內的空氣搞得十分緊張。「對誰也不要相信！」——這已經成為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它擠走了和凍殺了「白銀時代」的溫情主義。）
自由人也已經嚐到了勞動營生活的甜頭，開始認真地享受它的快樂。自由人的家庭有權得到營裡派給的免費的女廚子，隨時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婦、女裁縫、理髮匠到家裡來。文赫曼斯給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極別墅。波將金的排場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龍騎兵上士，後來成了共產黨員、契卡幹部，現在又當了克姆中轉營的營長，他在克姆市內開設了一個飯店，他的樂隊隊員都是音樂學院畢業生，女服務員穿著絲綢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從實行配給制的莫斯科來的古拉格的同志們可以在這裡痛快地吃喝玩樂一番，給他們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婭公爵夫人；帳單是象徵性的，只要三十來戈比，其餘的錢由勞動營報銷。
索洛維茨衛城還不是整個索洛維茨，這還是最受優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維茨甚至不在各個修道院裡（把社會黨人運走以後，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勞動派遣點），而是在森林採伐場上，在遠處的工地上。但是現在最難探明這些偏遠荒僻的場所的情況，因為正是在那裡勞動的人沒有活下來。據我們知道，早在那時候就已經是：秋天不讓他們曬乾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裡幹活也不發給禦寒的衣裳和靴襪；工作日的長短根據勞動定額決定：定額完成了，工作日結束；沒有完成，你就別想進屋。當時也已經發明瞭這種「開闢」新派遣點的辦法：把幾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無準備的荒無人跡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維茨的最初幾年，要求拼命幹活和下達突擊任務看起來是陣發性的，是間歇發作的火氣。它們還沒有變成纏住不放的制度。全國的經濟還沒有以它們為基礎，五年計劃還沒有制定。北方特種營最初幾年顯然並沒有對外承擔硬性的經濟計劃，而且對於營內勞動的耗工量也並沒有認真的統計。因此他們忽然可以隨隨便便地用懲罰代替正經的生產勞動：從一個冰窟窿裡舀水灌進另一個冰窟窿，把圓木從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後再搬回來。這表現出殘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現出原始性。當要求拼命幹活變成了一種周密的制度以後，在嚴寒中往身上潑水和捆在樹上喂蚊子就已經是多餘的了，是浪費劊子手們的精力。
有這樣一個官方的數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羅斯聯邦範圍內，「參加勞動的犯人只佔全體犯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國內有大量失業的情況下，也只可能是這樣）。不清楚這裡麵包括了勞動營本身的內勤勞動或者僅僅是「外活」。但是其餘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沒有那麼多內勤勞動可乾的。這種比例不能不同樣表現在索洛維茨。可以肯定，整個二十年代那裡有不少犯人沒有被派去從事任何經常性的勞動（部分的原因是他們身上沒有衣裳），或者只擔負著形同虛設的職務。
震撼了全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維茨。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新局長（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諾格捷夫（就是那個屠殺社會黨人的薩瓦季修道院勞動營的長官）「在大為震驚的聽眾的一片驚訝的低語聲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報告了以下的數字：不算北方特種營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長的森林採伐業，單單依照鐵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兩家的「外活」訂貨計劃，北方特種營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務：一九二六年產值——六萬三千盧布；一九二九年——兩百三十五萬五千盧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兩番。在卡累利阿的摩爾曼斯克邊疆區境內，道路建設的產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萬零五千盧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萬盧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於不知怎樣消耗犯人體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維茨到此告終。勞動——魔術師前來幫忙了。
索洛維茨的創辦時期，一切都是通過克姆佩朋克特進來的。它度過了成熟期以後，從二十年代末開始，又通過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擴充套件，向大陸擴充套件。現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頭，就是到大陸上的派遣點去勞動。先前索洛維茨在大陸上只有兩個派遣點，索羅卜和蘇姆關廂，兩處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產。現在北方特種營膨脹起來，已經忘記了修道院的邊界。
犯人們開始修築一條由克姆往西穿過沼澤地帶的克姆-烏赫塔公路，「過去認為在這裡修路幾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凍死。索洛維茨的犯人們對這條路怕得要命。在好長時期內，衛城大院的上空迴響著低沉的恐嚇聲：「怎麼？？想去烏赫塔了？」
這時動工的第二條公路是帕蘭多夫斯克公路（以麥德維熱戈爾斯克為起點）。在施工過程中，契卡人員加什澤命令把炸藥填在一塊岩石裡，叫幾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過望遠鏡觀看怎樣把他們崩上天。
據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紅山（卡累利阿），讓一群犯人留在森林裡過夜，作為對他們沒有完成任務的懲罰，結果凍死了一百五十人。這是常規的索洛維茨方式，沒有什麼可懷疑的。
另一個傳說就比較難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烏赫塔公路上的一個叫庫特的小居住點附近，一個大約一百人的犯人連隊因為沒有完成定額而被趕進火堆裡——全都燒死了！
告訴我這事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當時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維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個老索洛維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沒有蒐集到關於這個事件的旁證（可能誰也蒐集不到。還有許多別的事情，也蒐集不到證據，哪怕是一條孤證）。但是他們既然能把人們凍死，把人們炸死，為什麼就不能把他們燒死？是因為幹這件事在技術上困難一些嗎？
請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寧願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讀一讀下面的材料吧。這是同一年，由同一個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由同樣的犯人，但在另一地點——科拉半島修築道路的情況：
「在白河河谷，沿著伍德亞爾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難，修通了一條通往庫基斯伍喬爾山（磷灰石產地）的全長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們用……」（你們想的是用什麼？有一個詞好像要脫口而出，但是不能寫到紙面上，不是嗎？）「……原木和沙土把沼澤填平，整平了由於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複雜地形。」在這以後，北方特種營管理局又在那裡修築了一條鐵路——「需要在冬季的一個月內完成十一公里……」（為什麼非要在一個月內完成不可？為什麼不能推遲到夏天？）「……任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萬立方，」（在北極圈內！冬天！那難道是泥土嗎？那比任何花崗岩還要堅硬！）「必須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鎬、鐵棍和鐵鍬去挖掘。」（有手套嗎？……）「大量的橋樑工程延緩了修路的進度。晝夜三班，煤氣燈的光芒射穿了北極的黑夜。在雲杉林中開伐通道，掘出樹根，迎著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風雪……」
請你們再讀幾遍。現在請眯上眼睛。現在猜想象一下：您，一個柔弱無力的城裡人，契柯夫的迷戀者，落進了這個冰冷的地獄！您，帶著繡花小圓帽的土庫曼人，迎著這場夜間的暴風雪！並且還要請您挖挖樹根！
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還是在各種各樣的「個人迷信」之前，當時地球上白色的、黃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種族都把我國看做自由的明燈戶在這些年代，遊藝劇場里正在大唱特唱有關索洛維茨的逗趣的歌曲。
僅在若干小島上建立一座與世隔絕的特種營的這個原來的意圖，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被（被生產任務）破壞了。在索洛維茨誕生和成熟了的群島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惡性擴散。
這時便產生了一個課題：既要把我國全境都向它開放，又不讓全國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島的每一個小島嶼，每一塊小高地都必須處在蘇維埃洶湧大海般的敵意包圍之中，兩個世界中許界限分明，不許互相摻混。
這時便有了引起「驚訝的低語聲」的諾格捷夫的報告。他說這些話是為了寫成一個決議，為了寫成克姆市勞動者的決議（接著就會登上報紙，就會在各村鎮張貼）：
「……蘇聯國內日益加劇的階級鬥爭……以及空前增長的戰爭危險……要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和北方特種營管理局與勞動群眾同心協力，提高警惕……
「……通過組織社會輿論……展開鬥爭，反對……自由人與犯人拉拉扯扯、窩藏逃犯、收買贓物和公物……反對階級敵人散佈的關於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語。」
這都是些什麼樣的「流言蜚語」呢？是說營裡關著完全無辜的人們。是說如何在那裡把他們整死。
下面還有一條：「……人人都有義務及時報告……」
可惡的自由人！他們和犯人交朋友，他們窩藏逃犯，這是極可怕的危險。如不及時制止，就搞不成什麼群島。國家就要滅亡。革命就要失敗。
於是針對著這類「惡意」的流言，散佈出一些誠實而進步的流言：營裡關著的是殺人犯，暴徒！每一個逃犯都是危險的強盜！關上門，提防著，救救你們的孩子！捕捉吧，告發吧，協助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協助——趕緊來報告！
現在，隨著群島的蔓延擴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業和築路派遣點上的絕無生望的前景，但畢竟逃犯腳底下踩著的是完整的大陸，這裡總歸有一線活命的希望。即使當北方特種營還侷限在與世隔絕的小島上的時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斷地擾動著索洛維茨人的心。容易受騙的人期待著自己的三年期滿，而有先見之明的人已經明白，無論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們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從索洛維茨怎麼逃呢？海面半年結冰，而且不是整的，許多地方有裂溝。飛旋的暴風雪，徹骨的嚴寒，無邊的濃霧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遠就能看見。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漸長的時候，才是方便機會。當然不是從衛城裡逃出來，而是認可以走動和有時間進行準備的派遣點上逃走。人們在靠近海岸的樹林裡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間劃出去（有時直接騎在原木上），碰運氣，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國輪船。島上的人們根據警衛人員的慌亂、汽艇的出海，知道發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維茨的犯人們又興奮又緊張，好像是他們自己在逃跑。他們悄悄地問：還沒抓住？還沒發現？……想必許多人哪裡也沒到就淹死了。也許有什麼人到達了卡累利阿海岸，那個人便會比死人更無聲無息地隱藏起來。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國的事件是在克姆發生的。那個勇敢的傢伙（我們實在孤陋寡聞，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語，但是沒有讓別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碼頭給外輪裝木材的機會，和英國人接上了頭。押解隊發現少了人，把這艘英國船扣留了一個星期，搜查了幾遍，但是沒有找到逃犯。（原來：每當從靠岸的一側開始搜查時，英國人把他用錨鏈從另一側放到水下，嘴裡叼著一根出氣管。）為扣留外輪而付出了一大筆違約罰款。最後做出了犯人大約已淹死的結論，就把輪船放了。
經海上逃走的還有別松諾夫等五人（馬爾扎戈夫，馬爾布羅斯基，薩佐諾夫，普里布盧金）。
於是在英國便出現了一部書，好像還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劉松諾夫《我的二十六座監獄和我從索洛維茨島的逃亡》）。
這部書使歐洲大吃一驚，（他們無疑會指責逃犯作者誇大其詞；「新社會」之友們當然不會相信這部誹謗性的作品！）因為它與人們已經熟知的情況相牴觸：《紅旗報》（德共機關報）關於索洛維茨島上天堂的描寫，蘇聯駐歐洲各國政治代表處散發的介紹索洛維茨的畫冊：精美的紙張，一間間舒適的僧家的富有真實感的照片。（身在奧地利的我國女共產黨員娜傑日達·蘇羅夫採娃從我國駐維也納政治代表處收到一本這樣的畫冊後，曾憤慨地駁斥了歐洲流行的關於索洛維茨的誹謗。而她未來的丈夫的姐姐這時候恰好蹲在索洛維茨，她本人也註定了將要在雅羅斯拉夫水隔離所「排成單行」放兩年的風。）
誹謗雖然是誹謗，但是它終歸造成了一個叫人傷腦筋的缺口！一個以「黨的良心」索爾茨為主席的全俄中執委的委員會前來調查在索洛維茨島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人家原來什麼情況也不瞭解嘛！……）。但這個委員會只不過坐著火車沿摩爾曼斯克鐵路轉了一趟，什麼特別的事也沒有辦。至於上島考察，他們認為再好莫過於派——不，勞駕！——剛好不久前回到無產階級祖國的偉大無產階級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去一趟。他的證言將是對那本卑鄙的國外偽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駁斥！
人未到，訊息已到，索洛維茨囚徒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警衛人員們忙碌起來。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們的期待！在這暗無天日、橫行肆虐、沉寂無聲的淵藪中，突然衝進一隻雄鷹！海燕！頭一名俄國作家！這下他可要給他們一個利害看看！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們！這下老爺子可要來保護我們啦！人們簡直像期待全國大赦似地期待著高爾基！
首長們也發了毛：連忙把見不得人的東西儘量隱藏起來。把門面儘量裝點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髮送到遙遠的派遣點，以便營裡留的人少一點，衛生所讓許多病人出院，打掃環境衛生。用沒有根的雲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條通往三個月前創辦的兒童教養院的「林蔭路」（幾天之內枯木了）。這個教養院是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驕傲，那裡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沒有一個是敵對階級的成分。高爾基當然會有興趣在那裡看看，為了使少年罪犯們將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現在是怎樣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發生了疏忽：只穿著內衣和披著麻袋片的犯人們在波波夫島上為「格列市·博基」號輪船裝貨，這時不知從哪裡忽然出現了高爾基的扈從們，要上這艘船！發明家和思想家們！儘管智者千慮也必有一失，但這也是一個值得你們鄭重研究的課題：一個光禿禿的小島，沒有一叢灌木，沒有任何可以隱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現了高爾基的扈從。諸位能拿出解決辦法嗎？把這些有礙觀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們藏到哪裡去？如果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現在看到了他們，他整個這次旅行將等於白費。是的，當然，他會努力不去注意他們，但是也要幫幫他的忙啊1把他們扔到海里去？他nj會在水裡撲騰……理進土裡？時間來不及……不，這件事只有當之無愧的群島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員下了一個命令：「停止工作！全體靠攏，擠緊些！坐在地下，坐著不許動！」一塊帆布苦到了他們頭上。「誰動一動我要他的命！」前裝卸工馬克西姆·高爾基登上了舷梯，啟碇前站在輪船上觀賞了整整一小時的風景——並且沒有注意到……
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灣走下了輪船。和他並排走的是他的兒媳婦，穿著一身皮貨（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馬褲，瘦窄的高筒皮靴）。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活的象徵與俄羅斯文學家並肩而行。
高爾基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官員們的簇擁下，邁著輕捷的闊步，走過幾個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門都大敞著，但他幾乎一間也沒有進去。在衛生科，穿著嶄新的白大褂的醫生護士們夾道歡迎，但他幾乎一眼都沒看就走出去了。從這裡，北方特種營的契卡人員們毫無畏懼地把他帶上了斧山。這裡有什麼看的呢？原來，禁閉室裡並沒有人滿為患的現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沒有什麼樹根！一根沒有。盜賊們坐在長椅上（這時索洛維茨已經有了大量的盜竊犯），他們全都在……讀報！他們當中誰也沒有站起來告狀的膽子，但是也想出一個花樣：把報紙反著拿在手裡！於是高爾基走到一個人身邊，不做聲地把報紙正過來。他發覺了！他猜透了！他不會棄之不顧的！他會出來保護他們的！
乘車去兒童教養院參觀。一切多麼文明1每人單獨睡一張木床，有床墊。孩子們全都聚在一起，每一個人都很快樂。忽然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開口了：「你聽著，高爾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嗎？要我告訴你嗎？」是的，作家點了點頭。是的，他想知道真實情況。（唉，你這壞孩子，你為什麼要破壞文學祖師爺剛剛建立的安樂生活……莫斯科市內的宮殿，莫斯科近郊的莊園……）當時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們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陪同人員——都退到外面去，這個男孩子花了一個半小時時間把一切都對這位瘦長的老頭子說了。高爾基老淚縱橫地從工棚裡走出來。一輛四輪馬車接他到特種營長官的別墅裡去進午餐。孩子們一下子湧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說了嗎？」「說了！」「樹根的事說了嗎？」「說了！」「人代馬的事說了嗎？」「說了！」「從臺階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裡過夜呢？……」全部，全部，愛說實話的孩子原來全部都說了！！！
但是我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經和男孩子談過話以後，高爾基在為這次訪問特備的「意見簿」上留下了這樣一段題詞：
「我難以用簡單的幾句話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於（！）對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衛士同時又能成為異常勇敢的文化創造者的人們的驚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頌揚。」
二十三日，高爾基登船離去。他的船剛一離岸，那個男孩子就被槍斃了。（噢，闡釋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學的專家！他怎麼竟沒有把這個孩子帶走？！）
這就是他們向新的一代灌輸對正義的信仰的方式。
人們試圖對我們說，這位文學界的領袖在上面曾百般推託，不願意發表對北方特種營管理局的讚頌。但是這怎麼行呢，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這可是在資產階級的歐洲面前啊！這可是在當前的形勢下啊，在這樣危險而複雜的局勢下啊！那裡的管理制度嗎？……我們會改變，我們會改的。
於是他就發表了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接二連三地轉載於我國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報刊，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宣稱拿索洛維茨來恐嚇人民是毫無根據的，宣稱犯人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將入木的時候，給了群島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爾基從義大利歸來直到死前的可憐的行徑歸因於他的謬見和糊塗。但是不久前公佈的他的二十年代書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動機——物質欲——解釋這個現象。高爾基在索倫託吃驚地發現他既未獲得更大的世界聲譽，也未獲得更多金錢（而他還有一大幫僕役要養活）。他明白了，為了獲得金錢和抬高聲譽，必須回到蘇聯，並接受一切附帶條件。他在這裡變成了雅戈達的自願的俘虜。斯大林搞死他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純粹是出於過分的謹慎：高爾基對一九三七年也會唱讚歌的。
至於勞動營的管理制度，他們的確履行了諾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懲戒連裡，現在是人貼人地連續站一個星期。一個委員會來到了索洛維茨，這次已經不是索爾茨的那個，而是偵查懲戒委員會。經過調查（在當地情報偵查科的協助下），查清了索洛維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為都是白衛軍官（行政科）的勾當，一般說是貴族分子，部分是大學生乾的（不錯，就是那些從上一世紀起就不斷在聖彼得堡煽風點火的大學生們乾的）。這時候又發生了神經失常的科熱夫尼科夫（遠東共和國前部長）、舍普欽斯基和牛相傑格佳廖夫三人的純屬胡鬧的失敗的逃亡事件。這個事件被誇大成荒誕離奇的白衛軍官的大密謀，說他們計劃奪取一艘輪船開走。於是開始抓人，雖然沒有一個人承認過這個密謀，但案子照樣越滾越大，抓人越來越多。
預定抓三百人。如數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趕回宿舍鎖起來。為了縮短去墳場的道路，開啟了平時封閉的「聖門」。整個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帶到刑場。（每帶出一批人都傳來一陣狗的絕望的哀號，這是一條被掛在什麼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為它的主人巴格拉圖尼正走在這一批人中間。各連的犯人們根據狗叫聲計算著帶出去的批數，但是槍聲在狂風中聽不清楚。這個哀號聲繪劊子手們的刺激這樣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著黑子一起叫的狗統統槍殺了。）
行刑者有那三個吸嗎啡的浪蕩公子，有警衛隊長傑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長烏斯賓斯基。（只有從表面看問題的人才會覺得這種結合是奇怪的。這個烏斯賓斯基的歷史具有所謂「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卻能集中表現出時代的精髓。他是作為一個神父的兒子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正是以這樣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著他的是什麼？審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這個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換不了的。不對！烏斯賓斯基發現了辦法：他宰了他的老子並且向當局宣佈他這樣幹是出於階級仇恨！這是一種健康的感情，幾乎根本不能算謀殺！他得到了輕判。進營以後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頭角，不久就獲得釋放。現在他已經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維茨文教科科長了。這次執行處決是他主動要求的還是別人要他證實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們不清楚。那天黎明時，有人看見他在洗臉地前抬著腿，洗刷染滿鮮血的皮靴筒。
他們殺人的時候喝得醉醺醺，槍打得馬馬虎虎——僅僅蓋上了一層薄土的大坑到早晨還在那裡動彈。
整個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陸續從大陸上運來一批批的人，到這裡來槍斃。（庫里爾科也隨其中的一批被處決。）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樂隊的伴奏聲中，由犯人們把整個墳場推成了平地。
經過這些處決之後，北方特種營管理局長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據認為這就是新的索洛維茨的法制時代的開始。
不過新時代也不過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幾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維茨。這些人拒絕來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領取任何證件和護照，不肯在任何文書上簽字，手裡不肯拿錢。他們之中為首的是一位八十歲的白鬍子老頭，盲人，拄著一根長柺杖。每一個明白人都能看清這些教派分子無論如何也進不了社會主義，因為進了這個社會就得大大地和各種證件打交道，所以最好還是讓他們死掉。於是就把他們送上小野兔島。這是索洛維茨群島中最小的一個島，沙土地，沒有樹木，荒無人煙，只有一間先前的打魚僧人居住的過夏小屋。當局表示可以發給他們兩個月的口糧，但有一個條件：每一個教派分子必須在表冊上簽收。他們自然拒絕。這時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裡普尼科娃出來干預。別看她當時還那麼年輕，也別看當時蘇維埃政權的年齡也還不大，她這已經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會計室、派工員和正推行人道主義管理制度的勞動營長之間奔走交涉。起先請求憐憫這些教派分子，後來請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島上去，指派她作記帳員，她可以負責按日發給他們食物並經營全部帳目。這似乎和勞動營制度毫無牴觸，但仍遭到拒絕。安娜大聲喊道：「可是你們供給瘋子口糧並不要他們簽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員回答說：「這也許是莫斯科的指示……我們不瞭解……」（這當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別人誰敢負這個責任？）結果什麼吃的也沒有帶，就被送到島上去了。過了兩個月（正好是兩個月，因為這時候該上島去勸他們簽收下兩個月的口糧了），人們乘船登上野兔島，只發現了他們的被啄碎了的屍體。全體都在，一個也沒有逃跑。
現在，在我們這個偉大世紀的六十年代，有誰來追究罪責呢？
不過，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為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維茨勞動營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漸變化。從一個為必遭滅亡的反革命分子準備的無聲陷阱越來越變為對當時說來是新式的，對我們現在說來是舊式的普通人的勞改營的模樣。國內「勞動人民中特別危險分子」的人數急劇地增長。普通刑事犯和無賴們大量地送到島上來。老資格的慣竊和初出茅廬的扒手們登上了索洛維茨的土地。這裡的營地裡灌進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們在克姆中轉站相遇的時候，前者向後者喊著說：「我們偷東西，可是不賣身！」後者也給她們以響亮的回答：「我們賣的是自己的，不是偷來的！」）原因是，當時全國宣佈了（當然不見報）開展消滅賣淫現象的鬥爭。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統一規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許多人被轟到索洛維茨群島上來了。從理論上說是明明白白的，正當的勞動很快就能把她們改造過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她們總抱著自己低賤的社會職業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氣白賴地要求給押解隊營房擦地板，趁機勾引紅軍戰士，破壞押解勤務條令。她們也同樣輕而易舉地和看守員交上朋友，當然不是免費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維茨，她們被安頓得更好。分配給她們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給她們送來穿戴和禮物，「尼姑們」和其他女反革命給她們的汗衫繡花，藉以從她們手裡掙一點錢。刑滿之後，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闊氣地拎著裝滿綢緞的箱子；出發到蘇聯各地去開始她們的正當生活。
男賊們在這裡幹起了賭牌的營生，而女扒手們則認為在索洛維茨最有利的事莫過於生孩子；當地沒有託兒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來就短暫的服刑期間免除勞動。（在她們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從來沒有走過這條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維茨來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後就不斷地送來了（全在十六歲以下）。起先把他們安置在衛城附近的兒童教養院。那裡有前面說的那些裝門面的木床和床墊。他們把公家發的衣裳藏起來，嚷著說沒有衣裳，不能上工。後來連這些小傢伙也派到林場去幹活。他們有的從那裡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結果是被捉回來，被清查出來。
隨著好成分的犯人們的到來，文化教育科頓時振作起來了。使勁地號召掃除文盲（但是小偷們對「紅桃」和「梅花」本來就會認），掛出了一條橫幅：「犯人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參加者！」甚至還發明瞭一個術語：「再鍛造」。（正是在這裡發明的！）
這時候已經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黨中央向全體勞動者發出了展開競賽和突擊運動的號召，犯人們怎麼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處的自由人都在拉車，難道還不該讓犯人駕轅嗎？）
我們下面引用的資料不是來自活著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學家阿維爾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議讀者將它們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時候甚至需要在它們前頭加上負號。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維茨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工作者運動指揮部。窮兇極惡的累犯、殺人犯和強盜突然變成了「精打細算的經濟工作者，熟練的技術指導者，能幹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憶：他們慣於衝著你的臉吼叫：「給我交出木方來，你這反革命！」）小偷和強盜們剛一讀完黨中央的號召，馬上丟掉手裡的尖刀和紙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們在章程上寫著：公社社員的社會出身必須是貧農、中農和工人（需要說一句：在登記分配料的名冊上，盜竊犯的出身一概寫為「前工人」——舍普欽斯基的口號「索洛維茨為工農服務！」差不多變成了現實），「五十八條」絕對不能入社。（社員們還提出了一項建議：把他們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們的人數，算出一個平均刑期。服滿這個刑期後，全體同時釋放！儘管這項建議體現了共產主義精神，但契卡人員認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維茨公社的口號是：「向工人階級償還欠債！」還有一個比這更精彩的：「獻出全部，不要分毫！」（這是一個已經完全成熟的口號，大概是值得在全蘇普及的。）對於犯了錯誤的社員，他們想出了這樣一種慘無人道的懲罰辦法：禁止這些人出工！（對於小偷們，恐怕我不出比這更嚴厲的懲罰了！！）
不過索洛維茨的行政長官們並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樣頭腦發熱，他們並不過分信賴小偷們的積極性，而是相反地採用了列寧主義的原則：「突擊工作——突擊供給」！這意思就是把全體社員們遷入單獨的宿舍，在那裡他們得到較軟的床鋪，較暖和的衣服，單獨開火，吃得比較好（當然是犧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員們對這些非常滿意，為了使所有的社員都能留在社裡，他們走下了一個人也不開除的規矩。
非社員們也很喜歡這樣的公社，他們全部申請加入。但是上級決定不接受他們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個「勞動集體」，它們已經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優待。但任何一個集體也都不要「五十八條」，儘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無賴們也總在小報上教訓「五十八條」們說：「現在是你們該懂得我們的營是一個勞動學校的時候了！」
一篇篇的報告用飛機送到古拉格：索洛維茨的奇蹟！盜竊犯態度的急劇轉變！罪惡世界的激情轉化為突擊、競賽和完成生產財務計劃的動力！上頭看了不勝驚訝，馬上把這裡的實驗結果廣為傳播。
從此索洛維茨就開始這樣生活了：一部分編入「勞動集體」，他們完成任務的百分數不是簡單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長！（文教科用集體的影響解釋取得這個成績的原因。可是我們知道這不過是「圖赫他」——勞動營裡玩慣了的虛報產量的把戲。）
另一部分是「無組織的」（也就是吃不飽的，穿不暖的，乾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們總是完不成勞動定額。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維茨突擊隊代表會議決定：「用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壯闊浪潮來回答資本家關於蘇聯強迫勞動的讕言。」三月，突擊隊已經發展到一百二十三個。可是在四月間忽然要求它們實行總清洗，因為「階級異己分子鑽進了集體，以便從內部進行瓦解。」（果真是個謎：「五十八條」一個也沒有讓參加，是誰在瓦解它們？恐怕是因為虛報產量的事露了餡。只顧吃喝玩樂，一算帳，砸了鍋，只好拉出幾個來打屁股，好讓別人能繼續混下去。）
在歡樂的喧譁聲後面，進行著解送犯人的無聲的工作：「五十八條」們正脫離原生的索洛維茨腫瘤，被送到遼遠而兇險的地帶，去開闢新的勞改營。
聽說一艘（又一艘？）運犯人的超載駁船沉沒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從安澤爾被單個地、秘密地帶出去。警衛人員都奇怪：這是什麼神秘的犯人？
讀者，請您開啟俄國極北地區的地圖。從索洛維茨群島去西伯利亞的海路要經過新地島。以破冰船打頭的船隊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開往西伯利亞，運去犯人和各勞改營一年的口糧。很多年在新地島上也有勞改營，那是最可怕的——因為落到這裡來的人是「沒有通訊權」的。從來沒有一個犯人從這裡回去過。這些苦命人在那裡開採和建設了什麼，怎麼活的，怎麼死的——這些今天我們都還不知道。
但總有一天我們能等到證言！